《谁在敲门》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圣捷列扎村

第二章 学校

第三章 一个带有字母“Ｂ”的名字

第四章 回忆父亲

第五章 邀请

第六章 弗朗茨·坦年鲍姆

第七章 新相识

第八章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

第九章 期待

第十章 送给阿格利毕娜的头巾

第二部

第一章 开战前夕

第二章 谈话

第三章 电报

第四章 转折

第五章 将军办公室里的第二次谈活

第六章 上前线

第七章 审讯

第八章 浅蓝色的礼服

第三部

第一章 空降兵

第二章 深交

第三章 暗号

第四章 乌利里赫·卢克

第五章 普里莫什·乔班

第六章 于尔根·阿申巴赫

第七章 十毫升碘酒

第八章 决斗

第九章 里帕

第十章 在“伯阳”饭店以及远离饭店的地方

第十一章 普里莫什和科泰

第十二章 情侣

第十三章 在清晨４点多的时候

第四部

第一章 从四层楼上看盟军会师

第二章 归来

第三章 伊兹麦洛沃公园中的林荫路

第一部 第一章 圣捷列扎村

　　巴库公社粮食局局长维利耶夫起身迎接佩斯科夫斯基。他象真正的高加索人那样，伸开双臂，搂住客人，稍稍提起，接着便亲吻起来。土生土长的高加索人都懂得，单单用语言并非总能表达出所有的感情。

　　“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看见你我真高兴，高兴极了。来。让我拥抱你。你真是个好样的！你说，咱们最后一面是在哪儿见的？”

　　“最后一面？在巴依洛沃监狱，放风的时候。”

　　“你的记性可真好呀！唔，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来，你是因为在区舰队搞宣传鼓动被判刑的，是不？和我同牢房的保利·卡尔洛维奇后来怎样了，你还记得吗？就是1914年在捷列扎村窝藏土耳其间谍的那个电报员。给他判了几年？”

　　“不知道是3年还是5年。我记得他总是向上帝发誓，说他没有罪……”

　　“你大概会觉奇怪，这个维利耶夫怎么不问问你的情况，倒先想起一个日耳曼人。你的生活情况我了解。我可不是缘无故提起这个电报员的。其实，他是自己人。战后，我请他来做过客。他说，他的家乡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移民村，简直是人间天堂。我现在越发常常想起这个捷列扎村。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把你找来的。当然也想和你见见面。可是你明白，现在不是畅谈的时候。照直说吧，我们需要你来粮食局工作。我已经听到汇报，说你打报告要求去打仗，现在我正想让你承担一项真正的革命战斗工作。”

　　“局长同志，您既然谈到这个，那就请允许我说几句。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一半，打仗这一行我比较熟悉。难道就把这一切都白白地扔掉？粮食工作我可不怎么会搞，说得确切些，这一行我还得从头学起。而且，我对这种工作也不感兴趣。给我一个同打仗比较相近的工作吧。我是一名炮兵军官，在革命部队里，在培训年轻的红军指挥员方面，我会更有用的。您比我更清楚，敌人绝不会对我们公社善罢甘休，也不会让我们安生。”

　　“亲爱的，我都非常清楚，”维利耶夫往前迈了一步，把手放在佩斯科夫斯基的肩上。他碰到冰冷的皮外套，立刻抽动了一下双肩，然后走到灯前，把火拧大些。“这冬天真讨厌，快过去算了。瞧，亲爱的，我们粮食局非常需要有经验的革命干部，在这方面并不亚于部队。听见没有，一点也不亚于部队。现在城里的粮食储备只够两个星期用的，至多３个星期。要让人们不光凭一股热情信赖我们，你知道这需要……”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维利耶夫拿起听筒。

　　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局长同志，纳基耶夫家打来电话，说有急事，接吗？”

　　“接吧”

　　“委员先生！”听筒里说，“我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你不要动斯柯别列夫兄弟的粮仓，你听见没有？”维利耶夫向佩斯科夫斯基招了招手：走近点，你听──他把听筒对着佩斯科夫斯基。“那里的面粉已经剩下不多了。你要是想抢，那就放把火烧掉它，你和我们都别想得到，让它去见真主吧。再见，你好好想想我的话。”

　　维利耶夫慢慢地放下了听筒。

　　“这样的电话，一天有好几次。瞧，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可是没有粮食，如果我们没有最低限度的储备，我们就不能制定任何计划。可以说，粮食问题的解决，决定着我们巴库公社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来，为什么想起了捷列扎村。”

　　一个肤色黝黑、纽孔上别了一只小红结的年轻人走进屋来，把一叠文件放到维利耶夫面前，要他签字。他还提醒说，各部队来开会的代表已经到齐。

　　维利耶夫很快批完了文件，说道：“让他们等５分钟，请他们原谅。”

　　然后，又对佩斯科夫斯基说：“你看，我没有时间说服你，让你相信这项工作对革命是多么重要。现在谈主要的。带上５、６个海军战士——我们会给你久经考验的、觉悟最高的同志——马上出发去捷列扎村。银行拨给你钱。搞不到粮食就别回来。侨民们有的是粮食。对，必须给他们讲清楚革命的目的，说服他们把粮食卖给巴库人。老兄，这里需要一种特殊的外交。懂了吗？别的县我们也派了全权代表，让他们带上皮靴、套鞋、布匹去换粮食。可是那些日耳曼人有的是这种东西，所以你带钱去。不过不能乱花。我们的预算状况你是知道的。你必须搞到9，000普特①粮食！记住，不能少于这个数字！详细情况，比如什么时候调给你装粮食的车皮，什么时侯出发，怎样和我们保持联系，有人会告诉你的。”

　　【 ①１普特约合16．38公斤。——译者】

　　维利耶夫从抽屉里拿出委任书，上面有巴库苏维埃主席斯捷潘·沙乌米扬的签字。委任书写明：巴库苏维埃粮食局工作人员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佩斯科夫斯基系为巴库市采购粮食之全权代表，现委派其同捷列扎移民村正、副村长洽商，敬请大力协助。

　　佩斯科夫斯基把委任书放进衣袋，戴上军帽，举手敬礼：“维利耶夫同志，如果一切顺利，完成了任务，那么我调动工作的请求是不是就算同意了？”

　　“哈，你倒真顽固，”维利耶夫笑了起来。“回来再说。现在先让我拥抱你，祝你顺利归来。”

　　移民村村长仪容整洁。脖颈细长。他从维也纳式编椅上站起身来，迎接佩斯科夫斯基，脸上既无欣喜之色，也无颓然之态。他冷漠地伸出手，嗓音沙哑地说道：“我是格吕弗尔特·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可是从远道而来？”

　　“我不习惯以‘先生‘相称。我叫佩斯科夫斯基。叫我佩斯科夫斯基同志就行了。我从巴库来。”

　　“我们这里也都是同志，大家一律平等，有人生活得好些，有人差些，但我们彼此还是喜欢以‘先生’相称，因为我们互敬互爱，而且不想改变风俗习惯。”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冷冷的目光字斟句酌地读着佩斯科夫斯基的委任书，久久地、吹毛求疵地琢磨着。他还问道，委员先生是不是已经到过别的村子，还是日耳曼人有幸先蒙宠幸。当他得知，委员暂时还没到过别的地方，先从捷列扎村开始，便不满地哼哧起来。

　　阿尔谢尼掏出烟请对方吸，烟盒里面装着专为这次谈话准备的“捷尔比”牌香烟。

　　村长不声不响地用手捻了捻纸烟，惬意地嗅着：“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好东西。老牌子喽。我应该付多少钱？”

　　“一个钱也不用付，”佩斯科夫斯基答道，同时后悔不该掏出香烟。

　　他想起，大战爆发的第二年，他正和自己的炮兵连残部在马累耶库利契基喂虱子，有一次，７个人只剩下了半荷包烟，他听到一个总是乐于遍施“天惠”的军士讲道：“弟兄们，人家说，德国人有这么个风俗，真的，你要是找人要根儿烟，马上就得从口袋里拿出几分钱，把帐算清楚。瞧，这是什么规矩。真的。”

　　现在，佩斯科夫斯基望着村长那双冷漠的眼睛，心中想，谈话开始得很不得当。本来应该派一名有心计的律师到这里来，而不应该让他这样—个只会下令或者从命的战士来。在这里，没有分寸的话只能适得其反。移民们都十分吝啬，来必会按照他给的价儿让出粮食。他听说，派到巴库城郊阿普朗伦半岛各村的全权代表都已经买到了粮食，原因是在那些村子里有雇农和富农，有穷有富，一种刻骨的仇恨使他们径渭分明，从而使年轻的政权得到了舍此便无法生存的粮食。

　　贫农们对于那些不属于他们，但却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财富，总是了如指掌。他们知道，谁大概有多少粮食，可能藏在哪里。新政权派的全权代表一旦到村，他们都十分乐于协助。可德国移民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佩斯科夫斯基知道，整个移民村只有一个彼得算得上是个雇农。他身材高大、没有胡子，是个敦厚、有些痴呆的农民。他田无一垅，房无一间，帮谁盘灶、看孩子、种田或者放牛，就住在谁家。这个彼得对于给他饭吃，给他活干的人极其忠诚。

　　是的，在这里应该用另一种办法。必须把这４７２户按照自己的、佩斯科夫斯基不太熟悉的风俗习惯生活的人家，把整个村子，把这些年纪虽有老少之分、但却全都话语迟疑的人们变成盟友，必须打破这堵几十年来形成的与世隔绝的厚墙。

　　可是，怎样打破呢？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行？

　　“您为什么说‘一个钱也不用付’呀？”村长诧异地问道，继续端详着那支烟。“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如果它没有价格，那为什么要费力去造它呢？就为了得到一声‘丹可申’①，为了一声‘谢谢’？你们的俗话说得好，‘谢谢’不能当饭吃。我应该付给您多少钱？”

　　【 ①德语“谢谢”的译音。——译者】

　　格吕弗尔特完全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非常清楚将要谈些什么，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城里的情况，知道全权代表们也拜访了别的村子。他正等待着这几天会有人到捷列扎村来。对于这次会晤，他已经做了准备，设想过各种可能的问答，甚至连回答问题时的腔调也想好了。如果全权代表一味坚持，他，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便建议召开全村大会，让大会决定，谁能交多少粮食。对，就是交，而不是卖，因为新政权给的价钱比市场上低得多……不过，新政权完全不应该同村子里的这部分人搞坏关系，这些人素来以勤劳肯干、精明过人、无人嗜酒而为人称道。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时地把用粗线缠着腿的眼镜扶正，掸掉桌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一再说明。在４７２户人家当中征购9，000普特粮食，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那样，明年开春全村就会没有粮食吃，也没有种子下田。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身子，他那象是受了委屈，但又带有威胁口吻的低沉声音，从天花板的某个地方落了下来：“您作为新政权的代表，如果不相信我，您可以和邻居们谈谈。他们会告诉您同样的情况。”

　　哦，毫无疑问，邻居们非常清楚该说些什么。是的，他们可以从自己不多的存粮中拿出一点儿来，但决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们的粮仓，否则全村会一拥而上，决不允许……这里没有贫农和富农，大家都一样；全村奋起，家家相帮，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们带这些全副武装的海军战士来干什么？就是为了护送粮食？

　　这些，佩斯科夫斯基心中全都一清二楚，于是，便婉言谢绝了同村民的会晤。

　　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听着客人讲述国内形势，革命的目的，以及他对日耳曼人精明强干的无比敬仰，不住地微微点头。他一面点头表示理解，一面在心中暗暗思量，假如他们是在另一种场合、另一个时间里见面。他也许会更相信全权代表的话。可是现在，当一个有所求，而另一个不想给的时候，这些话便都失去了本来的含义。

　　“我们可以拿出……”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抬头望着天花板，用关节突出的手指拨弄着算盘珠，“我们最多可以拿出6，000普特，您知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吗？”

　　“我们非常清楚，格吕弗尔特同……哦。格吕弗尔特先生，”佩斯科夫斯基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竭力奉承的腔调，便一下子憎恶起自己来，接着完全改变了调子。“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您所提的数字……我很理解您对全体移民所负的责任，但是我仍然不能相信，您的同志、邻居会不关心……会拒绝帮助革命艰难地起步。我们建议同你们合作，是的，我拥有全权表明这一点。同时，我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使我们的关系变得不愉快……假如我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我当初肯定会拒绝接受这种任务的。”

　　佩斯科夫斯基沉默了一会儿，掏出烟盒，但他看到，对方根本没有吸刚才拿的那支，而且把烟放到了一旁，好象表示，既然他们没有谈妥，他也就无权碰这支烟。看到这种情形，佩斯科夫斯基沮丧地关上了盒盖。

　　“既然这样，那就请您把全体村民召集起来。我想和他们谈谈。”

　　“今天无沦如何不成，有些人到埃利扎别特波尔①去了，那里有位社勃科夫斯基先生去世了，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地方志学家，是我们极好的朋友……而且，我们有个习惯，如果要开会，必须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好让大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完，能腾出空来开会。假如您早一点儿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在礼拜天祈祷完毕之后宣布这件事。这样重大的事情至少……至少需要提前３天通知。”

　　【①即下文出现的耶利萨韦特波尔，此人俄语讲得不标准．——译者】

　　“您让我怎么办呢？空手而回吗？”

　　“为什么要回去呢？欢迎您在我们这里作客。请看一看我们怎样生活，象不象资产阶级。”

　　“那好吧，”连佩斯科夫斯基自己对这个答复也感到有些突然。

　　第二天一早，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便传遍了８里长的主要街道──和睦街。这条大街穿过整个移民村。在铺砌着鹅卵石的“通行大道”中段，设有村管理所、邮局、两家商店（其中一家窗板紧闭、正等待择吉日开业）、学校和诊所，还有那些最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的住宅。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吕弗尔特的寓所也在这里。

　　不论是住在“通衢大道”上的头面人物，还是住在“大道”两侧的老百姓，对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都没感到慌乱，大家十分镇静：近年来的事变使移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命运的变换无常，学会处变不惊、忍耐克制。其中有些事件使他们久久难以忘怀。

　　1914年底，在土耳其投靠三国同盟并宣布参战后不久，移民村突然来了一队宪兵。这是一个骑兵排。他们包围了邮局和保利·卡尔洛维奇的家（同邮局毗连）。保利·卡尔洛维奇是一个老实的、不惹人注意的电报员。他和一般日耳曼人不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全家哭诉不停。邻居们也互相询问，这个老老实实的保利·卡尔洛维奇能有什么事呀？准是误会了，简直是草木皆兵，竟怀疑这么一个人是间谍。可是宪兵们很快又拉出一个大吵大嚷、比比画画的陌生人，他发誓自己无罪，并且把双手伸向天空，呼唤真主为他作证。这是一个土耳其间谍．他搜集在外高加索公路上兵源调动的情报。他有一张桥梁和隧道平面图，准备在土耳其军队到来之前炸毁它们。保利·卡尔洛维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移民村便住进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彼得洛维奇·里帕的宪兵队司务长。他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并把所有可疑的来客报告给上司。

　　司务长极为尽心尽职，所以曾经两次得到上司嘉奖。一次得到50卢布；另一次因为积极卖力，本来应该荣膺奖章一枚，但因为政权改变而没来得及捞到手。

　　十月革命后，里帕由于惯性作用，继续照章行事了大约３个月。后来，他竟非常顺利地改行当上了学校园地的看守，开始等待时机。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自己，就连别人也感到惊奇不巳。里帕以为，他那监视、探听并及时汇报的习惯会自然而然地改掉。可是当他得知巴库的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他心中盘算着，怎么干才好些。他明白，平时观察积累的材料足以使他得到一个比眼前屈居的位置不知要显赫多少倍的肥缺。不，他并不想隐瞒自己当过宪兵，但他同样也不想隐瞒，他可以同旧的东西──旧习惯、旧观点、旧时的朋友，以及一切能使人回忆起旧时代的东西彻底决裂。当然，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谁有多少粮食，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全权代表，如果事情干得神不知鬼不觉……，那肯定会提拔他、嘉奖他，也许还会给个一官半职……幻想把里帕带出这间建在校园中央的小破屋；带到九天之外。

　　清晨，伊利亚·彼得洛维奇把胡子刮得精光，带上那条他亲手用拨火很削成的拐杖，好使自己的身子和思想都感到稳一些，然后慢条斯理地向格吕弗尔特的寓所走去。看到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后，他规规矩矩地问候了一声。接着便问道，听说有一位姓佩斯科夫斯基的客人，他想和他谈谈，因为从前在下诺夫戈罗德认识一个人，也姓这个姓。想打听一下，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是不是他的亲戚。

　　这时，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从屋里一步跨了出来。主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伊利亚·彼得洛维奇介绍给他，但悄悄地把这个看守过去的身分告诉了他。村长有意把佩斯科夫斯基和里帕引进餐室。隔着一堵厚厚的屏风式的墙壁，他的女儿马尔塔躺在那里。几天前，马尔塔在牛棚里崴伤了脚。格吕弗尔特顺便到女儿那里，向她使了个眼色，好象说，你仔细听着，记住谈些什么。

　　这个吩咐使人感到不快，并且有伤人的自尊心，但这是严父之命。马尔塔不知道，也猜不出会谈些什么，但从父亲那严厉的手势看，她感到将要谈十分重要的事情。于是，马尔塔放下书，侧耳倾听起来。

　　里帕在隔壁谈话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咳、咳，天气还可以，这天气还可以。听说，今年冬天长。您在我们这儿过得怎么样？”

　　“挺好，” 陌生人不想长谈，只说了两个字。

　　“我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来的：1912年，在下诺夫戈罗德我认识一个人，叫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佩斯科夫斯基，在造船厂当工程师。他在德国留过学，是一个十分宽厚的人……我想，这个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是不是您的亲戚呀？…这个姓不常见。我很想知道，政变后他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活着？”

　　“不知道，我头一次听到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这个名字。”

　　“那太可惜了。这么说，我白白打扰了您。真对不起。”马尔塔听得出，里帕挪了挪椅子。他大概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她不明白，父亲对这次谈话怎么那么感兴趣。

　　“顺便告诉您，我对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情况都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说，我非常乐于用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帮助新政权。”

　　“您这是要干什么？”

　　“我知道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整个移民村都说，您是来买粮食的。但是他们早有准备，各自找地儿把粮食藏了起来。这些吝啬鬼，没见过世面。他们习惯于靠盘剥我们俄罗斯兄弟发财致富，这伙寄生虫，全都养肥了。我知道谁有多少粮食，都藏在哪儿。如果您愿意……”

　　“我洗耳恭听，”陌生人冷冷地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来报告粮食的数量，’里帕以司务长式的恭顺口吻说道。马尔塔感到，他这时一定是站得笔直的。“我不帮忙，您会感到很困难……在这经受考验的时刻，我愿为国家效劳。”

　　“您真肯帮忙呵，我真没料到……”

　　“我非常非常高兴。

　　“只是您的帮助对我毫无用处。”

　　“为什么没用处？”

　　“是的，毫无用处。不找帮手也可以过得去。

　　“您怎么，把我当成了密探？” 在里帕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受了冤枉的调子。“人家到您这儿来是为了，为了…没有我，看您会拿到什么！”

　　“再见，再见，到时再说吧，我的好先生。”

　　在隔壁，门砰的一声夫上了。看来，里帕不辞而别，而陌生人脱口骂了一句。

　　马尔塔把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全都告诉了父亲。格吕弗尔特一声没吭，转身出门，径直来到彼得住的小房子。谁也猜不透，村长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夜里，里帕的房子起了大火。火刚起的时候，不知是谁往窗口里丢了块石头，惊醒了这位前司务长。里帕只抢出了皮大衣、靴子和一张旧照片。这张照片是见不得人的，它常常勾起他对往日幸运时光的回忆。照片上，里帕和一群为积极卖命而受表彰的宪兵们在一起，中间端坐着一位双眼外突、上唇蓄胡的长官。

　　那天晚上，格吕弗尔特在副村长马克斯·坦年鲍姆的家里一直坐到深夜。两个老朋友仔仔细细地盘算了一遍，该怎么办才好，如何答复巴库来的全权代表。

　　“算了吧，移民村不会变穷的。他这么尊重日耳曼人，还把那个告密的家伙赶了出去，我想，就尽力帮他吧，” 坦年鲍姆说。

　　“你这么想？”格吕弗尔特问道。

　　“其实你也是这么想的。”

　　过了一天。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到村管理所门前。庄稼汉们默不作声地往格吕弗尔特家的仓库卸面粉。马尔塔在过磅。

　　“你们怎么运走呀？不害伯吗？周围到处都是土匪。”

　　“没关系。主要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总有法子运走的，”佩斯科夫斯基兴高采烈地答道。“我就知道，同日耳曼人是可以说得通的。您看看，我带来的这些小伙子有多棒！”

　　马尔塔恳求父亲允许她跟大车到车站去，让医生看看脚。路上，她不住地仔细端详着这位身材匀称、十分自信的俄罗斯人。从前，她只是听说过、读到过关于革命者的故事，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这个俄罗斯委员体态健美，皓齿如雪，双目炯炯有神。看得出，是一把好手。看姑娘一眼吧，哪怕看上一眼呢，这会费他什么力？

　　可是，佩斯科夫斯基正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大车。他带来了５名身体健壮的海军战士，个个全副武装。但是他知道，即使有一股藏在附近树林中的土匪来偷袭，他们的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阿尔谢尼不断催促大车快走，想趁天亮赶到车站。他骑的是一匹小马。毫无疑问，这匹马的前几代一定混过驴子的血统，因此它比佩斯科夫斯基所知道的任何一匹马都更加执拗。

　　车站已经在远处出现了，马尔塔请车夫把大车停下来，她走到佩斯科夫斯基跟前。抓住他的马蹬，从下往上把他看了一遍。

　　阿尔谢尼霍地跳下马：“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尔塔难为情起来，细声细气地喃喃说道：“我只想……问问，您以后还到我们这里来吗？”

　　“不一定来了，亲爱的。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如果我知道您还再来……日子…会过得轻松一些。”

　　“噢，原来是这样，”佩斯科夫斯基感到有些惊讶。他暗暗对自己说，恭喜您，阿尔谢尼同志。只是不明白，您怎么会使这么一位美人情销魂断的？瞧，她的微笑多么和善。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这样的微笑？不要白费力了，您想不起来。就连您自己也成了一个不爱笑的人。请问，您怎么会有这样的福份？“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亲爱的马尔塔。可您，可您完全不了解我呀。”

　　“了解，” 姑娘深信不疑地答道。

　　佩斯科夫斯基心里想：“我很会记人的面孔。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天以前，只知道她叫马尔塔，是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女儿。而且十分可惜，有些跛脚。”他不由地朝马尔塔的脚望了一眼。

　　“我的脚崴了一下，”她看透了他的意思，说道。“我想让车站的医生看看。我们那位医生老得不行了，什么也看不见。我看，他巳经记不得什么药治什么病了。我一直坐在车上，刚刚才下来。

　　“亲爱的马尔塔，你们这里好极了。我非常高兴，你们全家、你父亲帮我完成了革命任务。”

　　“我们也很高兴。”

　　“你说的是真心话？这些粮食你们本来可以卖更多的钱呀？”

　　“革命会给勤劳的人带来些什么，我们有人明白这个道理。”

　　“咳，这和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告诉我……为什么你希望我再来？万一我是坏人呢？”

　　“不，这不会的。我知道。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这当然不好……可是我听到了您和里帕的谈话。

　　“你告诉过别人吗？”

　　“只告诉过父亲。

　　“是这样，现在我有点儿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多少粮食，我应该买多少粮食，你的乡亲们就送来多少，一声不吭，也不讨价还价，一斤都不差。现在我懂了，是谁帮了我的忙。让我谢谢你，还有…”

　　“还有什么？” 马尔塔把脸凑到他跟前，柔顺地、期待地望着他。

　　“假如我能象亲吻朋友那样吻你……”

　　“在你们俄罗斯人当中，‘象朋友那样’吻是什么意思？”

　　“马尔塔同志，你提的问题很难回答，”佩斯科夫斯基声音喑哑地说。

　　“你有妻子吗？”

　　“顾不上这些，亲爱的马尔塔。战争啊！我在加利西亚①、在波罗的海沿岸都打过仗。后来，闹起了革命……顾不上啊。”

　　【①西班牙城市。——译者】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知道，今天是好日子：我做过梦了。”

　　“你相信梦？”

　　“梦总是应验，怎么能不信？”

　　她好象一直在热切地盼望着这次会面。移民村按照自己似乎永世不变的规矩已经生活了１００多年。它们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总是在警觉和猜忌中度日。最初几代移民所具有的那种端庄、惹人喜爱的仪态，在年轻人的面容里一辈比一辈少。在可怜的彼得身上，留下了因信守不与外人通婚的习俗而遭到惩罚的痕迹。过去，移民村主要有两大姓，他们彼此通婚。命中注定的结合已经重复过多次，蜕化愈来愈明显…，这一切马尔塔都看在眼里。她一直期待着，虽然有些胆怯，但却坚信，命运会帮她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健壮的人，一个具有健康血统的人。

　　她看着阿尔谢尼，低声说道：“上帝啊，帮帮我吧！让我们分别得不要太久吧！求求你，求求你，让我们重逢相聚吧，帮帮我吧…”，她虔诚地祈祷着，忽然，她感到，她那凝聚在对上帝祈祷中的思想已经传给了这个走在她身边的人。他用异样的目光，颇有兴致地注视着她。

　　“亲爱的马尔塔。怎么对你说呢？碰到这样一位姑娘，真叫我高兴……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可是……可是，我身不由己啊。”佩斯科夫斯基想了想，十分坚定地说：“假如给我这种权利，假如这种权利能给我……”他象头一次倾吐爱情的中学生一样，忽然沉默了。

　　马尔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不由地看了看四周，看看海军战士们是不是在瞧他们俩。可是马尔塔却根本顾不上那些人。她感到非常幸福，这样的幸福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车站就要到了，这使她非常惋惜。她感到大车走快了，其实车子还是那样慢悠悠地晃着。

　　“我在巴库等你。”

　　“真的？等－－我？如果你说声‘是的’，我的脚马上就会好的。”马尔塔微笑了，好似对多年好友微笑一样。

　　阿尔谢尼别了维利耶夫，走下前市杜马大楼宽阔的大理石阶梯，向右一拐，来到尼古拉大街。他感到有些惊奇，这条街的名字怎么直到今天还没改过来？布尔什维克的巴库市苏维埃坐落在以沙皇尼古拉年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上，这是十分可笑的。他缓步走向海边。

　　在散发着面粉味的货车里，佩斯科夫斯基经过了三天令人困惫不堪的旅行。他办完了交货、结帐等一切手续，很想独自一个人走走。

　　天是那样的宁静、安详，柔和得有点儿不象冬天。黑海漾着微波，轻轻拍着岸边。阿尔谢尼忽然感到一种孩子般的、不可遏制的欲望，极想脱掉靴子，打开包脚布，在潮湿的沙滩上赤脚走一会儿。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围。离处女塔大约40米远的地方，有一位老人坐着垂钓，吧哒吧哒地吸着一杆长烟袋。再过去一点儿，是一位女家庭教师带着孩子们在散步……他心里想：“没关系，这里谁会认识我？”于是，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费劲地拉下靴子，活动活动发肿的脚趾。他看了看自己的双脚，才想起有多少夜是合衣而睡的，有多少日子没洗澡了。他很快把脚包好，决定不再洗这副包脚布了，干脆把它扔掉。他还美滋滋地想起自己的那双皮鞋，这是他的主要财产。

　　他在浴池买了一张单间票，又请搓澡工来搓澡。他忍受着这个古铜脸、黑胡子搓澡工的狠命抽打，舒服得不住地哼哼唧唧。搓澡工从打扫卫生的老太太那里要来了两块干净布。佩斯科夫斯基满意地包上了脚，十分大方地给了“达什一巴什”①，然后又来到海边。

　　阿尔谢尼把出差中经受过的一切烦恼和考验清洗得一干二净，这才回过头来重新考虑“个人问题”。

　　【 ①小费——原注】

　　他开始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地方和欢乐多得很，并非象他在到捷列扎村之前所想象的那样。

　　抽烟袋的老人仍然坐在那里。看来，他也觉得这世界无限美好。至少钓的了不少。对钓鱼迷来说，还需要什么呢？在一只高桶里，脑门宽大、长着须子的鱼，隔着玻璃傻呆呆地望着新的世界。桶边儿摆着一副鱼竿。

　　“大叔，我可以钓会儿吗？

　　老人口衔着烟袋，用眼神示意道，来吧，钓多少都可以。

　　这位老人有些象炼油厂的一位师傅。很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肥大的“鹰钩”鼻子。大战前，在比比艾巴特炼油厂，那位师傅曾经是阿尔谢尼的启蒙之师。师傅个性很强，对主人忠心耿耿，对工人们则极其严厉。一个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到这里来挣钱的年轻采油工，火气很大，险些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这位师傅原来却是个自发的秘密活动家，同地下工作者是朋友，租给他们一间车棚印传单。阿尔谢尼始终猜不透，这位师傅为什么同布尔什维克要好：是因为给了他许多钱，还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信仰，只是装作对主人忠诚罢了…师傅同地下工作者一起被捕，并被从严发落。他现在在哪里？

　　父亲死后不久，阿尔谢尼来到巴库。父亲是个道小慎微的车工，很早便失去了妻子。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是会过日子，不吵架、不发火、不嫉妒。父亲挣的钱还够用。他不嗜酒，“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希望自已唯一的一条根能成器。然而他却没能成器。还在少年时代，在尼日尼造船厂帮助父亲做工的时候，阿尔谢尼便懂得了，人生在世同大家和睦相处是多么不容易。为了对举世不公视而不见，只能忍辱负重。他被卷进去的战争和他自己投身的革命，使他能够用新的眼光审度许多事物，使他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及自己在迅速变化的生活中应占的位置。

　　现在，阿尔谢尼象一个做了好事、善事的人那样，心头充满了欢乐。他一再想起维利耶夫对他说过的话：“老弟，你做了一桩好事，非常感谢你。你知道这9，000普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别的县也拉来了粮食……是呵，现在要搞垮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

　　维利耶夫详细地询问了德国移民村的情况：那里对革命的反应如何，想不想同布尔什维克合作，怎么卖的粮食，有没有人想暗中破坏。他仔细地听佩斯科夫斯基讲，后来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从侧面的抽屉里拿出一块扁平的黑色带盖怀表，递给佩斯科夫斯基。

　　“这个，我送给你留作纪念；为了你完成了革命任务，也为了你没有再提起调动工作的事…作一个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意味着，既是前沿阵地的一名战士，又是外交家，还是政治家。就是这样，我亲爱的。”

　　“局长同志，您这是怎么啦？我难道是为了奖赏？”

　　“你听着，我请你收下，不要让我扫兴。在我们高加索你不要自立规矩。你不拿着，我会不高兴的，懂吗？带着它吧。现在，如果我再需要你的话，你就别想逃得掉喽！你以为，我会白白送给你一块表吗？我也慢慢成了个外交家啦！”维利耶夫紧紧地握了握佩斯科夫斯基的手。

　　阿尔谢尼费了好长时间理鱼竿儿丝。他很高兴找到这个活儿干，可以暂时什么也不想。正当他觉得结子无论如何也解不开的时候，鱼竿儿丝却意外地不解自开了。

　　阿尔谢尼满意地把蚯蚓穿到鱼钩上，鱼漂儿快活地跳动起来。

　　突然，漂儿一下子沉了下去，佩斯科夫斯基十分笨拙地把竿儿往上一甩，他立刻瞥见老人责备的目光：“谁这样甩竿儿！”

　　可是，他忽然发现钩上有一条鱼，样子和桶里的不一样。

　　这条鱼大约有两柞长，扁平，很可能是鲱鱼。老实说，还没来得及等他看个仔细，那鱼在空中使劲儿一趔趄，便十分熟练地脱钩了，好象这一手它干过不只一次似的。

　　佩斯科夫斯基轻轻地骂了一句。

　　老人继续叭哒叭哒地抽烟袋。

　　“别急，亲爱的。急什么，这里的鱼全是咱们的，它们跑不了。”

　　1925年１１月，以阿加·基希为首的一伙土匪袭击了阿尔谢尼、马尔塔和他们７岁小儿子格拉尼亚的住家。和土匪头子并驾而驰的，是手挥短筒枪的伊利亚·里帕。

　　这是一个土匪求之不得的黑夜。从傍晚起。阴沉、倦懒的云便挂在库拉河谷的上空。这云先是遮住了月亮，渐渐地又把远处山顶上的一小块晴空也封得十分严实，把整个山峰都蒙了起来。云被钩住了，在那里警觉地等待着从小高加索岭一下子卷过来的那片阴森森、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乌云。乌云好象不愿离开别人的领地似的。

　　半夜两点多钟，空中滚过了第一阵响雷。不久，风雨便集中全力，咆哮起来！闪电直射向地面，沉闷的急雨如注如泻。

　　“天气正合适，”里帕想。“谁也听不到枪声。”

　　佩斯科夫斯基的家就住在原先那条和睦街的尽头。土匪们一面鸣枪，一面叫喊着驰过整个村子，然后才勒缰下马。有几个土匪手执火把去烧俱乐部和村苏维埃，另一群人则骑马径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佩斯科夫斯基的家奔去。

　　彼得听到了土匪的喊声，立刻从自己睡觉的前室冲进里屋。他第一次进这间屋子，看到阿尔谢尼和马尔塔同床而卧，便踌躇了。他一头奔到格拉尼亚睡的小床边，大叫一声：“土匪来了！”

　　阿尔谢尼立即跳下床，一下子从枕头下面抽出手枪，朝窗外张望。他借着闪电看到，一群头戴高筒帽的人被雨淋得全身湿透，正在梧桐树下集合。

　　马尔塔害羞地钻到被子里。彼得转过身去，给孩子穿衣服，然后把母子俩带到墙根儿。他自己站在他们的前面，好象准备为他们挡住子弹。

　　小格拉尼亚镇静地看着妈妈、爸爸。后来，当他长大以后，曾经不上一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当时他不害伯。也许因为父亲就在身边。和父亲在一起，格拉尼亚什么都不伯，何况他手中还有枪呢。父亲手中那枝砰然作响的枪，能把所有的敌人都撂倒，谁还敢靠近他？

　　里帕砸碎了窗子，大雨立刻泼进屋里。他端好枪，用不大的声音说道：“委员，出来吧，该轮到你给我答复了。”

　　父亲一动不动。他把一只手放在背后，手中握着枪。

　　“哈，不想出来吗？……你也怕和老百姓面对面。我倒要看看，你是哪路的英雄好汉……出来，脓包！”

　　里帕威胁地把枪口对准马尔塔和孩子：“我数到３…”

　　子弹嗖地飞了过来，打穿了挂在墙上的照片，墙皮和白灰从上面落了下来。

　　这时，格拉尼亚第一次感到可伯，他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妈妈。就在这一刹那，爸爸开枪了，可是没打中。没打中！怎么会这样呢？是闪电照花了眼睛？

　　“难道谁也不赶来救我们？难道真的谁也没听到他们的马蹄声？听，远处有枪声。也许是红军来了？”

　　马尔塔怀着十分渺茫的希望想着。她曾经听说过里帕又露面了，因为有人在别的村里看到了他，听说他入了吉扬德日别克①的儿子阿加·基希一伙，成了他们的军师。这伙土匪有50多把大刀。她还听说，这帮匪徒杀人不眨眼。

　　【 ①“别克”（Бек）系阿塞拜疆一带的爵号。——译者】

　　里帕又在墙外大叫起来：“老老实实滚出来，委员，想想你的老婆和儿子！”

　　阿尔谢尼一边抵挡着，一边对马尔塔喊道：“从院子，从院子跑出去……保重儿子！

　　不知谁在窗外惨叫一声。里帕破口大骂起来。

　　马尔塔紧紧搂住孩子。格拉尼亚听见，妈妈的心跳得好象比枪声还响。

　　“你们别给我碰伤他，你们给我抓活的。我还要和他谈谈呐！谁要打死他，我就要谁的脑袋！”一阵叫喊声从窗外传进来。

　　“马尔塔，我抵挡不了多久。你走吧，从院子里走吧。赶快，别等我。别让孩子看见！”阿尔谢尼继续射击着。

　　“我们到哪儿去呢，亲爱的？”

　　这时，阿尔谢尼大叫一声，甩掉了手中的枪，同时用左手使劲儿地按住肩上的伤口。他立刻被抓住，双手被扭到背后，反绑起来，拖到街上。

　　窗户上的玻璃全被砸碎。土匪们觉得不再有什么危险，便一个个鱼贯爬进屋来，始终端着枪。

　　他们好奇地四处张望，看看可以捞点儿什么。可是这位当官儿的家里，除了书柜、床铺、桌子和靠小孩床的墙壁上挂的一条小壁毯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这使土匪们大为惊奇。他们认定，财产准是藏在地板下面。哪有当了官儿而不大捞一把、积存一笔的事，亘古没有……或者这个当官儿的是个窝囊废，没本事……靠这号长官，革命也搞不长。

　　３个戴厚帽子的人用床单擦了擦被雨水淋湿了的脸和手，用斧头和短刀熟练地撬起地板来。

　　“委员，在阿加·基希先生同你坦率地交谈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里帕说道。“你为什么要烧掉我的房子，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我对你做了什么坏事……是我不想帮你的忙吗？……那时我还不大懂得谁是谁非。你看，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今天你得势，明天我得势！你大概没料到会和我见面吧。你蠢呵，委员！你不求饶，还开枪，打伤了我们一个人。你知道你自己和家里人会遭到什么结果吗？不行呵，对你们这些委员教训得不好，也教训得不够。只好再教训教训你们了。”

　　“房子是我烧的，” 彼得咕噜着说。“别动他们。这不是他们干的，是我干的。”

　　“滚开，傻瓜！”

　　“是我烧的。我还往窗子里扔了块石头，好叫醒你。别动他们。”

　　天生一只鹰钩鼻子、满脸络腮胡子的阿加·基希递了个眼色，他身边的一个土匪便骑马走到彼得跟前。抡起手臂，抽了一鞭。

　　彼得用手捂住了脸，没挪一步。

　　“我求求……让我把母亲和孩子带走。让孩子……当着孩子的面这样干，太丢脸了。这不好。让我带走孩子……别打我。我带走他们，我会回来的。是我往窗子里扔的石头，烧了房子。他们没有罪，别动他们。”

　　“滚开，下流痞！跟你浪费时间……” 里帕狠狠地骂了起来。

　　拿鞭子的那个土匪掏出了枪。枪响了，彼得摇晃了一下，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说，你们想要什么？”马尔塔大声喊道，竭力压过雨声。她感到孤立无援，丝毫没有指望，她的心就要跳出来，裂开，撕碎。阿加·基希轻蔑地转过身去，表示他不想和女人说话。

　　“你问他，”

　　阿加·基希指着佩斯科夫斯基对里帕说。“你问他，我父亲碍着他们什么事了？为什么委员们要逮捕他，把他流放了？为什么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谁要他这个俄国佬到这儿来的？为什么他要把自己那套规矩搬到这里来？”

　　“你父亲是因为窝藏土匪才受到查办的。这些土匪逃避了公正裁判……”

　　“他们都是忠诚的穆斯林。”

　　“还有，你父亲不仅不把粮食交给合法的工农政府代表，反而吩咐烧毁粮仓。”

　　“这粮食难道是他偷的？这粮食难道不是他的，难道他不能象主人一样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

　　阿加·基希一鞭子抽在自己的靴子上，然后稳住了因受惊退到一边的马。

　　雷鸣闪电 然而止，雨也停了。

　　“阿尔谢尼，他们要你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马尔塔紧紧搂住孩子，想走到丈夫身边，可是，她被推开了。

　　阿尔谢尼把目光移开，心中想，在这世界上，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别让马尔塔和孩子呆在他的身边，别让他们束缚他，使他对自己的力量和信念失去信心。他还希望手中能有一枝枪。

　　“这粮食是农民播种、栽培和收获的，他们为别克当牛做马。新政权从别克和厂主、从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夺过来的东西，是工人、农民做的。”

　　“可土地是谁的？生长这些粮食的土地是谁的？这是我们祖上的土地，我父亲的土地，我的土地，我儿孙的土地。不是这样吗？难道是我们家族偷来的土地？你们逮捕了我父亲，谁能告诉我，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死了，葬在哪里？”

　　“这你问不着我。我奉劝你们坦白认罪，也许还会给你们留条命。不然的话，你们这伙土匪早晚会和别的土匪一样，被消灭掉……那些土匪头子的下场你大概是清楚的。”

　　“当然清楚，所以今天才来拜访贵府。要你给个答复。今天该轮到你还债了。直到我们最后一个人战死之前，我们还来得及把你们许多人送到阴曹地府。”

　　天蒙蒙亮了。邻舍的护窗板刚一打开，又立即合上了。

　　“该死的，”

　　马尔塔喃喃地说，“该死的……全钻到缝里躲起来了，这群蟑螂。全都贪生怕死。多少人有猎枪和叉子……可是……他们用这些老古董能干什么呢？他们会全部被杀光的。可是我父亲，难道他也什么都没听到？他怎么能关起门来见死不救？”

　　正象马尔塔所想的那样、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吕弗尔特这时真的在大街上出现了。泥水溅到他的膝盖上，可他全然不顾。他走着，显得那么高大、那么自矜，好象要向人们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惊慌失措，他准备以自己的镇定和理智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摆脱困境。他们这是自己使自己身陷窘境。

　　格吕弗尔特对“正义”、“私有制”、“劳役”持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布尔什维克到移民村来，移民村必须按照新规矩生活等等，他这个日耳曼人也都非常隔膜。他不赞同女儿选择的配偶，所以竭力装作连对外孙也不觉得那么亲，假如不是……其实，这件事他和女儿只谈过一回，就是女儿请他准许自己嫁给俄罗斯委员的那一回。他事先警告过女儿，这种结合会有怎样的结局，他好象预感到，这黎明前的时刻终究会到来。

　　尽管如此，佩斯科夫斯基毕竟是独生女儿的丈夫，独生外孙的父亲。格吕弗尔特对自己说，他只能做他作为父亲和外祖父应该做的事。除了他，谁还会站出来保护小外孙呢？不用保护佩斯科夫斯基，他是保不住的。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阿加·基希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他什么事都做得出，说得确切些。谁也说不准他会做出什么事来。一切都取决于他脑子里冒出什么念头。也许会饶恕佩斯科夫斯基，也许会给他一枪，也许还会给他这个老头子一枪——谁让你替这个有罪孽的人说情的？

　　“大叔，你要什么？你来干什么？”阿加·基希不怀好意地看着向他走过来的格吕弗尔特。

　　“这是我的女儿和外孙，你下令放开他们。这是男人们的事。你下令放开他们。”

　　格吕弗尔特双目紧盯着土匪头子，镇定地说道。

　　阿加·基希骑在一匹矮马上，格吕弗尔特站在旁边，显得更加修长。他无需仰头，便能直视土匪头子的双眼。

　　阿加·基希想了想，认为这的确不是女人和孩子的事，使吩咐放开母子二人。

　　“大金牙，让他们走，快执行！”阿加·基希向一个留着长头发、头部扎着绷带的人点了一下头。

　　那个人走到马尔塔面前：“来，来，快走，快走。”

　　“我不走，你们听见没有，不放开他我就不走。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的丈夫！”

　　马尔塔懂得，那可怕的、无法挽回的事就要发生。想到这些，她觉得可怕。她知道，这场灾难躲不过去，父亲来也无济于事。跪到土匪头子的脚下……答应出走，到北方去，到天涯海角……把钱和两家的财产统统给他……还有什么办法……还能做些什么？

　　马尔塔紧张地思索着。这时，好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阿尔谢尼强装镇定的声音：“马尔塔，我请求你走开。为儿子想想吧，请你保重他。不要低三下四，我求你走开。”

　　“我绝不走，阿尔谢尼，我不走，” 马尔塔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固执地重复着。

　　好动感情的阿加·基希用颤巍巍的声音说道：“把这个不幸的女人带走。早该想好嫁给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嫁给了这种人！快，快！”

　　两个土匪强把马尔塔拖到院里。

　　“干掉吧？” 里帕指着阿尔谢尼，一本正经地问道。

　　“喂，阿加·基希，”

　　格吕弗尔特说道，“你记得我和你父亲是什么关系吗？你还记得他把我当作朋友吗？你父亲是个聪明人，我一直这么说，所以我现在才提起这些。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帮你父亲造了那个大花园，全县没有第二座。”

　　“想这些往事干什么，干吗说这些？花园如今怎样了，我父亲落了个什么下场？”

　　“我想提醒你，你出生的时候，我和你父亲就已经是朋友了。那天，我坐在你父亲身边，和大家一起喝果子汁，祝愿你长大成人，继承祖业。我以全体天神的名义为你祈祷，愿你永不杀生……”

　　“你干吗听这个老狗唠叨？”

　　里帕愤怒了，他担心这个日耳曼老头子的话会使易为人左右的阿加·基希改变原来的决定。“委员该死！阿加，你想想，要是你落到他们的手里，谁会替你说情？处死委员！”

　　里帕端起枪，对准佩斯科夫斯基的太阳穴。

　　佩斯科夫斯基镇静地瞟了里帕一眼，突然摇晃了一下，他想抓住里帕骑的那匹马的鬃毛，可是没抓住，便滑倒在马腿下。

　　格拉尼亚记得，妈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他听到妈妈在呻吟，可眼睛里却没有一滴泪：“上帝啊，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啊？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妈妈把他放到床上，跑出房间，又回来抱起他，跑到低矮的石头围墙边，推开一块石头，向街上张望。

　　格拉尼亚全身发抖。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过来。原来，父亲并非象他想象的那样强壮有力，而且他手里没有枪。可是，那一伙人的手里又是刀，又是枪。谁也没有办法帮助父亲。假如他，格拉尼亚，手中有炸弹，他一定会投过去，然后抓住父母，飞身上马。外祖父怎么办呢？给外祖父再抓一匹马，带着他们一起飞奔而去。父亲为什么说：要保重儿子呀！孩子的心痛苦而悲伤。他的父亲，他那善良的好父亲能对谁做坏事呢？为什么要枪杀他？

　　格兹尔迪什，就是那个大金牙，在窗外走来走去。他朝屋里看了看，伸手把一块用手帕包着的糖递给格拉尼亚：“拿着这块糖，”他朝四下里看了看，是不是会有人发现他这副软心肠。“大嫂，最好把孩子带走。”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马蹄声。

　　大金牙吓呆了，他纵身一跳，越过围墙。枪声响了。

　　母亲飞奔到大街上。格拉尼亚把一块石头踮到脚下，勉强能够到围墙上的一个洞眼，他看见土匪们慌慌张张地跳上马。

　　在大街的尽头出现了红军。

　　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在飞奔到格拉尼亚躲在后面的那墙围墙时，脚踩马蹬，全身直立，挥舞着手中的枪，大声喊道：“从左边上，从左边上，包抄过去！”接着便开火了。

　　可是，他一个人也没打中。

　　土匪不见了。只抓住一个，就是那个头上缠着绷带、送给格拉尼亚糖吃的大金牙。他的马受了伤，所以摔了下来。

　　红军来迟了！父亲满身灰尘，躺在地上，头部被击穿。他那不瞑之目，好象望着母亲，望着微微晓色，望着摘下军帽垂手而立的排长。

　　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的葬礼是按军队仪式举行的。

　　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留着火红色小胡子的指挥员（大家都叫他坎达林采夫同志）走到格拉尼亚跟前说道：“记住吧！记住，要热爱我们工人，农民的大地。记住吧，好儿子！” 他拥抱了孩子。

　　站在周围的妇女都失声痛哭。只有马尔塔滴泪不垂。她拉着儿子的手，眼晴凝视着。

　　不久前，从吉扬德日派来的农艺师谢尔盖·卢基亚诺维奇·潘捷列耶夫和佩斯科夫斯基一家已经成了好朋友。他沉重地叹息着，不住地擦拭肥大的后脑勺。边站着他的儿子斯塔尼斯拉夫。他比格拉尼亚大一岁。

　　葬礼结束后，在潘捷列耶夫家里举行了葬后宴。马尔塔坐了一会儿，向朋友们道了谢，感谢他们来为自己的丈夫吊唁。她说，儿子该睡觉了。

　　回到家里，格拉尼亚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芬尼莫尔·库柏①写的书和一盒彩色笔。这是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的两件主要宝贝。

　　【 ①芬尼莫尔·库柏（1789—１８５１年），美国作家。——译者】

　　格拉尼亚睁着两只大眼，躺了许久。

　　他想起了爸爸坟墓顶端的那颗星和小牌子上面写的字：“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1888—1925年），肃反工作者，被劳动人民的敌人杀害。为了祖国天长地久，纵使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

　　别的坟墓上都是十字架，只有爸爸的墓上是颗星。

　　他还想起，妇女们是怎样饮泣吞声，坎达林采夫怎样拥抱他，还对他说：“你已经不小了。记住，我们会抓住所有的土匪，一个也不剩，为你父亲报仇。”

　　然后对母亲说：“马尔塔同志，您最好搬到父亲那里去住。我们是要留下几个战士维持治安，可是谁知道，阿加·基希说不准还会来偷袭。您最好搬到父亲那里去住。

　　“我不到父亲那儿去，” 马尔塔斩钉截铁地说。“总能对付着过下去……”

　　一连几夜孩子都睡不好，常常惊跳起来大叫：“爸爸，开枪！”他睁开眼，茫茫然环视四面墙壁。

　　他感到母亲的温暧，听到母亲在安抚他，那声音朦朦胧胧，宛如从远方传来：“睡吧，孩子，睡吧，我就在你身边儿，你谁也不用怕，有我在这儿。”

　　孩子沉重地叹着气，翻身面对墙壁，不让别人看见他在流泪。然后，又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潘捷列耶夫一家请马尔塔到他们那里住些时候：让孩子换换环境，散散心，而且还有一个小伙伴，他们可以一起看书，一起玩耍……马尔塔和儿子在潘捷列耶夫家里一直住到春上。她深深感到，这家人是多么好，多么诚挚。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格拉尼亚，让他忘记遭受的痛苦，哪怕忘记一点儿也好。

　　坎达林采夫进山去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樟树林子。他给格拉尼亚和斯拉夫卡每人做了一副弓箭。这两张弓和芬尼莫尔·库柏在书中所描写的印第安人拿的那种一模一样，射得又远又准，每枝箭上还装饰着各色羽毛呢！别的孩子都羡慕极了。

　　格拉尼亚和自己的小伙伴完全不同，他活泼好动、憨厚、直率、性情急躁，而斯拉夫卡细心认真，从不为小事伤心、哭鼻子。马尔塔在心里忧郁地想道：在其他品格都一样的情况下，象斯拉夫卡这样的人，要比格拉尼亚更能成大器。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公路边做哥萨克和强盗的游戏。两个“强盗”埋伏在公路转弯的地方等着“哥萨克”。忽然，就在拐弯的地方冒出了几个和他们一样的淘气包，这是从邻村来的孩子。他们一共３个，最大的一个想抢走格拉尼亚的弓箭。两个“强盗”撒腿就逃。可是，格拉尼亚跑得慢些，被追上了。斯拉夫卡想来想去，还是返回去向“敌人”进攻。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行为使这几个不很老练的“抢劫者”害伯起来，他们竭力想撤退得体面些，于是，把弓箭还给了格拉尼亚。斯拉夫卡眼睛下面的那个紫青块整整一周都没好，他感到十分自豪。

　　佩斯科夫斯基母子居住的德国移民村，是1918年由符腾堡来的移民创建的，用圣捷列扎（意为行人和迷路者之保护人）命名。

　　格拉尼亚记得外祖父讲过，1817年，有1，400户人家从什图特加特和土宾根附近，从内卡河和莱茵河谷启程远行。他们跋山涉水，来到高加索。据说，高加索的库拉河流域是肥田沃野，从来没有垦殖过。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个聪明的脑袋，才能使这个地方繁荣兴盛起来。那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说法，说这些土地可以无偿垦殖。起初，大家都不太相信：哪有白得好田的事？假如是这样，岂不要打破脑袋……可是，有两位受尊敬的人在俄国旅行了一年多回来了。他们说，他们到过库拉河两岸——到过梯弗里斯，也到过耶利萨韦特波尔。那里的土地的确令人羡慕，日照期长，水分充足，种什么长什么。只是路途太远，太难走……还有……居住在沿河两岸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日子过得并不快活，常常碰到一些精神不振、面色蜡黄的人。精神不振作是因为得了一种使人阵阵发热的可恶的疟疾病。这病可以用一种苦树皮医治…有的人可以治好，有的人却不管用。人们常常因此丧命，所以土地显得很多。梯弗里斯和耶利萨韦特波尔附近都是这样。

　　这两位代表在高加索受到接待，对他们说了许多殷切之词，并且证实，如果德国人想耕种这些官地，的确可以不纳税；还按手续颁发了证书……所以，谁愿意的话，就可以…

　　大家纷纷议论，仔细盘算，核计着路上需要多少匹马、多少辆车、多少干粮以及应该准备哪些种子。大家还猜测，谁能走，谁走不了，如果家中有老又有小，带着这些人可怎么走呀？还是等孩子们长大，等老人……人生在世，生死有之，早晚一定会有这一天…不，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远门的。

　　那些有头脑有远见的符腾堡人都感到，如果在这块盛产葡萄的阿塞拜疆土地上建起酒厂，再把酒行销到西边去，那会干起一番怎样的事业呵！

　　在1，400户人家中，走到库拉河的只有不到500户。有的半路折回去了，有的中途不走了，许多人则葬身异地他乡。来到科尔希达河的时候，疟疾传开了，好象是对这些抛弃故土、罪孽深重的人们来一次惩罚。

　　在格鲁吉亚建了７个小村落，有60户人家继续沿库拉河往下游走，向耶利萨韦特波尔走去。然后他们又向南折大约30多里，最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们建起一座小教堂，推举了村长和两个副村长。大家互相帮助，先建起一些不大宽敞，但却是那种十分坚固的典型的德国式房子，同时都留有扩建的余地。于是60缕炊烟袅袅升起，就这样建成了德国移民村。

　　这些外来人认真地、公平合理地分了土地。起初，生活十分艰难。可是，当苹果园、葡萄园结出硕果的时候，大家的忍耐克制终于得到了回报。这里的葡萄肥大多计，用它酿成的酒，在德国从来不曾见过，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美酒。

　　建起了第一批酒厂，同时开设了磨房和小店铺。有人建造了油坊，还有人在路边开了小客栈。就这样，移民村的生活沸腾起来了。耶利萨韦特波尔人得知，这里的人们聪明能干、心灵手巧，于是便同他们做生意，借给他们钱。借债不用立字据，只凭一句话：移民村的人从不赖帐。他们只笃信上帝，娇惯女人，而男人们个个都是真正的好汉子。

　　过了８年，又有30户人家来到捷列扎村。到上一世纪末，全村已有1，500多人。而到成立恩格斯集体农庄的时侯，移民村已经完全变成一座真正的村镇了。

　　这里的少妇面色红润、健壮、能干、干净俐落；这里的小伙儿性情和顺、讲话不多、十分自重。主妇们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奶香和油香，而当家人总是面色黝黑，安然自在。村里的一天开始得极早，学校里的第一遍铃总比相邻的吉扬德日（不久前称作耶利萨韦特波尔）的学校早半小时。大家推选阿尔贝特·格吕弗尔特当农庄主席，他就是那个名叫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的年轻人的外祖父。这个人有远见卓识，能精打细算。别看他年已垂暮，但是机灵麻俐。这个农庄有个特点，极令人羡慕：每个人都知道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干活，什么时候干，干些什么，而且干得认真踏实。这个农庄是模范农庄。佩斯科夫斯基从幼年起便学会了热爱劳动。不论在作坊，还是在牧场，他都是内行。

　　他和许多早年丧父的孩子一样，在12岁上就已经感到自己可以自立了。

　　一次，他在同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谈话时说，他打算当一名水兵，想做少年见习水手到海上漂游一番。

　　斯拉夫卡比他大一岁，总欢喜让自己的伙伴知道自量。于是，他奇怪地扭了扭鼻子说，在这个世界上好吹牛皮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自己就认识一个。他敢打赌，这全都是瞎扯淡……

　　格拉尼亚一声没吭。第二天一早，他给妈妈留了一个条子，不买票便动身去巴库了。

　　他悄悄地随便溜上一条船，在甲板上堆放的箱子后面躲过了一夜。他从箱子里往外掏又大又好吃的苹果，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早晨，当洗碗的格拉沙大婶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干这桩事。大婶急了，大叫大嚷起来。

　　可是格拉尼亚却十分镇静地说道：“请您不要吵。我可以洗碗、煎鸡蛋、擦地板……如果需要，还可以擦甲板。请把我介绍给船长。”

　　“哎哟，哪儿来的一位候爵！‘把我介绍给船长！’你知道我们船长是谁吗？你算走运了，换个船长，会把你抓起来……”

　　“干什么？”

　　“就干这个！”

　　“扔到海里去吗？”男孩一面好奇地问，一面继续聚精会神地从箱子里往外掏苹果。

　　“也许不把你扔到海里，可……”

　　“不过，在里海商船航运公司的船上体罚制早就废除了，”格拉尼亚一边说着，一边往外掏一个选中了的大苹果。

　　“把苹果放回去！” 格拉沙大婶简直要气炸了。“瞧瞧这个大模大样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船往哪儿开不？”

　　“现在的航向是西，西北。我看，船是往杰尔边特和马哈奇卡拉方向开……”

　　“啊，哪儿来的这么个聪明人，从哪儿学来的？”格拉沙大婶高兴地大声说道。“那好吧，跟我来！”

　　船长原来是一位头发斑白的阿塞拜疆人，有一对快活的眼睛。可是，当叶夫格拉弗大声背诵在家早已准备好的那句话时，这对眼睛立刻变得严峻、不友好了。

　　“报告，我到您指挥的船上想以一名少年见习水手的身份实习。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什么请求？胡诌些什么？有父亲吗？”

　　“没有，我没有父亲。”

　　“母亲呢？她知道吗？”

　　“有母亲。我的同学斯拉夫卡知道这件事。他认为我太小，不相信我能一个人到巴库去，能搭上轮船。”

　　“从哪儿来的？”

　　“从捷列扎村。”

　　“从捷列扎村？不撒谎吗？”

　　“不，我绝不撒谎。向少先队保证！”

　　“那你说。你听说过有一个叫坎达林采夫·叶夫根尼……叶夫根尼……”

　　“查哈罗维奇？这是我的好朋友，”孩子自豪地答道，不加任何掩饰。他模模糊糊地猜想到，这是在查问他。不过船长的眼睛现在又变得快活起来。

　　“那么，你的好朋友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说呢，知道不知道你出来旅行？”

　　“不，我没告诉他。”

　　“这样对待好朋友不行。算了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阿加西·克里莫夫。请问尊姓大名？”

　　“佩斯科夫斯基·叶夫格拉弗，少先队员，五年级学生。会干钳工，会削土豆，能说德语。可在这儿，”他叹了口气，“在这儿德语一点儿用也没有。想独立工作，试试自己的毅力……”

　　“非常感动人。很高兴能欢迎你到我们船上来。没有你我们会怎样呵？谢谢你这样信任我们。可是你说，我可怎么安排你的工作呢？格拉沙大婶，请赶快把船副找来。”

　　格拉沙大婶一直站在旁边，怀着一种十分崇敬的心情默默地望着船长，看他如何处理这件事。听到船长的吩咐，她象一名老练的水手那样，沿着舷梯的窄小台阶飞快地跑下去，找到船副对他说：“船长同志请您，请快些。”

　　“是这样，”克里莫夫对副手说。“要往岸上发个报，船上发现一个12岁的孩子，捷列扎村的五年级学生。会描写特征吗？身高，要加上帽子，你自己看吧。蓝眼睛，浅色头发。你，是日耳曼人？”船长问孩子。

　　“一半是。”

　　“噢，还有一个特征，左肩比右肩略高些。请问问他母亲该怎么办。我可以让他在杰尔边特上岸，也可以把他带回巴库。我等公司指示。格拉沙大婶，请找张空床，把这只小鸟安顿一下，再给他找点儿活儿干。”

　　叶夫格拉弗在“卡苏姆·丘利教授”号轮船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６天。这艘船是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他毕生从事对里海的研究，揭开了它的许多奥秘。克里莫夫给孩子讲述了在里海海底发现的神秘古城的故事，还给他讲了一条路的故事。这条路从里海西边的阿塞拜疆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土库曼，穿过整个海底，完全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卡苏姆·丘利成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善的船长忽然从地理谈到教育。他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十分喜欢教育别人的孩子。“这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读了许多书，从来没有从自己家里跑出去过。从来没给父母和不相识的船长找过麻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要多学习，听大人的话。”

　　“我想当水兵、飞行员、或者边防战士。总之，想当一个军人。坎达林采夫叔叔教我各种知识：看地图，记东西，记住房间里都有些什么东西，打靶，50环靶我能打42环……不过，距离是25米。他说要把我送到……军事学校去学习。还说我应该学会独立行事。”

　　“不，你没理解他的意思。坎达林采夫要是知道你从家里偷偷跑了出来。他会难过的。来，我们给他写封信，承认错误，以后吸取教训吧。”

　　于是，克里莫夫船长，这位正直诚恳的老海军战士，十分详细地给孩子讲起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威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多么重要。可是，他忽然听到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克里莫夫叔叔，您的脸是生下来就这么黑，还是晒的？你们这里的人都比我们移民村的人黑。在船上可以钓鱼吗？在大海里可以用鱼竿钓库图鱼，这是真的吗？”

　　“你先仔细听人家给你讲些什么，然后再问。打断别人的话不好。回家以后，你要给我写信，告诉我学习如何、生活怎样。我们只有一天的航程了。你妈妈也许要罚你，这是对的。坎达林采夫也要骂你，那也是对的。”

　　“可斯拉夫卡·潘捷列耶夫要眼红死了，”叶夫格拉弗充满幻想地说。

　　在佩斯科夫斯基一家的屋里，在父亲用过的那张床的上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被里帕打穿的旧照片。这是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阿尔谢尼同战友们的合影。父亲站在第二排右起第二个位置上。他身穿短皮大衣，腰扎宽带，一条皮带绕过肩膀斜扎着。大衣翻领上打了一个红花结。头上戴的平顶羊皮帽稍稍歪向一边。那眼神象勇士一般，头微微向上，显得十分有主见。在他旁边站着一位指挥员，也戴着这样的帽子，比父亲差不多高出半个头。他叫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论年龄，他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可是论军阶，他是骑兵团的指挥员，是最高的。

　　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是阿尔谢尼的盟弟。有一次，白匪包围了阿尔谢尼的部队。他的队伍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也没下过马，个个精疲力竭。马尔科夫冲进包围圈救了他，使他免于一死。所以他们合影时也站在一起。

　　父亲多次给儿子讲述过那些年月，希望小格拉尼亚知道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男子汉之间的友谊，希望他懂得，世界上有比人的生命更可珍贵的东西。只不过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常提起这些事罢了。他们把这些深深地埋在心里，等待着报答的时刻。一旦这一刻到来，他们就会成为最幸福的人，因为履行自己的义务会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

　　老佩斯科夫斯基一直坚信不移，一直等待着终有一天可以报答马尔科夫。可是年复一年，希望却越来越渺茫。马尔科夫高升了，进了军事学院。看来，他要当高级指挥官了。

　　而党把佩斯科夫斯基派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建立新的生活，同别克和富农作斗争，教育人们明白什么是集体劳动和同志之间的互助精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佩斯科夫斯基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参加者。他虽然默默无闻，但却不可替代。几十年过去了，在保加利亚和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越南……这一进程得到了继续。假如在那令人感到恐怖而又神圣的二十年代，象佩斯科夫斯基这样的人不牺牲自己的睡眠、健康乃至生命，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是的，绝不会有。

　　的确牺牲了生命。

　　但是，佩斯科夫斯基有儿子。谁知道，也许他注定要报答马尔科夫？

　　小叶夫格拉弗常常回忆起父亲和他那忠实的朋友，向往着长成一个象他那那样勇敢的人。

　　正象捷列扎村旧地方志经常写的那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坎达林采夫没有食言。

　　中学毕业前几天，佩斯科夫斯基和潘捷列耶夫被请到共青团委员会．一个佩带一条杠领章的陌生人同他们谈了话。他说，在巴库附近新建了一所专科学校。他还讲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对象和培养目标。

　　两个年轻人懂得，如果立刻站起来说“好吧”，那会让人家觉得他们处事轻率。他们可以过3天再给答复。这 3天显得多么长啊。

　　……临行前，叶夫格拉弗同母亲一起来到父亲的墓地，献上鲜花。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流年如水，风吹雨打，碑铭已经变得依稀难辨：“为了祖国天长地久，纵然我们的生命转瞬即逝”。

　　“孩子，记住这一刻，记住……你不在，我会更难熬，太孤单了…但是，如果我知道，我养育的儿子无愧于他的父亲，那么，亲爱的，我就会觉得轻松多了．你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妈妈，我知道。”

第二章 学校

　　在紧傍里海岸边的一个小镇里，街道铺满沙子，各家的围墙都十分低矮而且不漏缝隙，几座无花果园和葡萄园点缀其间。镇上有一所公寓，周围环绕着漂亮的高栅栏，上面装饰着奇妙的花纹。这栅栏是公寓原先的主人、巴库石油老板穆尔萨洛夫1913年从彼得堡定做的。在这之前３年，这个不起眼的马尔达基扬面包师突然走了红运：在他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购置的那块儿不大的地产上（紧靠着垃圾堆），喷出了石油。钱反正来得容易，他不惜破费，乘兴买下了周围的全部土地。相邻的房舍都远在一里开外。

　　穆尔萨洛夫一家９口，就在这所五颜六色的宽敞公寓里度夏。这座房子的屋顶又高又尖，从很远的地方便可望到，因而成了进港船只的方标。在这个“棚子”，也就是这座宫殿里，有48间房、两间客厅和许多仓房，其中包括存放穆尔萨洛夫一家私人马车的车棚和一间新车库。车库里停放着“福特”小轿车。这种车不适宜在窄小的沙路上行驶，所以只好呆在那里等候黄道吉日。

　　豪华的宫殿高临于这个穷村落之上，矗立在农民住的歪歪斜斜、窗户矮小的茅屋之中。宫殿被没收后，对如何处置这所宅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它建成红色文化中心，以它为基地建一所扫盲学校。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不过有点所谓只顾本地利益。第二种意见不仅考虑到一个村镇，甚至不仅考虑到阿普歇伦半岛。它考虑到全世界：以没收的房子为基地建立一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让未来的指挥员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穆尔萨洛夫这类剥削者以及未来世界革命的凶恶敌人的阴谋不再得逞。

　　原来的主人深居简出，不喜欢闲人观顾。他把自己的宅子隐藏在高墙之内。这种处世审慎的心计受到了重视。

　　就这样，二十年代中，在宁静的里海岸边建起了红军指挥员训练班。10多年以后，训练班又改建成特种专科学校。

　　叶夫格拉弗对于学校里的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习惯得很慢、很困难。他时常暗自伤心地回想起捷列扎村──地球上最整洁、最安宁、最美好的一隅，回想起自己的母校。这所学校只是由于某种误会才没有被称作高等学校：里面同时用俄语和德语授课，教授阿塞拜疆语，而且还教授英语（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佩斯科夫斯基从捷列扎村随身带来了一箱书，其中有克劳塞维茨选集，《战争与和平》，德文版哥德一卷集和拉斯普庭①女密友维鲁鲍娃的两卷回忆录（两卷全被机警的值日兵没收，当天便在中级指挥官中间传阅开来）。佩斯科夫斯基有一张“荣获中学生区级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第三名”的奖状，一只扁平的黑色怀表──维利耶夫送给父亲的礼品。他还有一个颇引新同学注目的特点：这位18岁的公民具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性格，而且，如果不是对一切事物，至少对他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几乎一切事件和现象以及历史人物他都持有自己的看法。他可以十分武断地议论巴库神速队在和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比赛中怎样才不致于输４个球，也可以断言从哪面斜坡才能登上尚未被人征服的珠穆朗玛峰；闲暇时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鱼饵可以钓上虾虎；以及在由一位生怕学生不注意听课的年轻教员讲授军事史的课堂上，怎样用一只眼睛睡觉。

　　【 ①格·叶·拉斯普庭（1872—1916年），活跃于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骗子手。──译者】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一般说来，很少能交上朋友。佩斯科夫斯基的新同学都不理解，他怎么会吸引住两耳肥大、肩宽胸阔的潘捷列耶夫。他的同乡是个慎重细致、从不急躁、热心而又诚恳的小伙子。正是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比谁都更清楚，象佩斯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如果不改变性格，将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他所选择的那种生活中会感到困难的……

　　射击教官阿里弗·阿什拉菲第一次说出了这个想法。

　　教官身材不高，有些跛脚，是一个对纪律要求很严格的人。他从不喜欢开玩笑。而这对那个名叫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星相不妙，早晚命运会使他同教官发生冲突，而冲突时进发出的火花，绝不会象节日焰火那般迷人。

　　一次，阿什拉菲让同学们一连几回装卸教学用的那干式手枪；他在桌子旁吹毛求疵地走来走去，然后把全班集合起来，问道：“谁能讲一讲，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那干式手枪，这种枪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是在捷列扎村，佩斯科夫斯基肯定会忍不住请教师把问题译成俄文①，可这是在有自己一套规章制度和纪律严格的学校。然而，叶夫格拉弗不知着了什么魔，他自告奋勇第一个回答问题。

　　【 ①射击教官不是俄罗斯人，俄语发音带有浓重的地方音，而且错误很多。此系佩斯科夫斯基存心嘲笑教官之戏言。——译者】

　　“我认为，这种那干式手枪只有拍战斗片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才需要。在战场上，这种枪用处不大。也许同敌人面对面时有点儿用处。用它射击活动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再说一遍，一下就能射中目标，这种事只在电影里才有，比如在《红小鬼》这部片子里。扳机紧绷绷的，不能进行瞄准射击。外国军队已经换了另一种结构和性能的枪，这不是偶然的。我想，这种手枪在我们部队里使用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

　　教官没有打断他，让他把话说完了。不过教官一想到自己不得不同这样一个目无纪律、饶舌多嘴、一点儿不懂事理的学员打交道，便微微涨红了脸。

　　阿什拉菲暗自发誓，决不提高声调。他平静地说道：“怎么，你以为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最聪明，别人统统是傻瓜？只有你一个人懂得这是什么武器，全军再也没有一个人懂得？伏罗希洛夫同志也不懂，是不？你没看到报纸上报道，他是怎样使用这种枪的？没看到是吧？从来不看报？看吗？也许看不太懂，那就说出来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同学会帮助你的。你听着，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某部参观射击比赛时，一个指挥员射击得很不好。他看到伏罗希洛夫同志时说，枪不好使，碰上了一枝不好使的那干式枪。这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平心静气地拿起这枝枪，几乎每发子弹都命中靶心。清楚了吧？懂不懂？现在，如果你不觉得为难的话，请劳驾拿７发子弹，打打看，看你会不会射击，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那干式手枪。”

　　“学员佩斯科夫斯基领到７发子弹，奉命进行实习射击。可以开始吗？”

　　“可以。”

　　“教官同志，我能再提一个问题吗？”

　　“可以。”

　　“如果我和您比一比，看谁打的环数多，您会生气吗？”然后，他又小声地补充道：“我准备拿这只表打赌。您同意吗？”

　　阿里弗·阿什拉菲轻蔑地答道：“我完全应该立刻把你赶出队列，然后向上级报告。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性格的话，对不起，同学们，你只能成为一个十分糟糕的侦察员。我可以打报告派你去打扫厕所。毕业后，你只能去指挥一群流氓。发给你这样一份证书好不好？”

　　站在一旁的潘捷列耶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佩斯科夫斯基：住嘴，别自找倒霉。

　　阿什拉菲继续说道：“但是，我不向任何人报告。你知道我的脾气，知道我不会跑到上级那里去汇报，所以就用这种腔调和我说话，是吧？没关系，让我自己来教育教育你。停止射击。下课后，我们再谈。”

　　阿什拉菲把全班解散以后，将佩斯科夫斯基和潘捷列耶夫留在靶场。

　　“为什么你这样和我说话？你的枪法很高明吗？打打看。”

　　在教官面前，佩斯科夫斯基已经感到十分难为情了。为什么要刺伤他的自尊心？这件事办得太蠢了。好象这不是军校，鬼晓得是什么。他心里想：“干吗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树这么多敌人？这样人家会觉得我自以为很聪明，比别人都强。适可而上吧……说一句……不，不是为了道歉……我并没有欺侮教官呀……必须使事情缓和一下。已经晚了，教官是东方人的性格。早就该想到这一点。”

　　阿里弗·阿什拉菲继续说道：“这是我的表。你的呢？走得准吗？那好。你打7发，我打6发。两块表都交给潘捷列耶夫，谁赢，谁就把两块表拿走，永远不告诉任何人。谁输，谁就再也不应该用那些蠢话搅乱我的课堂。同意不同意？”

　　“可是，为什么多给我１发？我不是新手。”

　　“多给你１发，是为了让你以后别再这么傲慢。你太傲慢了。这不会有好结果的，懂吗？”

　　“教官同志，是不是不用比赛了？”斯塔尼斯拉夫轻轻地问道。“就随便射击一下：谁打中的环数多，谁就赢了。我也和你们一起打，不要再争了。我想，佩斯科夫斯基准备收回自己的话，请不要严厉惩罚他。他有时会冒火，可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就是这种脾气。

　　阿什拉菲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你最好把这个糟糕的习惯忘掉。”

　　假如允许的话，佩斯科夫斯基一定会大叫一声：“咱们决斗吧！”——就象很久以前人们做的那样。那时，这种劝告被认为是侮辱，而侮辱必须要用鲜血洗净。说真的，这个阿什拉菲有什么了不起，竟然侮辱他？现在必须打赢。

　　“那就开始吧。不过，我用不着多打１发子弹。”

　　阿什拉菲一声不吭，把两张新靶钉在胶合板上，放到25米远的地方，然后让佩斯科夫斯基挑一枝枪，给他7发子弹。（叶夫格拉弗习惯地刚想说：“学员佩斯科夫斯基领到7发子弹，’奉命……”，阿什拉菲打断他说：“不用报告了！”）教官自己拿了6发子弹。他根本不等佩斯科夫斯基，一日气把6发子弹全部射光。然后，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样，我们是照章办事，接着射击，还是不要再浪费子弹了？”

　　“为什么不射击呢……”

　　叶夫格拉弗在放第一枪之前。想试试扳机钩到底有多紧。他先压了一只弹壳，拧紧，瞄准，接着便扣了扳机。他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把7发子弹统统压好。为了和教官胜负机会一样，同时也为了熟悉一下这枝枪，他把第一枪打到旁边的旧靶上。然后，他才仔细地瞄准，不慌不忙地开始射击。

　　他觉得，子弹中靶清况正常。他多么想赌赢，把那只又大又厚的旧表连同那条用了多年的表带一起还给输家。

　　叶夫格拉弗的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向靶子，但他极力克制着自己，装作对谁打多少环并不在意的样子。但是，他走近靶子以后，却首先看教官的那张：3发10环，2发9环，1发7环。佩斯科夫斯基叹了口气，再看自己的那张：2发8环，1发7环，3发5环。

　　潘捷列耶夫一声不响地把战利品交给了教官。

　　教官仔仔细细地看了这块表，然后说道，赢来的东西一般是不应该归还的，这样可以使佩斯科夫斯基学员更好地记住这一天，学会遵守课堂纪律，同时，再好好练一练枪法，日后好赢回这块表……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块表会使他这个不久前全师射击冠军常常想起，他打败的不过是一名新手……不，这种荣誉实在毫无意思，所以他请潘捷列耶夫将物品归还原主。

　　佩斯科夫斯基不好意思地表示不同意。

　　潘捷列耶夫则替自己的朋友答道：“谢谢。”

　　阿什拉菲拿着枪到一楼武器库去了。

　　“你是我的同学，我请你忘掉自己那种派头吧，要尽量象个大人样儿，”潘捷列耶夫眼睛看着一旁说道，“你今天碰上了个好人，算你走运……”

　　“您是不是打算给我上一堂课，讲讲保持风度优雅的规则？是不是可以让我先把本子和笔拿来，做做笔记，不要让您的宝贵思想白白丢掉，让这堂课永远印在我心里，然后生根发芽？不同意？那就请允许我向您进一句忠言。请记住。潘捷列耶夫，您还不适宜作大报告，您已经有些教训人的口吻了。”

　　“我只说了我想说的话。呶，把你的表拿去。”

　　起初，佩斯科夫斯基觉得，军校的生活完全不象从旁边看起来那样浪漫。

　　一天之中，每一分钟都规定好做什么。不是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在体育馆里训练。

　　在体育馆里也规定好“科目”，其中有拳击和很快流行起来的赤手自卫术。佩斯科夫斯基毫无兴趣地从绳子下面钻进拳击场，极力克制着自己，克制着自尊心：他感到，把自己的脸送给动作敏捷的姆纳查卡尼扬去揍，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公正的，即使脸上带着防护面具也罢。每一拳都打在他的自尊心上。原来，新同学沙根·姆纳查卡尼扬还在埃里温准备投考军校时，便背着父母参加了拳击小组。

　　有一次，自由练习结束后，他好意地安慰佩斯科夫斯基说：“你现在尝到的滋味，我早已经忘记了。没关系，第一年总是挨揍，新手总是挨所有人的揍，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是规律。必须快些练出来。

　　叶夫格拉弗很长时间都难于从新手中练出来……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正是在拳击场上，他十分清楚、肯定地感到，世界上的确存在着某些东西，能够改变似乎是难移的秉性。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恐怕要算拳击。佩斯科夫斯基感到，他已经深知个中三昧，了解到它的深刻含义。是的，“红军指挥员必须既锻炼自己的性格，又锻炼自己的体魄”──这句话十分醒目地写在一条长长的红色横幅上，悬挂在体育馆里……但是“锻炼”的含义是什么呢？锻炼什么呢？问题是不是就在于，在一个人身上，就象打火石里蕴藏着火星一样，有许许多多很好的品质。这些品质虽然看不见，但是的确存在，只是还处在萌芽状态，耐心地等待着破土之时。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很多毅力、意志、自制力、耐力、坚韧不拔的精神、灵巧、力量和其他许许多多品质——它们好象在排队等着自己的“出头之日”。不过，并非所有的品质都能等到这一天。有时，一个人直到垂暮之年仍然不晓得自己有什么本领。他认为，生命怠慢了他。于是、他便把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公正的现象统统搜集起来，以此为自己处处失意辩解，并且逢人便讲……

　　拳击是伟大的开拓者，它不断地、不知不觉地把许多十分有用的品格从“蕴藏之中”开拓出来。当叶夫格拉弗一拳从左侧把沙根“撂”在场上的时候，他第一次深思了这个道理。

　　“你怎么？”沙根毫无恶意地问。

　　“我没什么。就这样。”

　　“看我起来好好揍你一顿，” 沙根夸口说。

　　“我敢打赌，现在你可揍不了了，” 斯塔尼斯拉夫挑衅似地说，同时用毛巾给叶夫格拉弗扇着。

　　“你们别惹我的火。你们还不知道我有多凶狠哪。”

　　“知道，知道，”二人齐声答道。

　　“喂，沙根，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他的助手科泰·坎杰拉基对躺在场上的沙根说。“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别搞低级趣味，让他们今天放肆一回，明天再说……”

　　“科泰，你说，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个坏毛病，先说后想？现在不好好揍一顿佩斯科夫斯基，怎么能走？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要不，他更不知天高地厚了……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随你的便，反正我劝过你了……”

　　“请爬起来，殿下，”斯塔尼斯拉夫对沙根说，“我们恭候您。”

　　“干吗你称他‘殿下’？”叶夫格拉弗这样问，就象北方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更厉害地“激”一下自己的对手。“你瞧，他那只眼睛已经肿得象个灯笼了。”

　　……

　　根据比赛结果的记录。在后来的两场比赛中，局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原来，拳击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意儿啊！

　　佩斯科夫斯基有一个不怎么好的习惯：总是一下子把人看死。这也许是因为性格，而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他觉得，如果他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那就至死不变。他还没有领悟到。生活常常会迫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使他对自己看法的幼稚可笑不禁感到惊讶。他对有些人的看法始终未变，其中之一便是他的老师纳齐姆·克里莫维奇·鲁斯塔姆别科夫。这是一个表情丰富，作风严谨，轻声轻气的人。

　　可以听他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讲的东西既不是从书本中读来的。也不是编造的。他的确有东西可讲。

　　鲁斯塔姆别科夫52岁，最近15年是在柏林度过的。他老老实实地一直为“冈特·鲍尔和鲁道夫·弗赖塔格”珠宝商行工作。商行有近30年的历史，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墨西哥）都设有分行。商行从墨西哥进口极精巧的白银制品。鲁斯塔姆别科夫常常出差，周游四方。到遥远的国度观光的机会吸引着他。

　　鲁斯塔姆别科夫积极、有创见的工作，他那善于博取好感、广建实业联系的本领使商行生意兴隆。在他的常客中，有政府官员、阔绰的市民、军官以及他们的女友和妻女。在柜台后面的内室里，可以喝上两杯白兰地，选购货品，聊聊生活，谈谈政治。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有一套差不多是欧洲最好的唱片，有人从西班牙、南美、意大利、德国给他寄。不知鲁斯塔姆别科夫用什么办法，也许是付了一大笔钱，他从苏联搞到一套伊萨培拉．尤利耶娃、塔马拉·采列杰里和瓦里亚·帕尼娜灌制的唱片。珠宝商行有一笔唱片专款，用来同其他国家的收藏家交换唱片。

　　附近几家珠宝店老板看到他不断招徕新顾客，而且都带着支票本，嫉妒得抓耳挠腮。不言而喻，这位“冈特·鲍尔和鲁道夫·弗赖塔格”商行的职员的简历中，有若干细节，不论是他的竞争对手，还是地方当局都一无所知。

　　在1905年革命的日子里，彼得堡大学历史系学生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过了两年，在一次罢课后，他来到托波尔斯克，在那里，他在政治犯中间继续自己的学业。鲁斯塔姆别科夫的父亲是位工程师，是巴库──萨崩钦铁路运输公司的股东。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的独生子成了这样一个人。他悔恨自己没有把儿子留在巴库。他在彼得堡呆了半年多，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办法使儿子得以减刑。纳齐姆出狱后。父亲便和他一起到德国学电气化铁路工程去了。

　　在这个各种规章制度都十分稳定的安全的国家里，一切都使老鲁斯塔姆别科夫称心如意。他对儿子重又被唤醒的求知欲望竭力加以诱导。就这样，在大战爆发前３年，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成了柏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但是，即使在柏林，情况也并非象乍看起来那般平静、安稳。老鲁斯塔姆别科夫假如知道，他的儿子还会同在托波尔斯克结识的同伴们来往，为他们提供藏身之处，借钱给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传单。他绝不会那么急急忙忙地回国。

　　……

　　这位未来的肃反工作者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历程。珠宝商行经理的主要工作不能用卖多少克拉宝石、赚多少马克来衡量。鲁斯塔姆别科夫渐渐熟悉了那些向苏联派遣特工人员的西方军事侦察机关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对哪些目标感兴趣，如何偷越国境，如何搜集和传递情报……“珠宝商行”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是，搜集有关潜在敌人的军事潜力的情报，他们的军队如何现代化，装备什么武器，这些装备是在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制造、试验的，工厂和试验射击场在什么地方。夜间，鲁斯塔姆别科夫阅读各种报章杂志，把他感兴趣的文章剪下来，进行对比、分析、推测、摸索线索，尔后，再根据这条线索进行更主要、更加冒险的工作。

　　鲁斯塔姆别科夫依靠自己随机应变、广为结交、善于识别人的本领，在第三者的帮助下，同一个名叫于尔根·阿申巴赫的年轻人建立了联系。

　　这个青年对鲁斯塔姆别科夫极感兴趣的许多问题所了解的情况，比他作为驻某西方大国武官的儿子应该知道的要广泛得多。他结交甚广，生活无忧无虑，直到有一天夜里他不幸赌输为止。这一夜使他对人世间公正与美德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过来。鲁斯塔姆别科夫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参与了向乌拉尔派遣谍报破坏小组的工作。他还知道，亚历山大·阿申巴赫武官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儿子很伯他。过了两周，鲁斯塔姆别科夫的女助手，一位颇有名望的吉卜赛音乐唱片搜集家，帮助年轻的阿申巴赫了结了债务。于是，一个描述谍报小组３名成员相貌，说明他们接头日期和地点的密码电报便发到了莫斯科。

　　鲁斯塔姆别科夫就这样结识了小阿申巴赫。这个关系几年之后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注定又重新得到恢复。

　　那时，于尔根·阿申巴赫心里想：“这次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大家应该把它忘掉。”白天，他觉得这种想法极其自然，可是夜里，一个令人生厌的念头总是缠着他不放：没有不败露的秘密。武官的儿子常常反躬自问：把一切都对父亲明说是不是更好些？可是，如果他得知，是一些什么样的先生在同武官的儿子拉关系，而且最终拉上了，那他根本不会同意替他还清这笔为数不小的债务的。

　　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尔根·阿申巴赫对同女搜集家的那次会面越发淡忘了，晚上也睡得越来越踏实。他不断宽慰自己：那桩事已经被忘掉了……永远忘掉了。在他往口袋里塞钱时，他只是仿佛听到在不远的地方有“咔嚓”一声拍照的声音。

　　这是鲁新塔姆别科夫干得特别漂亮的一次。它的全部价值并不在于这件事情本身（根据提供的情报逮捕谍报小组归案，无须费吹灰之力）。这次成功具有长远的目标和打算。在同３个特工之中的一个建立了关系，并经过考验把他变成自己的国外特工之后，真正的结果才逐渐显现出来。

　　鲁斯塔姆别科夫受到爱护，受到器重。这既是因为他巳经做出了贡献，也是因为将来他还要去完成任务，还因为他博闻强记，具有丰富的知识。当领导得知，他将为商行到大洋彼岸长期出差，便决定稍微改变一下他的路线，把莫斯科当作终点站。同时，一位酷象纳齐姆·克里莫维奇的先生拜访了大洋彼岸的德国领事馆，向官员说明，他将沿图斯科──纳卢卡──赫莱一线，到山区盘桓几个月，了解当地珠宝商的工作情况，洽谈合同。

　　在局里，大家祝贺鲁斯塔姆别科夫荣获勋章。给了他一周的时间，准备向领导汇报。

　　汇报后，领导对他说：“按理说，您应该休息几个月．可是，如果您不反对，我们有个建议。”

　　这样，纳齐姆，克里莫维奇才得知，在离他的家乡巴库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所特别专科学校。这里学的是他十分熟悉的科目，这里也十分需要他这门专业的教员。

　　局里面的严肃气氛和相互之间的严格关系使鲁斯塔姆别科夫只能等到晚上才能同旧交好友会面。大家为他荣获红旗战斗勋章干杯，为重逢、为工作取得的成就、为祖国的和平生活干杯。

　　“纳齐姆，你这一生中都当过什么角色？你帮我们回忆一下，”朋友中最年长的一位说。“历史系学生、律师、商人，还有什么？现在，我想提议为你的新职业干杯，为教师工作干杯……希望这个工作为你带来愉快，为别人带来益处。把在任何教科书中都读不到的东西告诉给我们未来的战士和指挥员。我们还有几天空闲时间，还来得及办好多事。祝你…”

　　佩斯科夫斯基凝神屏息地听着鲁斯塔姆别科夫讲课，完全忘记了时间。而时间却不管课堂上讲什么，径自流逝。他惊讶地听到下课铃声，以为值日兵打错了。他一看表，原来铃并没有打错。可是，大家全都呆然不动，鲁斯塔姆别科夫也继续讲着，好象连他也没有听到铃声似的。

　　如果课讲得没趣味，不吸引佩斯科夫斯基，也不能给他以启发，那么他的课堂笔记便记得整齐、清楚──读这样的笔记是一种享受，可是，要记牢这些东西，那简直是一种痛苦。

　　听完了鲁斯塔姆别科夫讲的第一课，叶夫格拉弗的笔记乱得简直不可思议。虽然他知道。课后他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去解“密码”。可是他仍然记得非常潦草。他并不害怕费功夫。这也许还因为。在专业课上，不论解译颇费脑筋的密码电文，还是编写密码，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鲁斯塔姆别科夫的第一课，叶夫格拉弗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从此以后，他便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未来。

　　“你们有一种了不起的权利，去过不平凡的有意义的生活，”鲁斯塔姆别科夫说，“换句话说，你们有竭尽自己所能、使用自己全部聪明才智和精力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权利和机会。在你们未来职业的名称旁边，应该写上这样的话：‘时刻准备牺牲’。许多侦察员和革命者的事迹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为什么去冒生命危险，为什么样的未来而战斗，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则献出生命。

　　“但是，我还想在旁边加上几个字；‘对抗艺术’。我指的是，在同敌人较量的最困难时刻，当一切机会似乎都已经失掉，敌人开始压倒你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坚持到底。不汉能够坚持到底，而且能够挽回局面，重占上风。这就要求必须在精神上武装起来，在信念上胜过敌人。我以为，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就是这些方面能使一个人发挥出他从前不曾料到的潜力。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许多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但是，你们还会有许多敌人，狡猾的、老练的、关系复杂的敌人。其实，我认为，只有真正的敌人才会使男子汉大丈夫显露出自己的才能。我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这持的想法，我的信条，别人可能有另外的看法。有一个神话中的英雄，如果他没遇到强大的对手──荷莱女神，他永远也不会建立功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讲的是赫拉克力士。‘赫拉克’的意思就是‘一个靠名叫荷莱的女神而誉满天下的人’。这些你们也不一定要记。

　　“在你们的敌人成长的国家里，人们不太适应过集体生活，品德很坏的人往往得以青云直上。在那里，光有一个好使的脑袋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随机应变，相互大力协助。在那里，‘互相帮助’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敌人所以危险，就在于他们都是行家里手。你绝不能说他们是胆小鬼。你们还必须懂得，他们远非都是道德败坏的人。相反，客观地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极其忠诚的。其中有不少人十分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你们还要对付国家警察制度这架机器，一套严整的反谍报机构，具有特定风俗习惯的环境。信念、胜过敌人的技巧和洞察力，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苏联军事侦察员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品格。

　　“我希望你们懂得，生活中将会出现难熬的时刻，可能是一连几周，也可能是一连几个月……当你觉得，你正在受到监视，你的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时你简直会绝望……你会羡慕那些挺身冲向敌人的战士。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就会看到战果，看到自己英勇善战所带来的成果。他会尝到欢乐的滋味，为投入新的战斗增添力量。而你们却无时无刻不处在敌人的火力网之下，不知什么时候、从哪个角落会飞来子弹。你们无时无刻不在战斗，可是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胜利是不是同你何有关。

　　“看来，现在听到这些话使你们感到很懊丧，但是你们必须永远记住：侦察工作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它只能使战斗获胜更有把握。它象枪膛中的一颗子弹，战士口粮中的一块黑面包。”

　　……

　　在角落里，有两个学生在交头接耳。鲁斯塔姆别科夫知道，他们是从德国移民村捷列扎村来的。

　　“有的同学好象有问题。”

　　“教员同志，可以提问吗？”其中的一个问道，“一次成功的侦察行动，就其意义来说，难道不相当于一个师或一个军，并且协助赢得战斗的胜利吗？

　　“侦察工作不会赢得战斗的胜利。战争，这是多种力量的对抗。侦察工作只是战争的工具，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在我们势将面临的这场战争中，出色的侦察工作将会起很大作用……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并且要培养自己……”

　　终有一天，在离这蓝色的海洋、炎热的岸边、蔚蓝和炽热的天空十分遥远的地方，命运使佩斯科夫斯基和鲁斯塔姆别科夫在阴暗多雨的慕尼黑相会。那时，年轻的侦察员将会记起这些话：“要培养自己。”──只有到那时，他才会彻底领悟这句话的个中三昧。而现在，暂时……

　　暂时他和他的朋友们正在培养自己。象全国一样，正在做好准备。准备着那令人可怖的事件的发生。那是无法逃脱的啊。

　　他们不光在战术课上、射击训练中、长途行军中培养自己。

　　教授俄罗斯文学的老师，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微微驼背，心地十分善良。一天之中，随着他面部表情反映出的情绪变化，可以说他是40岁，也可以说他是50岁。国内战争时期，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波多利亚克同马赫诺作过战，参加过解放克里米亚的战斗。从那时起，在他的胸部便埋下一颗子弹，而乐天情绪却和这颗子弹奇怪地伴生在一起。

　　波多利亚克深信，他不仅教年轻人学习文学，而且还教他们学习生活。他赞赏头脑机灵的学生，欣赏喜欢争论，对某一本书、某个主人公坚持自己观点的学生。

　　他在军事学校教书已经第八个年头了。这期间，他对许多事物都产生了依恋之情，并且早已习以为常。唯有一点他不能习惯，那就是每隔二、三年就必须和一批年轻的捐挥员永远分手，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已经献给了这些年轻人啊！但是，课程进度毕竟是课程进度，工作毕竟是工作，军务也毕竟是军务。军务以其忙碌、激情、欢乐、烦恼吸引着未来的指挥员，使他们神往。就连他这个俄罗斯文学教员也是为了培养学生准备将来从事军务呀！

　　在新学员中，波多利亚克很快便注意到两个人：佩斯科夫斯基和潘捷列耶夫。潘捷列耶夫尽管看起来很憨厚，但十分自尊自贵。他处事稳重，初看起来，给人的印象是比自己的伙伴要认真踏实。懂得自己考入了一所什么样的学校，知道这种学校要求学员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佩斯科夫斯基明显地容易冲动，象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青年人一样，很长时间都脱不掉稚嫩的痕迹。他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言行。对他来说，似平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种独立的气质，不合流，与众不同。

　　他这种军校既不欣赏也不鼓励的性格，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甚至在一篇题为《象鸟儿一般飞驰的三套车》①的作文中，也流露出来。

　　【 ①此典出自果戈理名著《死魂灵》。作者用“象鸟儿一般飞驰的三套车”比喻俄罗斯。——译者】

　　在波多利亚克面前摆着密密麻麻的两页纸，字迹歪斜、潦草，笔体还没有定型：

　　“象鸟儿一般飞驰的三套车……果戈理能够洞悉许多年之后俄罗斯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将如何发展，对世界作出什么贡献。对新名预见的实现大书特书，对巳经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但是，我看见了那些飞向炎热国度的鸟儿，我想走到一旁静思。一切生灵都有自己的‘祖国’、‘巢穴’、‘故土’。

　　“我羡慕那些鸟儿呵：它们飞过高山和大海、森林和平原，什么都看得清，什么都记得住（它们如果没有记忆力，如何能找到路飞向自己的老巢？）。我如果能有它们那样的记忆力和锐利的眼睛，那该有多好！

　　“它们由南飞向北，又从北飞向南。它们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好些。哪里好，就飞向哪里。不，我并不羡慕它们的精明和始终如一的本性。我不喜欢这些。

　　“我羡慕那些十分普通的小鸟，它们始终留在故乡，不管炎热还是凉爽。故乡好，鸟儿也幸福；故乡不幸，鸟儿也悲伤。

　　“我的童年是在那些远离故土的人们中间度过的，和德国移民一起度过的。他们创建了一个极好的移民村，请到那里去学习吧，看看他们怎样管理生产，怎样收获，怎样建房。这里歌声乐声常闻，晚会不断。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欢乐，而是强作欢颜。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故乡才会感到真正的欢乐。

　　“我羡慕那些鸟儿呵：它们飞过高山和大海、森林和平原，什么都看得清，什么都记得住。但我更羡慕那些永远不离故巢的鸟儿。他们不寻找舒适和温暖，他们懂得，人世间只有一个故乡。”

　　波多利亚克生气地想，作者对主题的处理过于随便了，换句话说，写得简直“文不对题”。但是，佩斯科夫斯基的思想却同他的思想一拍即合，虽然关于德国移民以及移民村的描写不尽真实。可以不可以考虑在下一节课上，让学员们分析几篇文章……佩斯科夫斯基的文章算一篇，第二篇呢……还得找一篇一切都写得很正确、很得当的文章……谁的文章是这样的呢？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不假思索地想到潘捷列耶夫的名字，于是便找他的作文。

　　文章共有４页：字写得工整、整齐，没有一处修改的地方．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在观察潘捷列耶夫作文时发现，他和别的同学不一样，从不打草稿，先把句子想好，然后仔仔细细地写出来。其仔细程度，在象他这样年龄的人中间极为少见。叶夫格拉弗写的字句有时使人颇费猜测，而潘捷列耶夫的文章则写得清清楚楚。老师满意地把４页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可是，当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忽然反问自己：“尊敬的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您说，这篇文章能给人以启发吗？哪伯一点儿呢？它能使读者对作者产生兴趣吗？能使读者产生争论的愿望吗？等一等，请不要着急，您是不是认为，能挑起争论是学员的一种优点？您应该先看潘捷列耶夫的文章，然后再看佩斯科夫斯基的，那您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您就会明白，切题的文章有哪些优点。”

　　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把两篇文章读完之后问道：“谁想谈谈看法？”大部分学员一致推崇潘捷列耶夫的文章。有的人说，佩斯科夫斯基过于想标新立异，所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就是不切题。

　　叶夫格拉弗在心里对自己说：“别急，先别说，等大家都说完，你再要求发言。”

　　可是，你的伙伴坎杰拉基在评论，你能憋得住吗？

　　坎杰拉基把五指伸到头发里（他总是用这种姿势表示自已在思考），说道：“假如我们的作者写的是革命前的德国移民如何强作欢颜，如何没有真正的欢乐，那我也许会相信。但是今天，我们的日耳曼族同志建立了集体农庄，我们的国家为他们提供了一切可能，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发展自己的文化……我觉得，佩斯科夫斯基不善于深入体察事物，他强调自己的某种印象，但却不努力思考这个印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

　　坎杰拉基又用手理了理他那乌黑的头发，然后补充道，这种不严肃的文章不值得进行严肃的讨论。他还想说些什么，可叶夫格拉弗打断了他：“如果你在我住过的地方呆过几年，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议论。”

　　“不一定会有，”潘捷列耶夫搭腔道。

　　“今天不打分了，”波多利亚克说，“我同意坎杰拉基的意见。下一次写作文，请同学们注意要切题。佩斯科夫斯基同学，下课请您留一下。”

　　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波多利亚克提醒佩斯科夫斯基说：“我想对您说，叶夫格拉弗同学，您写的这篇东西我很喜欢。不过，这种文章下次我只能打个不及格。”

　　波多利亚克曾是一名军人，他懂得纪律，知道哪怕稍稍违反纪律，那会带来什么后果。

　　叶夫格拉弗十分高兴参加教学大纲规定的一种叫做“培养记忆力”的比赛。

　　让学员进到一间屋子，那里放着10到12件东西。过20秒钟后，把他叫出来，让他讲述每一件东西。

　　在刚开始学这门课程的一次课上，叶夫格拉弗便受到了表扬。

　　他从屋里出来后，说道：“有一张４条腿的桌子，上面铺着红绿格漆布。桌上摆着一只闹钟，指针指的是14点17分。旁边有一盒火柴，盒上放着一根儿火柴棍儿，烧焦的一头指的是东北方向。窗台上有一本书，是画法几何教科书，翻到第二十九页。墙上挂着日历，最上面一张是12月14日。右边墙上贴着一张画，是《阿廖努什卡》的复制品，从《星火》杂志上剪下来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条长约75厘米的绳子，吊着一只金属灯罩。双扇窗户朝院里开。窗台下面有暖气包。噢，等一等……桌上还摆着一个烟碟，里面有个村社牌香烟的烟头。烟灰还没凉，烟是刚刚吸过的。”

　　教员不住地点着头，十分满意。

　　过了１小时，佩斯科夫斯基对潘捷列耶夫说道：“喂，你在一个深色的东西上面，就在这个公文包上也行，放25到30根儿火柴。不过不许互相重叠。你记住有多少根儿。我背过脸去，然后转过来看几秒钟，我尽量说出有几根儿火柴。”

　　“那好吧。”斯塔尼斯拉夫将信将疑地拖长声答道。“你是想练练记忆力，还是一时心血来潮？”

　　潘捷列耶夫从盒里拿出33根火柴，整整齐齐地摆在公文包上。佩斯科夫斯基看了一眼，转过脸去，在心里数了数说道：“34或35根儿。”

　　潘捷列耶夫重新数了一下，用他那特有的男低音惊讶地说道：“你真是个演员。”

　　“再来一次，这次我尽量不搞错。”

　　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佩斯科夫斯基准确地说出了火柴的数目。晚上，潘捷列耶夫象介绍本地珍奇一样，把他介绍给大家。有的人猜测，火柴是潘捷列耶夫事先数好的，然后用巧妙的方法悄悄地告诉给同伙。可是，这种猜测立即被推翻。同学们把潘捷列耶夫领到另一间房子里，魔术仍然成功。

　　第二天，佩斯科夫斯基把沙根·姆纳查卡尼扬叫到一旁，对他说：“我摆好５根火柴，两根朝上，两根朝下，一根横在当中。你出去，我留下来和同学们在一起，请一个同学随便摸一根火柴，但不挪动位置。然后你回来，偷偷地看我的双脚：摸摆在右上脚的那根，我的右脚在前；摸左下角那根，左脚在后；摸中间一根，双脚平摆。大家会以为，我是用眼或手给你传递暗号。如果大家让我出去，潘捷列耶夫会给你打暗号的。行不？”

　　姆纳查卡尼扬立刻神气活现起来。经过了几次试验，他便取得了助手的“职称”。

　　“最重要的不是这种魔术本身，最重要的在后面。肯定会有人要试试自己是不是也能传递思想，那时你会看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自卫拳术练习结束后，佩斯科夫斯基在一条长桌上摆了５根火柴，然后操着魔术师般的腔调对尊敬的观众们说道，准备给大家表演一出心理小品，但需要有一位自愿试试魔力的人。

　　“这全是瞎扯，” 姆纳查卡尼扬好象随口说了一句，“这是一年级小学生玩的玩意儿。你出去，然后有同伙暗示给你，这就是所谓魔力。”

　　“如果我就请你出去呢？”佩斯科夫斯基问道，“而且还想和你打赌。

　　“我不想要你的好看，谁不知道你会诡辩，”姆纳查卡尼扬挑衅似地说。

　　好奇心胜的同学逐渐围拢到摆着火柴的长桌四周。大家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都劝沙根出去。

　　姆纳查卡尼扬很不情愿地走了出去。一个同学摸了一下摆在左下角的那根火柴。坐在椅子上的佩斯科夫斯基双手托着下巴，悄悄地把左脚稍稍向后挪了一点儿。

　　姆纳查卡尼扬进来之后，佩斯科夫斯基庄严地对他说：“请祛除一切杂念吧！告诉我，动的是哪一根？”

　　姆纳宣卡尼扬装作在动脑筋的样子，双眼半闭。然后很有把握地指出了那根火柴。

　　轻轻掠过了一阵惊讶不已的声音。

　　“别动！”坎杰拉基这时说道，“别动，不要动，也不要说话。我来摸一根儿，看他怎么猜得着。”

　　身材细高的坎杰拉基带着胜利者的神气望了望同学们，“这种玩意儿我还在上幼儿园时就知道了。”

　　“那好，”佩斯科夫斯基沉着地答道。

　　姆纳查卡尼扬出去了。坎杰拉基摸了一下中间的一根，佩斯科夫斯基无所谓地继续仰头看着天花板，同时，把放在桌子下面的双脚并拢起来。姆纳查卡尼扬很有把握地走到桌子前，指出中间的一根火柴，并且说道，他再也不能猜了，头有点儿晕，还感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性格恬静的姆纳查卡尼扬装作经过困难的心理学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恢复知觉的样子。

　　坎杰拉基走到正在换摔交服的潘捷列耶夫跟前，怀疑地问道：“是你在那里帮忙，对吧？说老实话，是你，对吧？如果你也出去，他还能猜着吗？哈，我们没注意到他…如果你这么能干，那就拿我变变魔术。我出去，你来隔着一段距离给我传令，”

　　科泰没等回答，便走出了体育馆。

　　“尊敬的观众们，我想教训教训这个不值得敬重的人，他居然不相信最新科学成就。所以我请求大家……坎杰拉基进来以后，不管他指哪一根，都说他猜对了，看他会怎么样。”

　　在观众里面有不少喜欢挑逗激将、抽彩押宝的人，所以佩斯科夫斯基的建议博得了一片轻轻的赞许声。

　　坎杰拉基旁若无人地走近桌子。他手中拿着一支铅笔，在火柴上面不时地晃动，好奇地注视着佩斯科夫斯基。看他能不能忍得住。最后，他指了中间的一根。

　　佩斯科夫斯基笑逐颜开，周围的人都叫了起来：“猜对了，猜对了！”

　　佩斯科夫斯基掏出了手帕，装作擦汗的样子。坎杰拉基迷惑不解地看着左右的同学。

　　“瞧，也许是他自己在帮佩斯科夫斯基的忙，”潘捷列耶夫一边系鞋带，一边帮腔，继续捉弄老实的坎杰拉基。

　　佩斯科夫斯基把坎杰拉基叫到跟前，两眼紧盯着他说道：“你承认我根本没帮过你的忙吗？既没用手，也没用眼，也没说话。”

　　“承认，根本没帮过忙。”

　　“这就是说，你相信可以相隔一段距离传递思想？”

　　“再来一次，”坎杰拉基请求说，他已经失掉了原先那种自信。“头一次也许是偶然的。我试试猜两根儿火柴，让他们摸两根儿，可以吗？”

　　大家都劝佩斯科夫斯基答应他。同时，也有的人说：“让人家休息一下吧！”

　　“他无论如何猜不着两根儿。”

　　“要是有这种技术，那就不用在学校里学习了，可以到马戏团去了。”

　　“我在马戏团也没见过这种节目。”

　　“还是让他试试猜两根儿吧。”

　　坎杰拉基走进来，用手捂住靠左边的两根儿，全场惊讶得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话。

　　“我收回自己的话，”坎杰拉基说。

　　这时，姆纳查卡尼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同学也跟着捧腹大笑，体育馆的四壁全都震得额抖了。坎杰拉基气得面色发青，

　　他走到佩斯科夫斯基面前问道：“耍笑了我，是吧？把我当成了傻瓜。如果你是条好汉子，咱俩就个别谈谈。我也想教会你点儿什么。” 科泰的声音好似一股山洪轰然而泻。

　　“我从来都恭侯领教。”

　　佩斯科夫斯基的自尊心太强了，他把维护自尊心兔遭玷污看作是先于一切的责任，而且全然“不顾代价”。他认为为此而鼻青眼肿、戳肿手指是小事一段。这也许不无道理。

　　深更半夜，他俩爬起来，装作上厕所，可是却拐到学校的另一头。寝室里同学们都熟睡着，潘捷列耶夫的鼾声压过所有的人。他不喜欢争吵。

　　20分钟后，他俩气喘吁吁地回到床上。值日兵充当了裁判员的角色，他命令这场交锋提前结束。在写给领导的报告中，他仔细地描绘了当所有人鼾然入睡时所看到的情景。

　　第二天，召开了团员大会。团委书记宣读了值日兵的报告，然后请团员们发表意见。

　　佩斯科夫斯基坐在那里，衬衣贴到脊背上。他感到，汗珠儿在衣领下面汇集起来，然后往下流，一直流到后腰。他听着大家如何谈论他，同时自己也以旁观者的眼光看自己。他想：“会不会开除呢？如果最后开除了，我该怎么办呢？”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再对他说坎杰拉基说过的话，他仍然会这么做的。

　　还是阿里弗·阿什拉菲老师有先见之明。佩斯科夫斯基刷了３天厕所，体验一下处世之道。坎杰拉基也干了３天。第四天他们就言归于好了，而第五天重又成了知己。

　　佩斯科夫斯基在沉思：我应该锻炼自己的性格，并且要把其中的某些东西改掉。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我大体上有所察觉，但是，别的同学看来了解得更透彻。

　　什么东西使我厌烦？凡是单调的工作（其目的在于锻炼顽强精神和忍耐力）都使我感到乏味。长时间地画平面图，反复装卸冲锋枪，全副武装夜行军30公里——这都不是我所喜欢的活动。我只是为了表明不比别人差才参加行军。我从心里羡慕潘捷列耶夫．他十分懂得什么是职责，应该如何履行它。

　　明天一早我就得起床，到靶场同最和善的阿什拉菲老师再练上一个半小时的射击。他认为我用瓦尔特式手枪或者巴拉贝伦格自动手枪速射的成绩还不错。射击倒是很有意思，可就是为了这个起个大早……咳！

　　干吗那次要欺侮他。在他面前我总觉得不好意思，自己扪心自问，更觉得羞愧。现在，我有时可以赛过他，可在全校射击冠军赛中，我输给了他。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最后一项比赛中，他５枪中了47环，而我４枪中了３８环，还剩下最后一枪。阿什拉菲射击完之后，便来帮助我校正。对于第四枪他说：“九环打少了。”停了一下又说道：“别慌。”这是让我最后一枪打10环，超过他。他绝不会因此而感到委屈。如果他能培养出一名新的冠军，他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姆纳查卡尼扬为我担心死了，而斯塔尼斯拉夫却象一个旁观者。我看，他从来没有为谁担心过。他甚至没有一个自己心爱的足球队。就这样，我还剩下最后一枪。这枝巴拉贝伦格手枪我使得非常习惯，一般不会少于９环。可是，现在我不能打９环，也不能打10环。我得稍微考验一下自己，既考验自己射击的准确性，也要考验那个叫做自尊心的东西。。我应该打８环，好不超过教官。我不想超过他。

　　我很仔细地瞄准。枪一响，自知在８环以下。我已经学会不要校正员帮助，大致猜得出射击结果。

　　沙根真心诚意地为我感到懊丧：“你为什么没瞄好？”他非常希望让我得到那只小银环。

　　阿什拉菲不满意地嘟哝着，他说，真正的射手与一般射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控制自己，能命中最后一枪。当校长把奖杯授给他时，他难为情地表示感谢。我心中想，就让这只银杯代替那块他退还给我的怀表，留作对我的回忆吧。

　　从那时起，一年过去了。

　　一个有志气的人，只要不在生活琐事上分散精力，一般说来，一年之中是能够取得很大进步的。现在，我懂得了：只要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朝思暮想，甚至连做梦也是一种特别的“多集梦”，那么用一年的时间是可以掌握并理解一些东西的。

　　我们学习密码和无线电通讯技术，还十分有兴趣地学习我们将来可能去工作的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习俗。学习按新规矩写地址：先写姓名，而后写大街，最后写城市；学洗手：先把水放到盆里，然后在盆里洗；学铺床：把被子周围塞到褥子底下。再象把信装到信封里那样，把自己“装”进被子里；学习过马路：即使远近都没有汽车，也照样耐心地等着绿灯。鲁斯塔姆别科夫从来不想喝酒，只是工作需要时才喝。他教我们饮而不醉的诀窍。他说，靠自己意志的力量可以避免醉酒，酒只会使不善于控制自己的人失态。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身在另一个阵营里，无权醉酒，那么最好的办法不是喝油熏鲢鱼汁，也不是在开怀畅饮之前先吃块黄油，而是坚定地对自己说：“我能和大家一样地喝酒，不会醉倒，我不允许自己醉倒。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鲁斯塔姆别科夫认为，学校在几年之中教给我们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一辈子都学不完。它帮助我们锻炼和完善性格，使其富有创造性、个性，并且坚韧不拔。

　　我们还学习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判断他的性格。我非常喜欢这门课程。教这门功课的是一位精神病法医、教授。他是个身材矮小、好动、精力充沛的胖子。他腰间扎一根宽皮带，这使他酷象字母“ ”①。赫列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总是随手带着自己那个旧公文包。在街上，他边走边拚命地摇晃着这个包，警觉地看着周围，颇有些象生怕碰上班主任的逃学学生。在其他时间里，当他教训我们时，两眼朝天，活象一个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饭店管理员。你试试只按照他的外表特征判断他的性格和职业吧！

　　【 ①旧俄语字母。1917年文字改革后用“Ф”代替。——译者】

　　不过，这门科学仍然是极有趣味的。

　　赫列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教我们根据外表特征判明性格（我觉得，正是这种本事妨碍了他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如果一位姑娘立刻被我看透，那么我也会对她失去兴趣：对一个人的了解最好是逐渐地进行）。

　　老师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类型的性格，并且要求我们很快地描述出来。

　　……我们刚一走出电气火车，赫列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便要我们讲对坐在旁边的一位乘客有什么想法。

　　这个人一路上都在捧读一本《加陵①工程师的双曲面》。

　　【 ①加陵（1852—1906年），俄国作家，铁路工程师。——译者】

　　我说：“淡黄头发，四方脸，嘴角下垂。两眼有神，身材较高，我觉得……”

　　“您讲下去，”教授对潘捷列耶夫说。

　　“容易冲动，不够果断，抵抗能力较差……总起来说，不够成熟。”

　　“你怎么对每一种类型都持否定态度呢？”姆纳查卡尼扬问道，丝毫没有恶意。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斯塔尼斯拉夫冷漠地反驳说，“你对一个人想得越多，了解得越深，你对他的缺点也就发现得越多。我们总是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人印象比较好。”

　　“吓，先生，您不担心自己将来在个人生活当中会感到困难吗？”

　　赫列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微微一笑，说道，“潘捷列耶夫同学发誓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而不要任何报偿，”

　　我说道，忽然收住了口。因为我想起，我们的教授也是独身呀！

　　这几年，姆纳查卡尼扬长大成人了，他读了许多书。在我们当中，他是最优秀的报务员、语言专家，还是戏剧小组的导演呢。沙根的父亲在手抄古本收藏馆工作，终日以研究这些手稿为乐，母亲教授好几种语言。沙根是他们的独生子。小时候，他经常生病。现在，妈妈每到入冬前还经常给他寄来厚袜子，嘱咐他爱护身体，“随时随地注意自己”。可是，她的“小心肝”从４月开始洗涤澡，一直洗到12月。

　　他努力锻炼自已。沙根小的时候，妈妈教他学德文。她相信，儿子将会成为一名军事译员。

　　潘捷列耶夫成了一名优秀生。他在全共和国阿塞拜疆式摔交比赛中获奖，受到指挥部的表扬。他如果着手做什么事情，就做得十分认真、踏实。我一看到他穿起绣花灯笼裤，就知道他又牵到一匹小马驹①了，他一定能把它变成一匹驯服的骏马，驰骋天下。他总共只练了两个月，可是在一次比赛中却赢了６个人，把对手干净利落地撂在草坪上。这使同学们大为惊奇。在最后一场交锋中，他遇到了一个留长胡子的码头搬运工人。这个人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衬衫。潘捷列耶夫只输了这一次，而且不是双肩落地。潘捷列耶夫来到世上，好象就是为了当标兵模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嗓音变得成严坚定。只有天生指挥人的人，才会有这种嗓音。

　　【 ①俄语“小马驹”一词，在口语中常常转意作“得意之事”讲。此处系双关语。——译者】

　　坎杰拉基的德文发音十分纯正地道，他非常得意。不论他和谁谈话、做什么，总是留心观察周围的反应。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看法。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科泰·坎杰拉基是十分机灵的。他的左眼视力比右眼差些。入学考试前，对我们曾经进行过十分严格的体格检查。在眼科检查时，坎杰拉基用左手捂住了左眼，用右眼读出了最小的一行符号。“换一只眼，”医生说，狡猾的科泰故意慢腾腾地放下左手；又慢腾腾地抬起右手，可是他捂住的……还是那只左眼。医生一点儿也没有发现他玩的花招，写上了“合格”。

　　过了两年，坎杰拉基才对我们承认了这件事。

　　我们正在准备举行全市“增产石油和棉花”春季接力赛。说“我们”准备并不十分确切。我们小组的荣誉要靠潘捷列耶夫来保持，而我……不过是名候补队员，而且十分靠后。我简直没有任何希望递补上。尽管如此，每次训练我都必须参加，准备在必要时随便代替哪个人。我们队叫“旗帜”队。领导极关心我校各组的成绩，所以比赛前３天先举行了一次预赛。在这次预赛中，我认识了……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接力赛全程分14段男子接力和６段女子接力，沿几条滨海大街跑过巴库全城：从巴依洛沃采油厂直到列宁纺织厂。潘捷列耶夫应该在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附近起跑，跑完８００米后，到圣母塔把棒交给一个名叫维罗尼卡的报务员。斯拉夫卡从来没有这么努力练习过，我想，他准是想超越所有的人，第一个把接力棒递到维罗尼卡手中。维罗尼卡·斯特尼佐娃在同我们军校隔着一条马路的报务训练班学习。她声音浑厚悦耳，身材窈窕，脸蛋儿白净。我想，这已足可以使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为之倾倒了。

　　比赛之前两天，举行最后一次预赛。队里要我陪潘捷列耶夫跑他那一段，让他“体验一下对手的呼吸”，正确地使用力量。他必须“全力以赴”，而我则十分宽容地被准许在中途下跑道，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两人是两种劲头儿，我跑短跑还可以，跑中距离……斯拉夫卡即使让我50米，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胜。

　　真是活见鬼，我至今也搞不懂，事情怎么会是那样。我是从哪儿来的力气，最重要的是，从哪儿来的那种精气神儿。谁第一个跑完全程，谁就有权碰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的手。事情就是如此…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激励，从来没想过，中途我会突然出乎意料地感到全身轻松异常。我对自己说：我不想输掉。我不会输掉。

　　在我的脑海里，不知怎么出现了一首老歌子的旋律；“嘿，嘿！嘿，嘿，嘿！大家都到公路工程学校来！”我便踩着这首歌的拍节跑。歌声好象是一张旧唱片放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转来转去。不知为什么，它使我感到欢快。从前，在课间大休息时，声音宏亮的年轻辅导员带领我们唱过这首歌。大家手牵着手，拉成一个圈，然后往中间走５步：“嘿，嘿！嘿，嘿，嘿！”然后忽然停住不动，眼睛瞪着辅导员，等他下命令。他扬扬自得，两眼斜看着欣赏这出戏的校长。他把手猛地一挥，于是从我们的喉咙里顿时进发出一片快乐的呼叫：“大家都到公路工程学校来！”

　　潘捷列耶夫始终没有猜透我的秘诀：是《公路工程学校校歌》帮助我保持了节奏，使我一心一意只想那个讨人喜爱的女运动员。她远远地望着我们，看谁第一个碰她的手。

　　我知道，今天我不会输给潘捷列耶夫。

　　离终点还剩下２００米，斯塔尼斯拉夫回头看看我（我只落后两三步），简直摸不着头脑。为了惩罚我过于自负，他

　　加快了速度。以前，每逢这种情况，我的速度就乱了，好象对自己、对斯拉夫卡、对全世界说，够了，这不过是玩玩，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以后再也不干了。如果你那么认真。还要跑小碎步，那就请便吧，我并不反对。你饶了我吧，够了。以前，我总是这么想。那时，在拐进林荫路的地方还没挂上“向参加‘增产石油和棉花’接力赛的运动员致敬！”这样的标语牌，牌子下面也没有那个身穿轻便运动服的窈窕少女。我开始接近斯塔尼斯拉夫，可是在超过他之前，我在心里问自己：我会不会破坏同志关系的准则，我本来应该……本来准许我中途下来……可是他……可是他必须全力以赴呀！……这就是说，没事，我试试看。

　　当我们并排跑时，我小声对他说：“潘捷列依，坚持住！”便冲了过去。他气喘吁吁，可我觉得好象还可以用同样的速度再跑3公里，不，再跑5公里，因为我看到了维罗尼卡那张调皮的脸，而且知道我有希望博得她的好感…·我超过斯拉夫卡差不多有５米，碰了维罗尼卡的手，又一起跑了几米。分手时，她对我笑了笑。

　　我想，潘捷列耶夫一直没有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只是想起了一位智者说过的话。他认为，打过人的人，是不应受到回击的，因为转眼之间，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总而言之，哲学家认为，在一生中的不同时刻，我们自己和自己并不相同。这种情况在竞技场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我可能比以前更加了解佩斯科夫斯基公民了。我还懂得了，具有某种动力，哪怕是很小的动力，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今天在圣母塔旁发生的这件事，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我还推想不出来。

　　斯拉夫卡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当他得知比赛那天我要去跑他那一棒时，他的态度显得十分冷静而且超然，好象这与他无关似的。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我们之间常常有心照不宣的事。我又想到自己应该学习他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善于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发给我一套新服装——带红色斜条的白背心、蓝短裤、胶鞋。比赛开始前一小时，我们乘上汽车。运动员被分段送到起跑点。车到阿塞拜疆石油公司时，我跳了下来，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挥手，好象说：等着吧，一切都会顺利，我误不了事……

　　我是第十六个跑到维罗尼卡跟前的。接棒时我是第九名，我马上起跑，超过１个、2个、3个……至于后来的情况，有多少人快到终点时超过了我，最好不要去想它了。这次比赛使我后来好长时间都不愿意在赛跑上再试自己的能力……尽管如此，我对这一切并不感到遗憾。就是因为赛跑我才认识了维罗庚卡。至于姆纳查卡尼扬和坎杰拉基称赞我有天才的那些话，尽可当作耳旁风。

　　“嘿，嘿！嘿，嘿，嘿！大家都到公路工程学校来！”

　　每天从清晨直到深夜都安排得满满的。大家明白：我们不仅要学一个人的课程，而且要学两个人的课程。这样说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如此！一种课程是为自己学的，另一种是为我们准备成为的那种人学的，而且要繁复得多。不仅要懂得两种语言，了解两个国家，而且要知道第二种思维方式，习惯于新的尺度，新的生活目的和价值观念。“必须使自己确信，别人的价值观念和目的，现在就是你的，即使是暂时的，但却是你的。假如你只是装装样子，扮演一个角色，那落网的机会就要多得多。

　　昨天，我整整半天都象一个预科学生那样学写数字。从前我以为，阿拉伯数字“７”全世界的写法都相同，正象“５”和“３”一样。可是德国人的写法却有些不同。差别虽然很小，但是有差别。我必须忘记自己从前的写法。鲁斯塔姆别科夫不慌不忙地、认真地写给我们看。他无论做什么都很认真，也希望我们学会这种本领。“本领”和“认真”这些概念，也都具有民族特点。按照我的理解，德国人所认为的“本领”，是一种不慌不忙、不多说话、处事得当的艺术。

　　“７”的写法是：一横，然后拐一个很尖的角，竖笔稍微弯曲。不打小横杠。横拆以后的竖笔要逐渐写得粗些。可是我写着写着，一走神，便习惯地加上了一条小横杠①。我只好再拿一张干净纸，重新练起。

　　【 ①苏联人习惯于把“7”写成“ ”。——译者】

　　我一面研究德国的风俗、习惯、习俗，一面不由地注意到，“那里也有高明之处”，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我们学学并非不好。

　　我产生了一种纯粹职业性的欲望，想把一切都做得很地道。这并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完全正确的人，在思想、行动、处事等等各方面都很正确。我认为这种努力“把自己身上的一切缺点都改掉”的完全正确的人，是最令人厌烦的人。如果你在改掉“缺点”的同时，也丧失了一部分自“我”，那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将毫无用处。

　　我必须学会不用笔、墨水和纸写东西，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需要时，再把“写好的东西”

　　读出来。我希望我的工作、职业和将来要完成的任务，不至于使我国同德国疏远、仇视、交战；我希望自己在可能的限度之内，能尽微薄之力，促使我国同这个美好的国家和人民逐渐接近。我相信，法西斯犹如在手脚以至思想都被束缚起来之后做的一场恶梦，这场梦一定会过去……会很快过去吗？在我有生之年能过去吗？

　　梦，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却好象延续了几个小时（纳齐姆·克利莫维奇这么说。应该相信他，但我不知道，谁能验证这种说法，用什么方法验证。）；就连人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瞬间。我还有多少年才会身老神衰？30年，最多40年。干我这一行的人，职业年龄不会太长，因为总是在紧张中生活。逐渐会习惯于这种紧张，感觉不到它，但早晚总是要还这笔帐的，当然如果不发生别的情况，以至缩短职业年龄的话。

　　30年或者40年。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目标并决心要达到它，那么这段时间还是相当长的。

　　我很用心地练习写数字。

　　该学写“３”了。上半截要写得象个螺旋线圈，下半截就象一般的半圆形。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写这个螺旋线圈，同时要记住，下半部分写得要比上半部分大些。今天我一定要写333个“3”。我的家庭作业是需要写多少就写多少。我完全能够写100个、150个。现在，我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学生。有时我觉得，这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十分勤奋的学生，他每天都比规定的作多做许多练习，然后向自己汇报。

　　向自己汇报……将来，我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境遇，在一段时间内这是我唯一可能的汇报形式。

　　老实说，这个“３”实在叫我腻透了。我停下来在心中设想着，在那边，在伙伴们中间或者会议上（他们也常常开会，也不象我们开得这么多），我应该有怎样的举止。我应该自然到什么程度？怎样习惯于争论，争论到什么火候？重要的不光是说些什么，还有音调、表情。手势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发现自己不会微笑，我没有那种“讨人喜欢的微笑”。

　　老师给我们讲，他们如何在银行办理各种手续，如何使用支票本，告诉我们，如果人家不向你借钱，你绝不要主动借钱给任何人，即使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罢。还告诉我们在银行、事务所、饭店应该有何种举止。

　　趁着对新学的这些东西印象还深，我便邀请刚结识的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到高山文化休息公园里的饭店吃晚饭。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象这3天那样盼望着休假日。

　　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来。服务员很有眼力，一下子就估量出我们的关系。她看我们只订了一顿十分简单的晚餐。两份浓汁焖小块牛肉、干酪、冰淇淋和柠檬水，便惊异地、用略带责备的口吻问道：“什么酒都不喝吗？”

　　“为什么不喝呢？我们非常想喝，”维罗尼卡说道，拿起菜单，装作点菜的样子。

　　厚嘴唇的服务员喜笑颜开了：“看来，这是到饭店来消磨时间的。”

　　“我们就是来消磨时间的，” 我不很得体地说道。

　　我身穿便装。服务员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了，她一子就把我看成是那种惯于对女友十分吝的不正派的年轻人。把女友带到饭店，要一个菜，一瓶矿泉水，然后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昨天和某某到饭店去了，吃得满开心呢！”

　　服务员侧身站在我的旁边，看到她围着一条满是油渍的围裙，我不知为什么想走。绝不是因为维罗尼卡可能要些我付不起钱的酒，我只是感到，我的情绪全被破坏了。如果我没学过要培养自己有忍耐力，对人态度要和蔼等等，我一定会对维罗尼卡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去找另外一家吧。”

　　服务员耐心地等起来。

　　维罗尼卡不慌不忙地一行行地看。服务员决定帮她挑选。

　　“有香槟、白兰地、波尔特温酒…”

　　“请给我们…”

　　服务员拿好铅笔和小本，等着记。

　　“再拿一瓶柠檬水。不过要凉一些。”

　　“你们最好到饭铺去吧，干吗要在饭店里白白占个位子？我有指标，又是这个时候，顾客很快就要来了。”

　　维罗尼卡十分和蔼地笑了，好象是对自己要好的朋友那样说道：“亲爱的，我们干吗要走呀？我们在这里也很好呀。”

　　我强使自己微笑。竭力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有进步。我懂得了，我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而且体验一下自我控制的艺术也并非无益。

　　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我所喜爱的作家瓦尔特·史格得①说过的一段话：“对丰富多采的人生的体察表明。奋不顾身、克制欲望很少能得到回报，只有履行义务之后的那种内心感受才给人以真正的奖赏一精神上的安猛。这是任何人不能赋予你，也不能从你那里夺走的。”

　　【 ①瓦尔特·史格得（1771—1832年），英国杰出的作家。——译者】

　　现在，我真的感受到了由于内心安谧而产生的那种信然自得的心境，因为我知道，我“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没有对服务员说那些她理应听到的话。

　　我和维罗尼卡闲逛了许久。我们观赏着这座城市，在我看来，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我对维罗尼卡讲述了坎达林采夫，还讲了父亲。这是我头一次谈起父亲。

　　鲁斯塔姆别科夫问大家，什么样的品格是侦察员所不应该有的。

　　坎杰拉基不假思索地一回答道：“贪婪”．他所理解的贪婪，既是指吝，也是指节俭，还指那种宁可不参加晚会也要让钱够用到月底的本事。他如果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便立刻合盘端出。他生性不宜在国外工作：祖辈的秉性和习惯在他身上表现得实在太强烈了，以致于无法把他派到那个国家去工作。那里的人们善于精打细算，习惯于酌量自己的愿望和可能。不难设想，那里的人们将会如何看待这个败家子。同坎杰拉基曾经推心置腹地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却回答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也还能收到钱吗？或者我在那里会有百万存款？不，到那里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你们有点儿良心吧，趁现在还可以，就让我象原来那样再生活些时候吧。”有时很难理解，他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十分认真。

　　“侦察员的大敌是疏忽大意，” 我说，然后又补充道：“还有过于自信。换句话说，就是轻敌。”

　　“请您把自己的想法展开一些。”

　　“好吧，我尽量展开。这个回答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在小说和电影里，我们的侦察员总是胜利者。有时实在太轻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当间谍的都是些不可救药的败类，至少可以这样设想。别人的弱点我们了解得太清楚了。可是，我们自己的弱点呢？我们还必须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善于分析这些错误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老师说：“佩斯科夫斯基，如果您不说‘相应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您不用那些公务人员的语汇，那么您的语言还是很不错的。请注意自己的语言，要注意俄文，更要注意德文。要学习在严肃的事务性谈话中用最少的话把事情办好。表达思想要简练。你们将来很可能同实业界那些总是十分忙碌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习惯于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这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都是顺便说说。我想再说说我们已经谈过不止一次的、今后也许还会经常谈到的。这就是尊重、真正地尊重资本主义国家侦察工作的技巧，而不是尊重他们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习俗。你们的对手将是一些十分有教养的人。他们领取优厚的报酬，经过精心的培养。如果我们只用思想信念和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对付他们，那我们就不会取得很多成就。每一次牺牲都会引起更多的牺牲。所以我特别想强调斯科夫斯基说过的两个词：‘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我们知之甚少，比我们应该知道的、必须知道的要少得多。是的，我们有很多长处：我们的思想锻炼、共产主义信念，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别国人民的尊重。终有一天，你们会亲身体会到，尊重各国人民会使一个人不论在自己的眼里，还是在别人的眼里变得多么崇高。

　　“现在－－现在我想听听别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都有些什么想法。潘捷列耶夫，您认为侦察员的大敌是什么呢？”

　　斯塔尼斯拉夫站起身说道，他完全同意前面几个同学的看法。为了不再对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进行争论，他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我不光想听到您只说伺意。我想……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希望您更多地参加我们的讨论，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潘捷列耶夫同学，请尽量回答提出的问题。”

　　斯塔尼斯拉夫不喜欢老师用这种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话。他不应该这样道话。斯塔尼斯拉夫生性温和。他竭力克制自己，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

　　“我只不过想起了您的话：您说。有时候，沉默不语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本事。我认为，一般说来，侦察员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不善于理解、不能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的特点，那个国家人民的精神世界……”

　　“对，对，” 鲁斯塔姆别科夫鼓励道，“继续说下去，这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

　　“我想说，一个人可能花费许多年的时间研究某国，但是如果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家庭中的相互关系……那么他的研究就不会是十分有成效的。”

　　“请再说一遍，潘捷列耶夫，请不要离题。”

　　斯塔尼斯拉夫有些不好意思了，而这使鲁斯塔姆别科夫很不喜欢：“潘捷列耶夫同志，请您记住，您是运动员、是战士，而且还是未来的侦察员。您不是红颜少女，头一次背着父母到村外去约会。不要让任何人把您难倒。您要始终感到自己处于优势……是的，您还可以感到自己处干压倒我的优势，如果这有助于您集中思想并使思路继续下去的话。同学们，顺便说一下，争论的技巧，在争论中自我论证的技巧，当你感到自己正确时应该如何进行争论，以及如何打掉对方手中的王牌，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门很有益处的课程。我想，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潘捷列耶夫，现在请您继续谈下去，请原谅我打断了您。”

　　“我个人认为，侦察员在着手完成某一项特殊任务之前，不应当仅仅取得他工作的那个国家的国籍，他应该进入角色，搞清事物的本质和语言的真正含义……”

　　“您这些话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不过是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讲在大战期间派到捷列扎村的土耳其间谍落网的故事。他讲一口地道的阿塞拜疆话，自称是巴库一个石油企业家的儿子。他想在埃利萨维特波尔附近买点儿地产，据说他祖上好象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斯塔尼斯拉夫接着讲了一段故事。很久以前，我在捷列扎村曾经听到过－－

　　“我们电报员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有时到埃利萨维特波尔和沙姆霍尔车站去办事，”斯塔尼斯拉夫继续讲道。“一直到他被捕，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看到了些什么。原来，他在搞铁路运输的情报：什么样的军用列车开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地方炸毁桥梁和道路最方便。搜查时，在他那里找到了地图。这个土耳其人是这样暴露的：有一次，他到埃利萨维特波尔去。顺便到一家饭店吃饭，认识了同桌的一个人。他听说，这个人开一家‘卡尔哈聂’—一赚钱的地方。你们知道，在我们阿塞拜疆，这指的是工厂。可是，这个土耳其人却以为，‘卡尔哈聂’这个字在当地的含义同在土耳其的意思是一样的，便开心得直搓手，问道，他可以不可以去拜访一下－－讲下去吗，”

　　“来吧，讲下去，”老师很随便地说。

　　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潘捷列耶夫讲。甚至连坎杰拉基也一只手托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只是我始终猜不透，是什么更使科泰感兴趣。是土耳其间谍如何落网呢，还是他终于去拜访了的那个“卡尔哈聂”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时，”潘捷列耶夫继续说，“同桌的那个人说，如果巴库来的客人要去拜访，他会感到不胜荣幸，随时恭候他参观自己的产业。客人在听到‘产业’这个词时，风流地挤了挤眼睛，用手拍了拍那个人的腿：好象说，我懂你说的产业是什么意思。‘您的姑娘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多大了？’土耳其人兴致勃勃地问。‘他们都是从附近乡下来的，有些姑娘非常年轻。’‘模样儿大概都很不错吧？您不会什么样儿的都要呀，对吧？’‘当然，不过也不十分注重相貌，只要健壮，熟悉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

　　“第二天，‘石油企业家的儿子’照着地址找来了，在一家纺织厂的门口停了下来。老板和总管已经在那里恭候。

　　客人诧异地看了看四周围，寻找着什么。然后，他忍不住地问道：‘您的卡尔哈聂在哪儿呀？’

　　‘这就是卡尔哈聂呀，’总管指了指工厂。‘的确，我们的厂子不算大，可是，我们还要建一栋厂房。’

　　‘可是姑娘们呢？姑娘们在哪儿？难道赚钱的地方是工厂吗？’

　　“这时总管才恍然大悟。他明白了，来客是土耳其人。因为在土耳其，‘卡尔哈聂’这个字指的是另一种赚钱的地方，就是妓馆。他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给警察当局，于是这个土耳其人被跟踪了。搞清他是住在捷列扎村的一个电报员家里之后，不久便被捕了。

　　“这个故事很有教益，”

　　鲁斯塔姆别科夫说道，“当然，有些同主题无关的细节可以不必叙述，不过，这仍然是一段很有教益、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这个例子给了我们哪些启发呢。姆纳查卡尼扬同学，请您先想一想。

　　“出差时，公务在身时，不能想什么妓院，” 姆纳查卡尼扬咧开嘴笑着说。

　　“这是对的。可是这个故事还使我们深思一些问题。在专门文献里，曾经十分详细地记载过大战前德国搞掉一个俄国谍报员的事例。这个谍报员在参加一次军官聚会的时候，听到上校请他把窗子打开，使遵命执行。可是，他不知道窗子的垂直式插销怎么开法。他愉快地微笑着，把插捎上下左右地扭动了半天……装作在和别人谈话，所以不能集中精神一下把窗子打开。上校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您看，他巳经满头大汗了。请把他的家族历史的详细报告拿给我看。’

　　“其实，”

　　老师继续说，“这个落网的谍报员经过了６年的专门训练，十分了解那个国家。可是。就因为不知道这件小事，不仅自己完了，据认为，他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好几个俄国特工。”

　　我一边听老师讲，一边想：假如我是那个谍报员，我会先估计一下能不能打开窗子。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么，从桌子旁站起来时，我会装作不小心把酒杯或菜盘打翻，弄脏裤子。必须善于迅速“选择方案”，迅速作出决定，与此同时，不能惊慌失措。比如象坎杰拉基，他学习很好，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就是感情容易外露……克服这个毛病恐怕比纠正方音要困难得多。以前曾经对他说过：你改改自己的口音吧，２里地以外就可以听出你是高加索人。坎杰拉基具有典型的雅利安人的脸型：稍微隆起的鼻梁，高高的前额，尖尖的下巴表明这个人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很强的适应能力。对高加索人稍微有些了解的同学都说，坎杰拉等改不掉他的口音，这口音他得带一辈子。可是，坎杰拉基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便克服掉了，讲起德语来略微带有巴伐利亚的方音。他说到做到。他常常想起狄摩西尼①怎样在海边走来走去，口含石子练习演讲，克服口吃的毛病。坎杰拉基把自己在俄语和德语中发音不准的字母和音节编成表，然后按周、月分好。他对自己说：７月以前发好“Ы ”的音，８月前发好“Ш”，到９月学会发“Ю”，１０月和１月集中攻德语音。

　　【①狄摩西尼（前384一前322），雅典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译者】

　　这是坎杰拉基后来才告诉大家的。在他正“克服”的时候，没对任何人说过。我总是这样认为，对你所做的工作，要随时随地地考虑。但这并不是说，应该逢人便讲。最好等工作做完之后再讲不迟。

　　潘捷列耶夫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毅力和认真踏实。他在学习上比别人困难些，但比所有的人学得都好。他知道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相信自己有特殊的前途。是的，他是我的老同学，可是近来，我发现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并不神秘的变化。他在热恋着。自己从来不提这些，如果说起来，便装作并非十分认真的样子……可是，我猜得出维罗尼卡在他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亲爱的维罗尼卡，善良的维罗尼卡！我们很快就要各奔东西，不知去向……

　　她是不是有时也会想起我？

第三章 一个带有字母“Ｂ”的名字

　　维罗尼卡的名字是从母亲那里承袭下来的。母亲是一位测地工程师的第九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工程师从车比尔斯克迁居到别尔哥罗德。他相信天命，给所有的孩子起的名字都从字母“Ｂ”起头，因为在拉丁文中，“生命”—一“维塔” 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Ｂ”。

　　１９１５年，母亲参加了红十字会卫生队，在前方护理伤员。她那勇敢而又温和易处的性格，使35岁的单身汉、外科医生维尼阿明·斯特伦佐夫动了心。小维罗尼卡那只象“小鸭子”的鼻子，还有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甚至右颊上的那个小酒窝儿，长得都极象母亲。可是最主要的，是她那种稳重、乐于助人的性格酷似母亲。

　　10岁以前，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是在一个名叫苹果树村的村子里度过的。这个村庄紧指沃尔斯克拉河左岸。她有３个哥哥。父母十分感激自己的命运，它终于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儿，将来，女儿会成为一个料理家务的好帮手。但是，她显然命中注定要长成为家哥哥们那样具有独立精神的年轻人。小妹妹在各方面都不肯落在哥哥们的后而，并且认为最不公道的是，那个把３个小男子汉送给斯特伦佐夫一家的老天爷，忽然“昏了”头，结果她，维罗尼卡不得不穿条可恶的裙子。

　　维罗尼卡出生在饥饿的1920年。全家度日维艰。大哥、二哥是双胞胎，他们刚满16岁，便被送到别尔哥罗德去谋生，后来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他们入了团，以后，一个去部队工作，另一个考入了帅范学校。几年后，这个哥哥当了中学校长，便把妹妹接到自己家住。维罗尼卡学习成绩中等，善于同周围的同学搞好关系，是一个机灵、主持公道的人。她不喜欢在会上说话，但是如果说起话来，便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愿意听她发表意见，喜欢和她交往。她是一名很不错的运动员，游泳游得很好（不甘落在同年男孩子们后面的习惯帮了她的忙）。有一次，她在夏令营获得了奖状和一架“摄影记者”牌照相机。她上十年级的时候，考入了业余无线电训练班。夏天，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派她参加积极分子小组，到高加索旅行。她头一回来到气候和风土人情完全两样的地方，头一回看到黑海的拍岸浪花、路旁酒店里的歌舞，头一回听到“回荡在科尔希德群山之中”

　　的喉音很重的话语，还有混声合唱。她的心迷恋上了南方。她决定毕业后当一名教员，在不太高的山上选择一处绿树成荫、干净整齐的村庄，安家落户。

　　可是，就在快要毕业时，从南方边境传来了消息，她的哥哥弗拉基米尔在同企图越境的土匪搏斗中牺牲了。

　　维罗尼卡同亲人们一直住到７月底，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后来，她在团市委得知特别专科学校要招考新生的消息，听说那里也收女生，不过要“胆子大”的。

　　维罗尼卡心里想：“我不光胆子大，还是个运动员，学过无线电技术。我请求报考报务训练班，肯定会录取。我努力考上。”

　　她报名时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在什么地方。原来，学校就在巴库附近。

　　人们说，巴库的萨尔吉利和沙阿娜葡萄甜美无比；巴库的北风强劲，连刮数日不停，使人扫兴，使脾气本来就不好的阿普歇伦人更加容易冲动；巴库人虽有各行各业，但相互之间友善、亲切；巴库还有一艘笨重但十分快活的“狄摩西尼”号游船，它从巴库驶向遍布无花果园的齐赫，那里的海滨浴场铺着洁净的沙石。这些都使维罗尼卡惊讶不已。其实，这座千姿百态、刚毅、庄重、和睦的城市，有多少东西会使出生在俄罗斯中部高原地区僻静小村的姑娘感到惊讶啊！

　　报务训练班附设于特种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都是些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学生。他们不喜欢多说话。乍看起来，他们象一群隐士：学习语言、哲学和各种其他学校、技校乃至高等学府所不学的专门课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权享受人世间的各种快乐。可是，这不过是最初的印象而已。维罗尼卡同潘捷列耶夫和佩斯科夫斯基这两个同学相识之后，很快就明白了。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学生，于是就真心诚意地和他们要好了，和他们一起度过为时不多的业余时间。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到巴库工人剧场看戏，尽量不放过一场新戏。在那年的演戏季里上演了扎法尔·扎巴尔雷①写的浪漫主义历史悲剧《火的未婚妻》，还演一出了《假面舞会》、《神奇的合金》、《感伤圆舞曲》．斯塔尼斯拉夫和叶夫格拉弗对每一出戏的看法都不相同。有时，第二天还接着争论。只有一次他们的意见一致：他们两人，还有维罗尼卡都喜欢《感伤圆舞曲》。可是第二天的中央报纸却刊登了一篇评论，严厉批评了这出戏。他们３人怎么也闹不懂。下一场的票简直无法搞到。可是他们还是弄到了。于是又看了一次。他们从此便恨上了那个脾气暴躁的评论家。

　　①扎法尔·扎巴尔雷（1899—1954年），阿塞拜疆作家。剧作家。

　　早春时节，城里的春游泳池巳经开放。解放了的穆斯林妇女们坐在房顶上晒太阳，惊讶地看着维罗尼卡，她正在从高处往海里跳（她们惊讶的不仅是跳水：水温只有18度，没有一个爱惜自己的巴库人会往这么冷的水里钻）。从游泳池对面游过来的斯拉夫卡和格拉尼亚在下面等着她。３人一起悠闲地朝新建的50米跳伞塔游去。这座跳塔算是高层建筑技术的奇迹。他们在沙滩上休息一会儿，便往回游，穿好衣服，又徒步走到跳伞塔，每人跳两次。维罗尼年按照自己从不落在哥哥们后面的老习惯，也极力不落在新朋友的后面。虽然第一次跳伞十分可怕，可是她并没有犹豫多久。她还没想到过，后来会在那么多地方、从那样的高空多次跳伞。

　　维罗尼卡看到，佩斯科夫斯基和斯塔尼斯拉夫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总是互相帮助。她还感到，他俩都十分得体地关怀着她，她拿不准……只好挑选一下，跟谁更好些。

　　……

　　学习就要结束了，大家对工作分配谈论得越来越多。维罗尼卡每天晚上都在想即将到来的离别，心情越发忧郁起来。可是，当离毕业还只剩下一周时，召她去见校长，通知她留校当老师。她顿时双须排红，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出了办公室，她飞快地走到男生宿舍，请人把佩斯科夫斯基叫出来。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叫佩斯科夫斯基，而不是潘捷列耶夫，也不是两人一起。

　　她幸福地说：“我留下了。和你们在一起。我要工作了。你知道吗，我高兴极了。和你……和你们分别，我感到很难受。”

　　“祝贺你，” 叶夫格拉弗答道，“非常高兴。”

　　“其实，你高兴什么？” 叶夫格拉弗在心里问自己。“你是不会留下的……算了吧；想那么远干什么……”

　　过去在学校里，我曾经参加过业余文艺活动。

　　在和沙根·姆纳查卡尼扬的一次谈话中，我无意之中提到了这件事。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用手指尖儿把我的下巴颜儿微微抬起，然后向旁边退了一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忽然说道：“你还行…万一没人的话。”

　　沙根是我们话剧小组的助理导演。近来，他总是摆出一副“创作人员”的架式，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的新戏物色演员。

　　过了３天，俱乐部主任叫我，对我说……

　　总之一句话，业余话剧小组准备上演一出根据话剧《波琳娜的老相识》改编的戏，建议让我担任一个角色。据我猜测，这个角色没有一个同学愿意演。我立刻表示不同意。问题是在闭幕前不久，“老相识””要打死设计局的工作人员波琳娜，而波琳娜由斯特伦佐娃扮演。我不愿意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暗淡起来，即使在舞台上也罢。维罗尼卡和其他“演员”一起，也坐在主任办公室里。她亲切地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包含比作者所设想的更为深刻的内容。这个‘老相识’看上去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现代青年，他是运动员，还喜欢看歌剧……但是，他过着一种双重身分的生活，憎恨我们的制度、秩序……这个角色并不简单。波琳娜不是个小女孩，也就是说，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促使波琳娜回报他的爱情。只是当她知道了这个人的真面目时……叶夫格拉弗，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觉得这个角色你可以演好，而且沙根也认为你能胜任。”

　　沙根赞同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我们排练了几次，开始为我缝制茧绸夏装。在上演前几天，派我带着证明到城里买赛跑用的手枪。这是一种新产品。从前，在我所知道的田径比赛中，起跑都是用小红旗发信号。

　　狄那摩商店的经理仔细地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吩咐把店里仅有的两枝枪中的一枝卖给我，同时，详细地告诉我如何装子弹、如何使用以及如何保存。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专用子弹，装上一发，“砰”地打了一枪。

　　“象真的一样，真舍不得卖出去，”经理赞赏地说。“在这儿打，连马什塔基都听得到。”

　　商店就在萨布钦车站旁边，所以我赶上来同一列车返回。一路上我仔细地研究了使用说明。说明书里有数不清的大小条目。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公共汽车上，我遇到了老同学。他们知道我们要上演一出戏。一个同学把座位让给了我。我一直等着他会笑一笑，可是他对我始终彬彬有礼。我这才逐渐感到搞艺术的甘甜。可是，我当时哪里想到搞这行的结果哟！

　　正象剧评中所写的那样，我演得十分逼真，塑造了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坏蛋形象：他表面上看起来十分讨人喜欢。演出进行得很顺利，观众不时报以掌声（坎杰拉基尤其卖力），我们就要成功地结束全剧了。

　　可就在最后……

　　所有的观众早已猜到，我并不是什么运动员，也不是歌剧爱好者，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间谍。我极力通过波琳娜打入某个国防机关，刺探机密。这一点只有波琳娜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在最后一场戏里，波琳娜不仅没有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把它交给我，反而掏出手枪，对准我说道：“举起手来，克劳乌泽，您打错算盘了！

　　“亲爱的波利亚，您这是怎么啦，您怎么能……您怎么能这样想呢？这是一种可怕的误会…”

　　我装作慢慢举起手，就在这一刹那我扑向波琳娜，夺过手枪，就……

　　“枪卡壳了，” 观众中有人扫兴地说。“应该再试一次。”

　　这把枪在商店经理办公室里，在排练场上，响声震天，可是现在却固执地不愿发火。我立刻出了一头汗。

　　坎杰拉基双手合拢作话筒，同情地给我出主意：“用嘴说：‘砰、啪！”

　　我只好稍稍离开剧木，把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这次手枪打响了。我怀着对上苍的感激之情，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维罗尼卡并没有惊慌失措。她在到我跟前，弯下腰。双手捂着脸，哭泣起来。整个剧场鸦雀无声。她为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过错，自己的不幸而痛苦。

　　幕布慢慢地合上了。

　　观众们为维罗尼卡热烈鼓掌。我体会到，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可以信赖他的。大家都来安慰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业余演戏。

　　坎杰拉基说我无权这样做，无权以这种方式剽窃艺术。

　　我多么想知道，这个可恶的坎杰拉基是不是因为我变魔术捉弄了他，才用这种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他是助理导演，负责保答道具，其中也包括这枝枪和子弹。他是不是为了报复，才同意干这个没人看得上的工作？

第四章 回忆父亲

　　今天，我父亲应该满50岁了。我早已成年。可是即使现在，有时夜里，一种无法抑制、无法驱散的悲痛还常常涌上心头。小的时候，每逢此刻，我总是咬住枕头角，轻轻抽泣，不让别人听到。

　　我常常想到父亲，他如果活到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会怎样珍爱他，做他的朋友啊！我还时常想起把枪对准父亲太阳穴的那个人。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好象不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那时我便对自己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找到这个里帕，纵使他跑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我。

　　我是军校射击小组的模范选手。只要多给我３发子弹。我宁可擦半打小口径步枪。

　　当我瞄准半身人像形靶子时，我不是把他看作敌人，而是看作里帕。

　　不过，看来我注定碰不着他了。

　　坎达林采夫没有食言：阿加·基什一伙匪徒已经一网打尽，土匪头子被处决，而里帕却因为帮助找到了土匪的行踪保住了一条命。现在在北方的一个劳改营里伐树。

　　我记得关于父亲的第一件事…

　　在我４岁那年，我们住在安志肯特附近的别墅里。爸爸到我们这儿来住几天。

　　天在下雨，父亲穿上帆布雨衣，拿上两副鱼竿，答应钓回鲫鱼来。

　　我多么想看看鲫鱼呀，连午睡也没睡好。不过，我万万没想到，这些鱼是要活着下锅的。我实在可怜它们，便“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妈妈面面相觑。两人都笑了。爸爸说，如果我真的愿意，他可以把鱼放回池塘里去。

　　我说：“噢，亲爱的爸爸，我的亲爸爸，趁它们还没死，请你快些把它们放回去吧。你要说实话；我求求你……”

　　“好；一言为定。我穿衣服就走，” 父亲微微笑了。我以为他在哄骗我，他不会冒雨再走那么远，肯定把鱼放到就近的河沟里算了。

　　他走后，我对妈妈说：“我担心爸爸不会走到池塘。雨多大呀！”

　　“他答应你了吗？”

　　“答应了。可是雨大大了呀！”

　　“这没关系。”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给我雨衣，我就看一眼，马上就回来。”

　　妈妈想了想，然后说道：“好吧。这只是为了让你知道 我是多么相信你爸爸，也为了让你相信他。你穿吧。” 妈妈把雨打从衣架上拿了下来。

　　我看见爸爸手里提着装鱼的罐子，穿过笔直的胡同，朝池塘走去。他耽搁了好一会儿才回来，全身都湿透了。他对我说：“小鲫鱼要我向你问好，向它们最好的朋友问好。”

　　……我们每次到别墅来，第一个地出来迎接我们的总是那只名叫波尔干的大狗。它的表情严肃，全身披着苍松的长毛。可以设想，它是专门等着这一刻的。我们没到的时候，它不慌不忙地东走西逛，觉得自己比别的狗高出一头；可是当我从车子里一跳出来，它便立刻扑到我跟前，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双肩上，老想舔我的脸，同时拼命地摇晃着尾巴。我常常给它带几个肉丸子来，可是它一直要等到我确认，它的友好和依恋决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时，才去吃。

　　它一面和我玩耍，并且不时地得意地轻轻尖叫着，一面始终紧盯着那两个美味的肉九子。只有耍过全套把戏之后，它才去美餐一顿，好象说：“你不要了。我不该让你见怪，似乎我对你给我的礼物无所谓。不，说老实话，绝不是这样。瞧，我做给你看。”于是，波尔干象一条有教养的纯种狗而不是一般的野狗那样，不慌不忙地吃起肉九子来。

　　全村的人都知道这条狗，大家都喜欢它。它不伤害人，不爱打架。在所有两条腿的生灵当中，它最不喜欢的只有工厂艺徒学校集体宿舍那个歪肩膀的管理员．不过，并非波尔干一个对他如此，我简直不知道有谁对这个管理员抱有好感。他总是不满意，如果他能在谁身上做点儿坏事，他会高高兴兴地去做的。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瞧，我的权力有多大；他孤身一人，因为他实在吝啬。孩子们都叫他卡谢依①。有一次。他丢了半圈儿香肠，邻居告诉他，在厨房附近看见过波尔于。管理员简直气疯了，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枝小口径步枪，喝了杯酒，便去找波尔干算帐去了。

　　【 ①卡谢依为俄罗斯童话中的人物，和“吝啬鬼”是同义语。译者。】

　　大孩子们去踢足球，他们宽宏大量地准许我捡飞出门外的球。

　　在球场的另一头忽然来了个小男孩，他拼命地胞，大声叫道：“波……波尔……干叫人打伤了。”

　　我觉得两眼一下子冒起令人讨厌的金花来。我以为孩子搞错了：打伤波尔干，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拿枪的叔叔…管理员。”

　　大孩子们都跟着小男孩跑去看。

　　我最后一个爬过篱笆，可是第一个看见波尔干后腿一瘸一拐地跑着，看见卡谢依还在朝它瞄准。枪响了，波尔干惨叫起来。

　　我跑到它身边，叫孩子们来帮忙，管理员恶狠狠地狂叫： “走开，让我打死它！”

　　他那两只醉眼充满了血丝．他又压上了子弹。

　　这时，我看见父亲来了。不知为什么他没跑着来。他疾步走到管理员身边：“举起手。”

　　“滚开！”

　　“举起手，听见没有！”

　　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爸爸用这种口吻说话。管理员朝他瞄准了，爸爸向右闪开一步，然后又飞快地向左一闪。用胳膊肘挡住脸扑向卡谢依。枪声响了，我心中一凉。可是，就在这一刹那，父亲夺过了枪，拧住卡谢依的胳膊，把他按倒，骂了一声。这时我才看见，爸爸的袖管上洇出一片血。

　　“躺下！”父亲命令管理员，他想爬起来。父亲又对我说：“快，快去找民警。”

　　父亲制服了拿枪的醉鬼，我为他感到万分自豪。父亲本来身上有枪。可是他没用。

　　从此，孩子们对我都尊敬起来，还请我参加踢球。现在，我不再从线外递球了，我和他们一起在场上踢。这是很了不起的荣誉呢！

　　管理员受到了审讯。爸爸的伤好得很快，只是在胳膊肘稍上一点儿，留下了一块小伤疤。

　　……

　　在古老的、绿树成荫的安志肯特还有一件事值得回忆。在这里，我经常看到父亲，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古罗大婶是别墅的清洁工。她有个家当，是把茶炊，这可不是普通的茶炊。我亲眼看见在它的一条腿儿上写着：“1825年制”。

　　古罗大婶的茶炊有１００岁了！它应该到博物馆享清福去了。可是，它依然还在院子里咕噜咕噜地响着，真叫人开心。古罗大婶的儿子、面包工人列翁，每天下班回来，脱下衬衣，在水龙头下面冲洗干净，然后把一张折叠式桌子搬到院里，摆上许多茶碟茶碗，古罗大婶还拿出一串小面包圈，于是全院的茶话会便开始了。来喝茶的人也拿东西来：有的拿甜饼干，有的拿糖果，有的拿来一大块糖。

　　喝这个茶炊煮的茶，这是一种荣誉。列翁发誓说，博物馆几次专门来买这个茶炊，给１００卢布，可是列翁根本不容商量：钱会花掉的，而茶炊是永远花不掉的。

　　有人提议为这个颇负盛名的茶炊举行100周年纪念会。第二天就半开玩笑式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又过了一天便开始募捐了。

　　就在一切准备停当、只等这个休息日举行纪念会的时候，古罗大婶到我们家来，叫我父亲“出去一会儿”。这位清洁工面色阴沉。她先小声地哭诉了一阵，父亲耐心地等她谈正题，这真得有点儿耐性才行。

　　最后，古罗大婶终于说道：“你不要对别人说，坏事了。茶炊穿了个洞。我们怎么纪念呢？”

　　“古罗大婶，别难过，想想办法。”

　　古罗大婶不是无缘无故来找爸爸的。一周以前，爸爸为了给我修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买了一副焊具。修自行车就象干其他家务活一样。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妈妈很喜欢爸。这一点。她说，爸爸的空余时间如果再多些，他会成为一了不起的师傅。

　　爸爸说道：“古罗大婶。您别发愁，我来弄。”

　　第二天一早，全院都知茶炊坏了。如此隆重的宴会可能告吹……可是很快，这令人难过的消息便被另一个消息所代替：古罗大婶宣布，茶炊交给我父亲了。大家都松了口气。爸爸被看作是一位师傅。

　　转天。全院都在期待中度过，大家不时地向我打听，修得怎样了。我一声不吭，因为我猜想，事情大概有些不妙。

　　唉，茶炊看来已经不能修了，简直没地方打补丁，全坏了，连一滴锡也粘不住。事情真的要糟了。

　　天刚亮，爸爸为了不让任何人看见，用报纸把茶炊包了起来，象抱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十分温情地把茶炊拿到吉扬德日去修。师傅因为“取活急，活难做”，敲了竹杠，可是活做得的确不错。宴会终于举行了。

　　过了不久，心眼实在的古罗大婶又把穿孔的盆子拿给爸爸修－－

　　在安志肯特，在闲暇时，父亲本来的性格才显露出来──他是一个待人亲切、平易近人的人。

　　可是我也清楚地记得他在另一些日子里的面孔——面色阴沉、嘴唇紧闭、目光忧郁。每逢此时，妈妈就尽量不打扰他，她比我更懂得爸爸的工作，知道干这种工作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知道爸爸是一个重任在身的人。如果需要，他会变得冷酷无情的。

　　我好象又看见里帕手中的枪，看见爸爸倒在他的马蹄下。他今年该50岁了。

　　天亮了。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声音在窗外响起，这声音好象从另一个世界传来。这是号手在吹“起床号”。

第五章 邀请

　　１９３０年秋，有一封信从慕尼黑寄到捷列扎村。这封信是德军退休少校、60岁的恩斯特·坦年鲍姆发的。一年前，他失去了妻子，就象有的人在世上只有唯—一种依恋那样，他悲痛欲绝。他变卖了原先住的５间一套的寓所，在城的另一头买了一幢新宅。他以为，换了环境就不至于那么经常想念妻子了，可是未能如愿。他本来打算把妻子的全部照片从墙上都拿掉，可是夜里他觉得惭愧起来。他跪在妻子的大幅照片面前，请求难以忘却的伊丽莎原谅。清晨，他把伊丽莎的８张照片拿给慕尼黑一位最好的摄影师，请他放大，然后分挂在所有的房间里。他想借酒浇愁，也未能奏效。老相识，老朋友都极力减轻退休少校的痛苦，所有在这种场合下该说的话他们都说过了，诸如：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总会熬过去的等等，等等。

　　有一次，这是在葬礼举行过后两个多月时，一位朋友邀请退休少校到一家开设在大街拐角处半地下室里的酒馆去，酒馆门口闪着一盏明亮的灯。

　　少校知道有这种酒馆，也知道它是做什么营生的。但他连想也没想过去效法有些同事的样子，也没想过接受他们半开玩笑似的劝告。这些人对生活的看法要简单得多。

　　他鄙视这种“消遣”，从未进过，甚至连想也未想过要迈进这灯光耀眼的大门。可是观在，他被折磨得简直不知做什么才好，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不知如何摆脱这没完没了的痛苦，他耐心地听完了朋友的劝告，把烟斗里的灰磕净，站起身来，出乎自己意料地说道：“那好吧，就和大家一块儿玩玩。”

　　汉斯是广告摄影帅，是少校的老邻居，多年的牌友。他快活地拍了拍少校的肩膀：“坦年鲍姆先生，您和我在一块儿，保准没事。就象我和您在一块儿一样。如果我的预感没错的话，我们这个晚上肯定会过得很开心。我保证，至少将来有得可回味。”

　　这位朋友是常客，他同一个女人只随便地打了声招呼。那女人看见来了位新客，便做出一副令人愉快的惊喜表情，请客人们坐到火旁。桌子上摆着一瓶莱茵葡萄酒和一个相册，相册里是各式各样姑娘的小照，她们都一律露着勾动人心的大腿，眉毛描得很重。

　　“朋友，你胆子大点儿嘛！” 汉斯忽然以“你”相称，鼓励说。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十分羞涩地翻看相册。“在这儿可以无拘无束，这地方的好处就在这里。在这儿，你就是自己的主人。比如，你看这个怎么样？”伙伴指着一张彩色照片说。照片下面写着：“贝尔塔，23一98—114，电话２－17”。“我看，她还有那么股子劲儿，她保准能冲淡……”

　　“这名字下边那些奇怪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坦年鲍姆问道，悄悄地看了看大厅：可不要碰到熟人……

　　朋友体谅地微微一笑：“第一个数字是年龄，第二个是胸围，第三个是臀围。来，干上一杯！自然一点儿嘛，别拘束。你相信吧，这个是挺不错的。我给贝尔塔打个电话？”

　　“您……你是给自己要？”

　　“我这里已经有相好的了，我们把她俩一块儿请来。”

　　汉斯拿起了话筒，恩斯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不要…我坐一会儿，喝一点儿酒。我就想这么坐一会儿。”

　　“可是‘就这么坐一会儿’也得付钱。再来点儿什么……感受得更实在些不是更好吗？我和我的女友在这儿坐不了多久……人家会把你看成是……总而言之，在这里是没有光坐坐的。”

　　“对，对，你也许说得对。那就给这个贝尔塔打个电话吧…”

　　坦年鲍姆心里想：我干吗象个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样？喂，抬起头来。人家早就这么干了，谁也没有受过良心的责备。他们也许只装作快乐的样子？

　　贝尔塔象一只母海豹，扭着硕大的后臀走来了。她讨人喜欢地迷迷笑着，用疑问的眼光看了老相识一眼。汉斯用眼神瞥了瞥思斯特，姑娘会意地点点头，凑过来坐下，搭起话来，什么天气呀，盛夏呀，还有今天晚上倒还爽快惬意。

　　坦年鲍姆很高兴谈起天气，以及收音机广播的天气趋势好转的预报，埋怨预报往往不准，还谈到卖冰的冷饮店趁暑热抬高了物价。他发现贝尔塔感到无聊的眼神，心中苦闷地想道，还谈些什么呢，汉斯踩了思斯特一脚，给他鼓鼓劲儿。坦年鲍姆不再羞怯，举起酒杯，同贝尔塔的目光相交。她老练地点头相邀，于是恩斯特果断地站起身来。

　　在他还是一名少尉时，他就是这样挺起身向前冲锋的。那时他觉得，好象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而全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

　　他真不如赌输了，那倒还好些。

　　他只记得，他怎么也解不开内衣，上面原来是一种特别的纽扣，和妻子的完全不一样。这他还记得，其他那些，他再也不愿意去想了。他知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迫使他再到这里来了。

　　他一向是精打细算的人，不习惯随便花钱。他好象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钱，连数都没数就放在餐巾下面了。

　　回家以后他才知道，放了35马克，这简直是发疯了，不过，他不数就放下一把钱，正是为了永远不再这样消磨时光啊。

　　退休少校越发常常想起自己的弟弟马克斯·坦年鲍姆。弟弟在1912年，大战爆发前夕到俄国去了。他在阿塞拜疆古城吉扬德日附近一个不大的移民村里，在远亲们那里落了户。恩斯特知道，弟弟有个儿子名叫弗朗茨，今年22岁了。小伙子大概象坦年鲍姆家的人一样，天生聪明伶俐。

　　有一次（这件事发生在他不小心忘记关好小窗，金丝雀一和他一起生活的唯一生灵──飞了出去，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之后的几天），少校忽然想道：如果请弟弟到德国来，那不好吗？让他和儿子一起来住些日子，也许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到那时；谁知道会……起初，他觉得这个想法是幻想——弟弟会同意吗？他那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同意吗？俄国允许他们出境吗？德国允许他们入境呜？

　　侄子假如住在比利时或者丹麦、荷兰、甚至日本，那就简单得多。日本虽然相距很远，但现在却近在飓尺：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名称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签订之后，德、日两国关系极其密切。他肯定会请侄子来，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可是侄子住在俄国，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桩未必能实现得了的事。

　　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要说出好主意，谁能比得上老朋友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上校？在上一次战争中，他们始终并肩战斗。

　　坦年鲍姆听老朋友们说，和波兰开战后不久，阿申巴赫便调到国家保卫局工作了。退休少校心里只是影影绰绰感觉到，他为什么住在慕尼黑，每月却有二、三次飞往柏林。他认为这同那个在慕尼黑城郊新成立的机关有关。这个机关很少有人知道。据他猜测，里面正在研究战争的心理学问题。他每每想到亚历山大·阿申巴赫，便经常在心中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晋升为上校，为什么命运对他如此苛刻？

　　在退休前的６年里，坦年鲍姆一直在训练班教授筑垒学这门课程。不能高升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他在自己周围也筑起了一座无形的碉堡，透过小小的枪限儿去观察周围发生的变化？还是因为他实在太笃情，完全被家庭和伊丽莎吞噬了，他如今不再象以前那样向往高升了。流年如水，有些人受到垂青，得到提拔，荣膺嘉奖，这都是些表白自己效忠于希特勒，而且叫得比别人都响的人。这些人才不出众，也不甚动脑，但对于在这种时代里爬上什么位子为好，靠什么才能平步青云却特别精通。

　　可是坦年鲍姆的莫逆之交阿申巴赫，虽然也是官到上校，但却是个真正的精力充沛的超群之材。他从双亲——夫妻都有公爵的爵号──那里不仅继承了可观的家资，而且主要继承了精神财富：他的祖上有哲学家、诗人，也有军人。阿申巴赫的儿子于尔根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少尉衔。

　　坦年鲍姆想：“阿申巴赫对所有的事态都了如指掌。除了他，谁也不能给我出更好的主意。”

　　他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那套最好的深蓝色西装，这是妻子在他退休那天送的礼物，便到阿申巴赫家里去了。主人亲切而又随便地接待了他，十分同情地听他讲完之后，心里想：“瞧，无儿无女地生活了那么久，现在人的天性起了作用。就连失去小鸡的一名母鸡也要找只小猫崽子来抚养…’

　　（阿申巴赫本人是德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这种主张的忠实信徒，他有一男一女——为了不使民族断后，必须有两个孩子，少了不行，多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养育一个孩子并非易事）。他胡想些什么呀？出什么主意才不致让他伤心呢？也许，他弟弟或者侄子会对我有用处？这个想法需要好好掂量掂量……”

　　上校要求容他考虑几天。后来，他打电话给坦年鲍姆，对他说，他询问过的人认为，苏联公民到德国来将会证明，德国在签订反共协定之后仍然对苏联怀有诚意。上校还对应该如何在捷列扎村写信出了些主意。

　　过了一个月，有了回音。弟弟马克斯描述了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说肾脏一直不太好，还代远亲们向他问好，并逐一介绍了他们都干什么工作。至于自己的儿子，他说他在一所中学里教德文，还没成家，主要是因为社会工作太多──在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少校费了半天脑筋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文为缩写字。——译者］）、在团区委、在业余文艺队都有许多事要做。

　　在下一封信里；少校给侄子寄去了邀请书，并且说明在德国方面看来不会有障碍，他希望苏联方面也不会有障碍。他还请弟弟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再讲得详细些。在这样小的组织里，如何能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什么是“不为自己，而为全村”工作的动力，他对这些确实极感兴趣。

　　恩斯特在信的末尾还写道，他的年纪已经不小（随即又补充说，身体还很结实。可别让侄子以为，请他来是为了伺候病人），他想考虑考虑那笔不算很大但相当可观的遗产的命运了。这并不是一种暗示，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六旬，又不愿把自己多年积蓄挥霍殆尽的人发自内心的筹思。

　　马克斯·坦年鲍姆是思格斯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果园专家。

　　当邮递员驾着摩托车开进果园，郑重其事地把一封信交给他的时候，他惊奇极了。在用薄纸做的十分整洁的信封上，贴着一张玫瑰色的邮票。

　　“我的天哪，希特勒，这是希特勒呀！谁会想到我收到一封贴这种邮票的信呢？” 马克斯说着，不知为什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乳峰高耸、筋骨结实、腿脚利落的女庄员们仍在继续摘水果，好象根本没发现邮递员来过。

　　多年不见象今年这样的好收成了。这一年什么都好：粮食丰收，水果丰收；男孩子也生得多。光一个原先的移民村现在叫恩格斯集体庄），从开年算起，就生了28个男孩子，只生了９个女孩子。穆勒老爷爷是农庄第一个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他回忆说，只有一年出生过这么多男孩子，那就是1913年。后来就开战了。生这么多男孩子，这不是好兆头。

　　马克斯一面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拆信，一面想起了穆勒老爷爷的预言，心里说：这是老头子在瞎想，暗想。一年前倒还可以担心打仗，可现在，还能和谁打呀！日本人龟缩到远东去了——受到的反击足够它记住一段时间的；和德国人签订了协定，可以去做客，也可以请客。让他们从符腾堡老家来吧，从萨克森、普鲁士、西里西亚，从远亲和近亲们需住的一切地方都来做客吧。让他们感到惊讶吧，看看德国人在集体事业中可以创造出些什么来。这些人当然很难理解集体农庄——首先应该改变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这需要许多精力和时间。可是，如果他们哪怕看上一次这些新建筑，这些5间和6间一套的新住宅、俱乐部、医院、商店，还有最主要的——如果他们看到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不久前迁进三层新楼房的学校……坦年鲍姆越想越入神了。

　　他一眼便认出哥哥那端正、整齐的笔体。

　　他慢慢地读完信，心里想：“真可怜，真可怜不幸的恩斯特。瞧，人到晚年，无儿无女，生活就是这种滋味啊。”

　　坎达林采夫卷弄着褐色的小胡子，看着来客。坦年的鲍姆没有立刻谈正题，这是日耳曼人多年来从阿塞拜疆人那里学来的习惯。不管事情有多么重要，多么紧急，来客不能马上谈。你去拜访的人不是有“伙伴”（这里对妻子的习惯称呼）、有孩子吗？那怎么不问问他们的贵体如何，感觉怎样呢？不过，这里面也有学问。在这里，张口先询问内人的安康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应该最后问这些，而且不能表示特别有兴趣，不然，谁晓得人家会怎样理解，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妻室那么感兴趣？

　　坎达林采夫祖上有鞑靼人的血统。这从他的姓和那双略窄的眼睛便可以看出。但是，他不怎么喜欢“东方式的客套”，这一套占去了他这个大忙人的许多时间，迫使他机械地回答所有问题。从早到晚，这些问题使他厌烦透了。

　　“您瞧瞧，连日耳曼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好象很爱惜时间似的。您看，他从哪里开始兜圈子……不管怎么说，地域环境，这还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坎达林采夫想道，同时又立刻想起那张夹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里的书签，还想起明天他要到一个很远的集体农庄去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他还没来得及好好准备，恐怕他也来不及了，因为晚上10点钟有个会，12点整还要到上边开第二个会。夜里开会是常事。会后还得耽搁一下。

　　“坦年鲍姆同志，有什么事吗？”

　　“坎达林采夫同志，您瞧是这么回事。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从德国寄来的。我想，我应该向您报告。第二封又来了。”坦年鲍姆把一封贴着玫瑰色邮票的信放在坎达林采夫的办公桌上。

　　坎达林采夫十分感兴趣地端详着这张邮票。

　　“晤，哥哥说什么呀？”

　　“您瞧，是这么回事。我哥哥是个独身，他请…他写道，想让我的儿子弗朗茨去做客，在他那儿住些日子。”

　　“时间长吗？

　　“难说，一句话。叫他去。”

　　“您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给您出主意：去还是不去？”

　　“应该商量一下。”

　　“您向别人提起过这封信吗？”

　　“没有。应该先决定下来，再说不迟。”

　　“那好，您说吧，我听您讲，” 坎达林采夫怀着某种特别的兴趣说道。

　　“一方面，弗朗茨当然愿意去一趟。不管怎么说，那是亲戚。另一方面－－好端端的一个教师，好端端的一个人——您知道他不是个懒虫，不是白吃饭的——干吗要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到法西斯那里去……一句话，怎么答复哥哥才好？”

　　“既然您来同我商量，还把信带来了，那我就考虑一下。请告诉我，据我理解，您哥哥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侄子？您没给他穿过弗朗茨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过。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祝您一切顺利。关于信的事，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过了几天，坎达林采夫把马克斯·坦年鲍姆请了来。他一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主人身边坐着一个人，腰扎咯吱作响的皮带。那人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坦年鲍姆，好象心里在估量，在他面时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信任他。

　　“坦年鲍姆同志，我们希望象同共产党员那样同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相信您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向任何人谈起您今天所听到的话。不对任何人说，即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坦年鲍姆同志，如果您自己不对我们说，不想让儿子到德国去，到您哥哥那里去做客，也许今天就不用谈了，”坎达林采夫插了进来。“我们请您为咱们的共同事业出一把力。需要时间考虑，我们并不急着要您答复。事情是这样。”

　　穿军装的人把手背到身后，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好象要把屋里的人同全世界隔开似的。

　　“假如以您儿子的名义，让我们的一个人到恩斯特·坦年鲍姆那儿去，您看怎么样？您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有几个移民同自己的亲戚有书信来往……他们会知道弗朗茨哪儿也没去。”

　　“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请您那个加入了共青团的儿子到另一个城市去。那里会给他房子和工作。您看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马克斯·坦年鲍姆对事情会发生这种变化没有思想准备，他是一个不习惯于仓促行事的人，他杂乱无章地、困难地思索着。他心里想，顶儿子的名派另一个人去，会不会给哥哥招来什么灾祸，他可不愿意这样。此外，这样一来，好象是他欺骗了哥哥。哥哥原来指望侄子来，自己的骨肉至亲来……他十分清楚地写道，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把遗产交给谁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如果他说‘同意”，结果会怎样？那不是违心吗？如果说‘不同意’，结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想在那边，甚至有责任在那边安插自己的人。您想想看，德国已经吞并了波兰，正向苏联边界逼近。法西斯什么事那做得出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对付一切事变。”

　　“老实说，我在考虑，如果事情被揭穿了的话，是不是会给哥哥惹什么麻烦，那边的人也不蠢呀！”

　　“我们向您保证，首先，一切都会考虑得十分周到，做得十分周到。即使发生不测，恩斯特·坦年鲍姆也很容易说明他与此事无关……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自己的侄子呀！您的哥哥没有任何危险。”

　　过了两天，坦年鲍姆问坎达林采夫：“是我和儿子谈好，还是你们自己谈？”

　　“我们谈比较好。我们想，他会理解的。他要是喜欢上新地方，您可以经常去看他……不过，我再一次请求您，坦年鲍姆同志，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在离捷列扎村很远的一座城市里，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这个佩斯科夫斯基多大了？

　　“22，上校同志。”

　　“请准确一些，２１岁零几个月？”

　　“２个半月。

　　“您想派这个年轻人去？您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上，会怎样对待这种推荐呢？”盖上校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身体悄悄向前倾，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脸，等着回答。“请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人，那边可能会怎么看他。”他用食指指了指天花板。

　　“在选上他以前，我们仔细地权衡了‘利’和‘弊’首先，他和坦年鲍姆的侄子同年。其次，在同一个移民村长大。他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共青团员……”

　　“嗯，嗯，说下去。您怎么不说了？该讲他在学校的学习和品行啦！他在熄灯后打架，还有甚至考虑过开除他的那些事，您不知道该怎么交待？讲吧，讲吧，中校。我听您讲。”

　　“佩斯科夫斯基的行为我并不赞许，但是应该说，事情不是他挑起来的……即使这样，给他的处分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以后，他的表现很好。是的，他不是优秀生，但是现在他对事、对学习、对自己要求得比有些优秀生还要严格认真。”

　　“性情暴躁的人不适宜干我们这一行。他不光和同学吵过架，这您比我更清楚。我有这样的印象，他好象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而学。我很理解，在这个时候派个人到那边去，是件十分诱人的事，而且机会看来也很好。可是，这个人选实在使人产生很多疑虑。”盖把一张贴着佩斯科夫斯基照片的表格放到一边。

　　汇报的人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必须注意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明显地表现出非常不愿意讨论另一个人选——就是那个认真仔细、整洁端正的年轻人。上校正在看他的照片。上校用眼溜了一下第一页上的一般情况（在这些方面所有的学员差不多都一样——既然学校是这样一种性质），翻过一页，看了几遍简短的鉴定。

　　鉴定说，学员潘捷列耶夫·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在学习上认真钻研，关心政治，品德端正，生活俭朴，待人稳重，积极参和社会工作。任墙报编辑。

　　看到这里，盖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潘捷列耶夫有什么地方使您不满意？在同一个移民村生活过，也通晓德语……除此之外，品德端正，正是在这一点上和佩斯科夫斯基不同。不，我简直搞不憧，您为什么不同意潘捷列耶夫。”

　　上校很少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并不是说，他不考虑下级的意见。不，他耐心地听他们讲，并目问题也提得切中要害，而后，则习惯于对下属的意见作出修正。他懂得，要慎重对待“我同意”这几个字，懂得人们对总是表示同意的须导有时都有些什么看法。他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岗位上工作，以及工作的目的，知道许多人的性命和命运就决定于他这一个“是”或一个“不”字。他仔细地衡量着这两个字，看哪个天秤盘上有未被发现的一部分优点，然后再把自己的意见放上去。

　　他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他的权力也很大。他理应得到这种权力，因为自从他有觉悟地生活以来，便差不多完全放弃了个人幸福和闲适的乐趣：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从青年时代起便为之忠心耿耿服务的事业。

　　他这个农民的儿子，一直到18岁都还认不得几个字，可是拚起刺刀来，连参加过对德战争的老兵油子也羡慕不已。他因为勇敢，又是农民的儿子，才不断得到提升。后来他当上了团政委，便被送到军事学院去学习。他学习是非常困难的：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可是他那股子天生的钻劲儿使他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可是，头发也花白了。在３年中，他学完了中学课程和真正的高等军事教程，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例。在这３年里，盖只看过一次戏，参观过两次博物馆。他的同桌，一个嗓门大脸皮薄的高加索人，因为每天睡６个小时觉而被他认作是懒汉。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侦察机关工作。他能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极其忠诚可靠。

　　上校审视着汇报人：“不，我并不反对利用坦年鲍姆侄子的名义派我们自己人去的这个想法本身。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但必须做得聪明。人选也必须全面审查。这个潘捷列耶夫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为什么您把他放到第二位？”

　　“他过分忠于职守了……”

　　上校迷惑不解地翻了翻眼皮。

　　“如果让他去完成某一项任务或执行某个命令，那是绝对可靠的。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他会做得十分出色。可以对他放心。但是他眼下面临的是要独立解决问题。我认为，他不很适宜做这种工作。也就是说，我想说，佩斯科夫斯基在这方面比他强：他比较能独挡一面地工作，记忆力强些，也比较机敏。”

　　“据我理解，现在谈的是，在开始的时候先不要使年轻人负担过重，让他有时间熟悉情况，安顿下来，习惯新的环境。为什么您认为，您所说的忠于职守的潘捷列耶夫反倒不如佩斯科夫斯基更能完成好这项任务呢？”

　　“可早晚总得需要拿出全部力量。如果我们的同志能扎下根来，他将面临着何等仔细的审查，这是很容易猜想到的……他必须自己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我们好象就完全不管他了……”

　　“这只是强调情况的严重性。还有，请允许我说……”

　　上校把潘捷列耶夫的表格放到一边，又仔细地看起佩斯科夫斯基的照片来。

　　“您想说，佩斯科夫斯基更象德国人，是不是？”

　　“不光更象德国人，他更象坦年鲍姆。”

　　盖把两张表格都拿起来，想了想，然后说道：“我们和两个人部谈谈。他们现在在哪儿？”

　　“在旅馆。他们知道不能离开。”

　　“请他们明天９点以前到，”上校在台历上做了个记号。

　　斯塔尼斯拉夫和叶夫格拉弗８点半来到局里。走进会客室，看了看周围，坐了下来。两人心里都在猜想：请他们来，一定有非同寻常的事。现在就要发生某种将在他们一生中留下痕迹的事情。过一会儿，就会叫他们，对他们说……对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为什么在全校学生中只注意到他俩？有的学员学习更好，受过嘉奖，懂几国语言……可是却看上了他俩。也许因为他俩自幼要好，而这个任务需要派两个人去？…

　　两人都竭力显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叶夫格拉弗把大拇指伸进腰带里捋了捋，把军装的摺子理到腰后，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就挑中了他们两个。他还不知道半个个时以后将会有些什么感受。而现在，他感到万分愉快，因为是请他到这儿来！

　　在请他们进办公室以后，他一定不让高兴的心情流露出来。把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听完，再回答……他要第二个答话，决不第一个说。他决不出风头，让斯塔尼斯拉夫先说－－

　　根据各种迹象看，任务非同一股。叫他和斯塔尼斯拉夫一起干，这再好也没有了。可以象相信自己那样相信斯塔尼斯拉夫。叶夫格拉弗在心中幻想起来：他觉得自己身上穿着某个讲德语的大国（报纸总是这么写）的军官服装，觉得自己是个交际很广的军官……有一天，他接受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后和自己的助手斯塔尼斯拉夫约好见面的时间，要他……

　　一个声音从不大的扩音器里传了出来，好象是从上面什么地方落下来似的，使叶夫格拉弗又回到现实中来：“潘捷列耶夫同志，请进来！”

　　叶夫格拉弗什么也没听懂。他本来确信会叫他俩一块进去的，于是，便侧耳细听，等着叫他。

　　他看了看手表，正好９点。他坐了下来，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耐心等待。当他再次看表的时候，他以为至少过了20分钟，可是实际上还不到12分钟。

　　如果他是上校，当然也是先一个一个地面谈，然后才两个一块谈。先请斯塔尼斯拉夫进去，也许是因为在点名册里他总是排在他前面：由于姓氏中第二个字母的缘故，潘捷列耶夫总比佩斯科夫斯基有优先权。如果……假若……不是派两个人，而是派一个人去呢？现在正在挑选？叶夫格拉弗觉得这个想法是荒谬的。他想了一下，如果两个人当中选上了潘捷列耶夫，而对他则说一声：您可以回学校了，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部很难恢复常态。一般说来，他十分难于消除令人不快的印象，而别的人第二天就会忘记，或者装作忘记了。

　　潘捷列耶夫９点４０分走出了办公室。出门时，他把一只拳头放到腹前，竖起大姆指，告诉佩斯科夫斯基一切顺利。

　　斯塔尼斯拉夫带着“已经经过了一切考验”的神情，悄悄地碰了一下朋友的肩膀，好象对他说：放心去吧，我等着你。

　　叶夫格拉弗进去后，斯塔尼斯拉夫朝椅子迈了一步。他忽然感到自己坐不住。他想告诉全世界，他是多么幸福，要交给他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他还不知道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但深信，这项任务同“潜入”有关，而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就是说。上面已经注意到他作风严谨，善于深思，忠实可靠。现在；他的出头之日就要到了。他已经猜出，“往那边”只派一个人，而不是象他一小时以前想的那样派两个。从上校的言谈话语、姿势和音调里流露出某种东西，使他感到，叫他们来是为了挑选。

　　另一个人是位中校；斯塔尼斯拉夫很不喜欢他，阴沉的脸色。呆板的表情，灰白的头发。浮肿的眼泡．他的样子说明他从来就没对任何人发生过好感。

　　斯塔尼斯拉夫想：“我在办公室里呆了差不多40分钟，要想对一个人形成看法，这点儿时间是不够的。看来，上校比另一个人更信任我。他们可能已经谈论过我们了。当然已经谈论过了！现在，他们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已经过去了42分钟，叶夫格拉弗还没出来。会问他些什么呢，他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斯塔尼斯拉夫又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的感觉向他袭来…潘捷列耶夫一向习惯于在“得出看法”之前，先深思熟虑，把一切都分析清楚，以便日后不致改变看法。他推断：“可能会这样，叶夫格拉弗出来之后，为了不刺伤我的自尊心，他会试图掩饰自己的窘态，扯起闲话…这就几乎可以肯定是只派一个人，而且选中了他。我必须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假装认为他更适于完成这项任务，而我显然适宜完成别的任务。是的，他是我的同学，我自然希望我们能在一起……或者说，不希望他有优先权。我是不是觉得这刺伤了我的自尊心和职业荣誉感？…等一等，我还没有得到这种职业，只不过学了理论课，而且还没学完，至于实践，那还只是想想而已；这会谈得上什么职业荣誉感呢？谈到自尊心，那又是另一园事了。不过，还是让我们忘掉它，把它丢到一边去吧。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请两个学员，而不请两位干部来谈话？他们有经验，成功的希望更大些。看来，事情非同寻常，好象同捷列扎村有什么关系。问了我３户人家，坦年鲍姆一家问得特别详细。这里面有某种谜一样的东西，十分有趣的东酉。他们更重视叶夫格拉弗，也许是他对捷列扎村的某些人更熟悉。这样看来，根本就用不着伤心。”

　　叶夫格拉弗终于出来了。他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扭动了一下肩膀，好象他很长时间都紧张得一动没动，现在需要舒展一下全身：“让我等着。给我一枝烟。”

　　斯塔尼斯拉夫把烟盒递给他。

　　叶夫格拉弗笨手笨脚地捏着香烟，薄薄的卷烟纸已经撕裂了，可是，他还在捏，全神贯注地想着什么。

　　斯塔尼斯拉夫微微一笑，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枝，塞在叶夫格拉弗手里，把那枝坏的扔进垃圾箱。

　　斯塔尼斯拉夫毫无恶意地想：“还可以，他把自己的心情掩饰得不坏。你不愿吭声，就别吭声，反正我什么也不会问。”

　　“据我看，事情只关系到我或者你，”佩斯科夫斯基终于说话了。“很可惜。我还以为把任务交给咱们俩哪。”

　　“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你搞错了？”

　　“但愿如此。可是看来，没错。好象和咱们的捷列扎村有关。上校好几次从抽屉里拿出照片来，看看照片，又看看我。跟你比了吗？”

　　“比了一次。我看，好象不特别满意。”

　　“看我的时候，上校对另一个人说：‘还是有些象。’有意思，象谁呢？”

　　５天以后，潘捷列耶夫得到通知，他可以撤销出差命令，返回学校继续学习。佩斯科夫斯基留下了。在同斯塔尼斯拉夫分手的时候，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好象犯了什么错似的。

　　盖上校对副手说：“瞧，一切都按你们的意见办了。我们正在开始做一桩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不是一年可以做完的。佩斯科夫斯基不得不在遥远的地方努力增长聪明才智，总之，要学习生活。现在我们必须用脑袋担保他。让我们尽一切所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象我们讲好的那样，在最初一个时期里，任何可能引起对他怀疑的工作都下要交给他。应该考虑到，那边会审查他的──就是要这样考虑问题呵！人应该有个性。动身以前的时间要好好利用。让他到家乡捷列扎村住些日子。请地方上的同志把一切都安排好，帮助他同坦年鲍姆一家和他们的亲戚熟识起来。不要让任何细节末梢将来坏事。至于领签证和护照，所有手续都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办，最重要的是不要赶期限。谁也不要以为我们想赶快把坦年鲍姆的侄子送到德国去。虽然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不好，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妨碍。噢，除此之外，我们大家一起来考虑考虑怎么加快对佩斯科夫斯基的专门训练。还有……让他熟悉一下弗朗茨·坦年鲍姆毕业的巴库师范学院，以及苏联学校在德语教学方面的特点。”

　　送走潘捷列耶夫以后，我在奥斯科近郊住了两个星期。

　　冬天显得那么柔和，雪下得很多。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冬天。男孩子们穿上冰鞋，到结冰的池塘上滑。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最勇敢的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希望学会滑冰，可是决定试试学滑雪。前３天，我都用来对付滑雪板的前端，不知为什么，两块板的前端总是朝两边滑去。

　　我故意慢腾腾地走上一座很陡的小山岗，装作欣赏周围的景色。可是，当我爬到山顶后，一个胆怯的声音在心里问道：“怎么样，叶夫格拉弗·阿尔谢尼耶维奇，也许用不着试自己的运气了吧？让我们规规矩矩、大大方方地走下去不好吗？”

　　“住口，不争气的家伙，”另一个声音反驳道。

　　“这很简单嘛，站好，然后就滑起来。不过，到那个小山包时，全身要稍微收一下，再纵身往前。”

　　……

　　在“那个小山包” 附近，我腾空飞了大约３米，还有10多米……

　　20多个叫人非常讨厌的男孩子十分开心地看着我的着地动作。他们知道，以后不会很快看到这种场面的，所以大喊大叫起来：“叔叔，再来一次吧！”

　　我首先本能地感到要躲起来，远远地离开这些看热闹的孩子。可是，我又一想，这也是一个锻炼意志的小机会，不应该轻视它。所以，我极其坦然地不理睬任何人，重新走上小山岗，去做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跳跃。

　　这次我在空中滑翔的距离比在地上滚的距离长些。现在我应该爬起来。

　　我曾经听说过可以在３棵松树之间迷路，可是如果说在两块滑雪板之间搞不好，那我是决不会相信的。

　　在我身边站着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他一本正经地给我出主意：“尽量先把右板滑出去，要这样，好，现在……”

　　他不那么令人讨厌，又很懂得分寸，我想，他肯定不是那一伙的。那群衣冠不整的孩子正站在山头捧腹大笑。

　　“不对，叔叔，右板不能这么放，左板要往紧靠肩膀的方向拉。不是向那面，要向这面，从肚子下面往上。让我帮帮您……不要往后踢脚。要站得平稳，现在蹬脚－－再稍微蹬出去一点儿，这不就行啦！”

　　“什么行啦？”我提了一个很不得体的问题。

　　按照义务教练员的指导，我准确地做了全部动作后才确信，我的左板落在右肩区域内，同时，右板却在腰的下面。我看，这正是那个小调皮鬼竭力要我做的。看来，我就象一个反坦克拒马打上了双重航海结子①。我那个自告奋勇的助手全速奔上小山头，跑到看热闹的孩子们中间去了，然后用滑雪杆对着我指指点。这群孩子高兴极了，而我却在心中对自己说，看一个人绝不能只凭第一个印象。

　　【 ①喻动弹不得。——译者】

　　我在滑第二十三次或第二十五次时，落地动作才比较成功。我体会到这是何等的幸福。很可惜，斯塔尼斯拉夫、科泰、沙根不在身边，维罗尼卡也不在身边。我心里想：我们结婚以后，每年冬天都进山，要把所有的假期都安排在冬天。

　　我自己编了一句格言：不会战胜自己，就不会战胜别人。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位古代哲学家虽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滑雪，却早就想出了这句格言，这使我大为扫兴。

　　叶夫格拉弗得到了５天假，于是便动身到捷列扎村去熟悉坦年鲍姆的家谱。这份家谱是坎达林采夫以他素有的认真细心编写的。

　　马尔塔很幸运，她有一种自找事做而不觉岁月流逝的本事。儿子偶尔写来的几封信，就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现在她知道，漫长的等待又要开始了。

　　儿子的年龄都快要赶上父亲了，长得也越来越象他。他的脸上不常有笑容，即使有，也一现即逝，而且颇有些羞涩。叶夫格拉弗变得十分严整端庄。他好象连自己的性格也用皮带扎上了，从不懈怠，从不放松，即使在家和母亲在一起也罢。她知道迟早总要和儿子分别，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妈妈，这些钱给你留着生活用，以后你就到果戈里大街储蓄所去取。”

　　“亲爱的，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我自己挣的也不少……这些钱我就存到你回来。”

　　马尔塔管理一个幼儿园。幼儿园不大，有26个孩子，十分干净整洁，是一个模范的集体农庄幼儿园。经常有人从最远的农庄，甚至从科纳赫肯德、克利巴贾尔和扎尔塔雷等山区来“学习经验”。他们来看看，一个普普通通的幼儿园能整治得多么漂亮。

　　弗朗茨·坦年鲍姆向坎达林采夫和叶夫洛拉弗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很难猜透他对迁居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抱什么态度。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感情，连父亲也弄不清楚他对有机会到大城市去工作感到高兴呢，还是对远离故乡感到难过。弗朗茨是个很不错的排球选手，有一次在玩球的时候，坎达林采夫发现他左下臂有纹身——一颗被箭射中的心。坎达林采夫总是竭力事先料到孰可、孰不可，这既是因为他的秉性如此，也是因为他的职业关系。他让叶夫格拉弗去拜访一下基洛瓦巴德棍痞中最有名的刺花匠。

　　“现在你才算是真正的叶夫格拉弗，”坎达林采夫满意地看着刺好的花纹，说道。“挺象。”

　　“为什么是‘真正的叶夫格拉弗’？”

　　“因为你的名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写得很好的’。你大概不知道吧？”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预祝你，老弟，不仅写得很好，而且在你要去的地方户口上得顺利。你的有利条件是最理想的…我不想猜测你将来的生活，但是你要懂得，你不得不在十分聪明、老练的人们中间工作。在这个国家工作的侦察员，我的老爷子，必须得有绝顶聪明的脑袋，才能取得信任，然后才能打通路子……在那里，在给一个人安排稍微重要一点儿的工作以前，几平得要审查５代……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要善干等待，善于忍受孤独，善于在自己身边没有同志、朋友、指挥员的情况下生活。我老实告诉你，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生活。”

　　叶夫格拉弗惊讶地看了坎达林采夫一眼。

　　“你不要惊讶。人是不能孤独地生活的……不能自己和自己倾吐思想、积愫，不能自己和自己分享欢乐，分担失败的痛苦……把这一切全都深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不能同身边的人倾诉，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困难的。而在那里，身边的人可能就是盯着你的敌人。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你应该始终记住，你的工作具有最崇高的意义……始终记住，为什么你的工作是必须的，你是在什么时候、为哪个国家工作。最后，我还想对你说，我非常相信你那个聪明的脑袋，亲爱的叶夫格拉弗，我象祝愿自己的儿子一样，祝你成功。”

　　潘捷列耶夫和坎杰拉基趁假日来到基罗瓦巴德。好交际的坎杰拉基坚决反对不声不响、平平淡淡地告别，好象叶夫格拉弗是从第比利斯到拉戈杰希去两天似的。他，坎杰拉基，和朋友也许一别作古，却不干上几杯、吃顿饭、好好谈谈，也不说一声“科基里哥查’‘①──一路平安，也不了解一下到哪里去……不，这个他可不敢问。而潘捷列耶夫对一切事物总是持有正确和富有哲理的看法，他以应有的态度承受了这一切。他极力克制任自己受到的委屈，只想问一件事：维罗尼卡和叶夫格拉弗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他永远也不会向维罗尼卡发出。

　　【 ①阿赛拜疆语。──译者】

　　可是，他不好意思起来，改变了主意。只谈了些旁的事。如果就为谈这些，他可真不必来这一趟了。

　　在分别前的一天，维罗尼卡和叶夫格拉弗从市场回学校。

　　他们绕道儿走，经过海边，路过紧靠岸边儿的瓜田。

　　天阴沉沉的。在乌云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圆圆的太阳隐约可见。

　　雨下得很奇特，令人忧郁、烦闷，完全不象巴库常下的那种雨。雨点稀疏地洒着，好以那位不露面的主雨水的天公十分吝啬，一滴滴数着往下洒，唯恐弄错。雨滴象一粒粒小子弹，在岸边的沙滩上打出一片小坑，沙岸看上去活象一块浮泡石。

　　叶夫格拉弗提着一个有些象挎包又有些象篮子的大草包。他们准备吃最后一餐晚饭。

　　“也让人家拿一会儿嘛，’维罗尼卡说，轻轻地夺了一下篮子。

　　“其实，在东方，去菜场买东西都是男人干的活。你们这些女人隔着披纱能看清什么呢？”

　　“你不必担心，会看清楚的，”维罗尼卡学着他的腔调答道。“还有，假如我没记错，东方的男子很少拒绝女子要把买的东西提回家的请求，所以，如果你那么尊重传统，就请－－”

　　“你搞错了，你看错了书。”

　　两人不知为什么放慢了脚步。

　　维罗尼卡脱下帆布便鞋，把两只鞋的带子打上结，挎在肩上背着。在潮湿的沙滩上赤脚走，她感到很舒服。

　　大海好象凝固了，海上的乌云也纹丝不动。

　　“让我提会儿篮子吧。求求你－－你累了－－我求你，要不就俩人提。”不等叶夫格拉弗同意，维罗尼卡便抓住了他的手。

　　叶夫格拉弗心里想：“这条路是她要求走的，不是我。她知道在这种天气里，岸边不会有人。她很高兴下雨。把鞋子脱了下来。她的两条腿很美。”

　　他们走着，尽量不抬头。低头走，看着自己的脚。这样轻松些。他们渐渐走近大遮阳伞。这个伞孤零零地立在海滨浴场上。

　　维罗尼卡想起来了，当他们俩拐向海边的时候，在瓜田里干活的那个老人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目送他们啊！他大概涉世已深，见多识广，已经猜到，为什么一男一女要在这种天气里到海边去。他准是把他们当作来避暑的人了。一见钟情，现在就要分别，也许，永不相见了。维罗尼卡想：“老头子，你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立刻就把你忘掉，你也就消失了。消失了，根本就不存在了！这整个世界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一切的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叶夫格拉弗在我身边。他是那样聪慧、和善、腼腆。如果是潘捷列耶夫，他会怎么做呢？我知道，他也爱我。可是，为什么他抚摸我的手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好象我用自己的一

　　只手去摸另一只手一样？可是叶夫格拉弗……对他实在无可责怪，他总是怕委屈了我。他就要离开了。到哪里去？很久吗？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如果不能呢？”

　　他们走到遮阳伞下面，把篮子放在沙地上，在木椅上坐了下来。椅子背围着撑伞的柱子，成六角形。

　　“雨就要停了，” 叶夫格拉弗询问似地望了维罗尼卡一眼。她依然闭着眼坐在那里，把头微微向后仰起，在柱子上留下了湿温头发的印迹。

　　叶夫格拉弗想：“如果……如果我抚摸她那被雨水淋湿了的头发，拉住她的手，吻她，那会怎样？对，我现在就吻她。这样我立刻就会弄清楚，她会怎么回答，怎么对待这一切。如果她万一气恼了呢？那可怎么办？

　　他听到维罗尼卡低声地说：“我们再坐一会儿吧，格拉尼亚！云就要散开了，太阳快出来了。多么美好啊，格拉尼亚！”

　　“没有你，我会感到很难过。”

　　“我没有你……没有你我会感到很难熬，格拉尼亚。我想象不出来，这会有多么难熬，亲爱的。”

　　这最后无意之中脱口而出的“亲爱的”，在他们俩的耳边回荡许久。

　　“你简直不知道，我会怎样常常想起你，梦见你。”

　　“不，不知道……你梦见过我吗？

　　“梦见过好多次。”

　　他把炽热的手放在维罗尼卡湿滴滴的肩上。她继续闭着双眼，呆然不动。

　　忽然，从一片象楔子一样插进堤岸的芦苇丛后面传来了一阵歌声。这歌声好象同他们作对，又好象解脱了他们的窘境。一群快活的人朝他们走来。这些人大概是从附近疗养院来的。

　　一个微有醉意的业余男高音歌手很自信地唱着，颇有些吉卜赛民歌风味：

　　太阳倦倦

　　含情脉脉

　　同海告别

　　此时此刻

　　你对我说

　　相爱无缘

　　维罗尼卡慌忙系起鞋带来，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可是，鞋带一头的铁圈已经掉了，维罗尼卡怎么也穿不进鞋眼里。

　　“女士，请允许我帮您忙，” 叶夫格拉弗试着微笑，可是笑得很不自然。

　　“没什么，没什么……我自己来，等一等。”

　　维罗尼卡这时才感到因为下雨和期待着什么而全身瑟瑟发抖。她把双肩焰缩起来。叶夫格拉弗把运动衫披在她的身上，她用感激的目光望了他一眼。

　　他们走得很快，好象有个愿望在支配着他们——快些离开这个倒霉的遮阳伞。

　　已经可以望见那熟悉的尖屋顶了，这时，叶夫格拉弗说道：“我爱你。因为我非常爱……”

　　“不用说了，什么也别说。我等着你。l年、2年、5年，需要等几年，我就等几年。”

　　叶夫格拉弗事先熟悉了一下巴伐利亚兰府。10天后，他便能在地图上闭眼旅行：从坐落在市中心的用红色大理石砌成的马里安圆柱到伊沙尔河上的任何一座桥，从马克西米利安二世①的雕像到画廊。他在翻看各种新旧版本的游览指南时，在勃罗克高兹和叶夫仑合编的一本指南中碰到这样的字句：居民（1894年）39万人，其中军人为9，269人。他心里想，对于干他这一行的人，那真是个好时代。假如现在的游览指南也说明（自然是大略地说明），在什么地方、什么城市、哪条边界部署了什么部队，那么他也许没有必要去旅行了。真是个天真无邪的神圣时代啊！每40个居民中有１名军人。

　　【①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年），奥地利大公，所谓1564—157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

　　现在德国有多少荷枪实弹的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城市里有多少部队驻防，在驶向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舰上载有多少部队？几天以前，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德国未经宣战，一举侵占了挪威和丹麦。1939年５月31日同丹麦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作出的关于“永远尊重挪威国家领土”的正式保证全部被撕毁。谁能担保希特勒不在另一个他认为方便的时机一笔勾销别的条约和义务呢？

　　丹麦只抵抗了两个小时。挪威能坚持多久？欧洲的战事正在扩大。很明显，“奇怪的战争”就要结束。战线将要转向何处？怎么转法呢？

　　在慕尼黑的城徽上画着一个手无寸铁的小修道士。“我们是爱好和平、笃信上帝的巴伐利亚人，我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感到很幸福。让我们安静地酿造啤酒吧，让我们安心地受用吧。你们自己的事情，请自己操劳……”

　　然而，就在这座“和平的城市” 里，却有法西斯的一个巢穴。“千年帝国”的箴言在这里有慕尼黑式的写法。

　　就在这座“和平的城市”里，1939年９月的最后一天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张伯伦和达拉第分别代表自己的政府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省拱手让给了德国，怂恿它东进。

　　日历上写着1940年４月11日。

　　在德国大使馆会客室里的小矮桌上摆着广告：“请到萨克森州游览参观”，“欢迎您到巴伐利亚州游览”，“波美拉尼亚州敬请诸位光临”。这些广告还是战前用道林纸套色印刷的，有德、法、英和西班牙几种文字，还没来得及印俄语的。

　　“我们很高兴您到德国旅行。祝您一路顺风，希望您的旅行能有助干我们和我们在苏联的同胞相互之间有所接近。您的德语讲得非常好，这真叫人高兴。其实，‘按德国方式’这几个字完全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应该受到指摘。

　　【 ①在俄语中，“讲德语”这句话如果逐字翻译，应译作“按德国方式讲话”，故下文引出“按德国方式”一句。此处系指讲话者借题发挥，宣扬“德意志化”的思想。——译者】

　　人们称我们为‘德国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哑吧’［在俄语中，“德国人”和“哑吧”是同根词。——译者］这个字是从捷克语传到斯拉夫语来的。就是因为从前在和捷克人交界的地曾经生活过一个德国部落，叫湟梅特－－您在捷列扎村的亲属们听到这些也许会感到有趣。这里有一本小册子讲这个题目，我想把它，还有一本巴伐利亚旅行指南一起送给您。让我再一次祝您一路平安。”

　　旅行指南详细介绍了巴伐利亚的风土人情……慕尼黑有著名的“宫廷啤酒馆”，在那里，舒适、古朴和自然浑为一体：用啤酒桶作椅子，菜盘就是几张纸，或径直用手取食。城里有许多慕尼黑著名啤酒厂的各种酒窖……慕尼黑人的典型性格在同邻人不拘财产地位、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在别具一格的俏皮话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和生人谈话时，不要打听他的身份和来历——这一点要牢牢记住”，叶夫格拉弗心中想。

　　“坦年鲍姆，坦年的姆，坦年鲍姆，弗朗茨……”

　　听到这个名字以后，必须学会作出反应。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他暂时只知道一点：他，一个年轻的红军军官、共青团员所接受的任务，绝不仅仅关系到他本国人民的安危．

第六章 弗朗茨·坦年鲍姆

　　1940年５月15日早晨，我离开了莫斯科。马克斯·坦年鲍姆为我送行，他扮演了一个说话不多，但对儿子关怀备至，办事精明，头一次送儿子出远门的父亲角色。这场戏我们排练过好几次：怎么走进车厢，怎么坐下，说些什么。动的邻座是德国商船公司的一位专家和他的两名助手。他们正个热烈地讨论着德法战线的局势。

　　马克斯·坦年鲍姆给我买了好几份报纸，留着路上看。各报第一版刊登的都是交战双方通讯社从前线发回的战报。

　　５天前，德军入侵了比利时、荷兰还卢森堡，同时一举攻入法国。

　　“哈瓦斯”①和“路透”二家通讯社报道了德国空军轰炸法国城市以及有关和平居民伤亡的消息②。德国则向全世界宣布，西大国的飞机“在弗赖堡炸死儿童”，所以德国采取报复性行动──轰炸鹿特丹。

　　【①哈瓦斯：１８３５一１９４０年期间的法国通讯社。——译者】

　　【②后经查明，对德国城市的空袭是德国空军在卡姆胡贝尔上校指挥下一手制造的，其目的在于挑衅。——原注】

　　5月12日，荷兰停止抵抗。两天后，德国坦克师团轻而易举地挫败了西方军队的抵抗，越过阿登，强渡马斯河，深入到集结在比利时的盟军后方。我的旅伴几乎一路上都喝着俄国伏特加，为胜利在望干杯。

　　在最后几天，谁也没有和我见过面，谁也没有和我谈过话。我和坦年鲍姆住在“乌克兰”饭店。我们逛商店，为亲戚们选购礼物，买路上要吃的食品；看了两场电影，一场是科兹洛夫斯基主演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我排了半天的队等着买票，结果还是楼座。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幸运…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听到科兹洛夫斯基的歌唱？

　　很晚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听到坎达林采夫的声音，我简直象小孩子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他一说话我立刻就听出来了：“旅行家同志，您好……”我有好多话要对他说，想说我多么感激他，可是谈话非常之短。“你要振作精神，要永远记住，许多人了解你，惦记着你，”坎达林采夫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道。

　　在告别莫斯科时，我记住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在车站附近六层大楼上横挂着的大幅闪光广告牌，上面写着：“调食用咸黑鱼子，各地鱼店，均有代售”。

　　坎杰拉基送给我一大筒鱼子罐头“路上”吃。他这做是为了以备万一，因为不知道我的旅途远近。可是我把这筒罐头一直带到亲戚家，没有打开过。吃饭时，这筒罐头摆上了餐桌，客人们美滋滋地看着它。

　　我自己在心里说“亲戚”这个词是不带引号的。我应该相信我和他们有血缘关系，我准备相信这一点。大家对我十分友好、客气。我的新交大都是认真仔细、正正经经的人。在话未出口以前，他们习惯于先斟酌一番，对于听到的话，看来，也要在一只无形的天秤上衡量再三，反复比较，这番话同他们自己说的话在分量上是否相称，如果不相称，他们就渐渐疏远你了。

　　恩斯特·坦年鲍姆先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饭量适中，花钱适度。他带我熟悉慕尼黑，熟悉它的街道、广场和名胜古迹。我把书上读到的和亲眼见到的一一作了对比……“巴伐利亚人和蔼可亲、快活兴奋的面庞”如今更加快活兴奋了，因为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德法前线传来。

　　离我们不远有一家小影剧院，名叫“奥德昂”。我们常常去那里看战地新闻纪录片。所有影院一下子都同时上映第22号《德国星期简报》。这是一种前线战报短片。22号短片放映了强渡马斯河，进兵阿布维尔海峡，坦克师团进攻敦刻尔克，空袭被压缩在海边的英法部队等镜头。

　　“勇猛的德国士兵阔步前进，所向无敌，”解说员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全场观众情绪激昂，同解说员一呼一应。当银幕上出现英国飞机落水爆炸的镜头时，观众又是鼓掌。又是叫喊，又是吹口哨。

　　电影固执地、歇斯底里式地向观众灌输一个思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得了德国武装力量。所有的坦克战都是德军获胜，所有空战都是德军获胜，所有海战也都是德军获胜。

　　“我们把敌人的空军变成潜水部队，”当英国飞机残骸沉入水底时，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吼道。

　　过了一会儿，银幕上又映出法国潜艇被炸的镜头，这时，解说员又洋洋得意地补充说：“把他们的海军变成空军。我们胜利的时刻就在眼前！德国在各个国家的朋友正在和我们一起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一只双爪锋利的矫健雄鹰（这是摄制战地新闻的乌法电影公司的标志），正以战胜者的姿态注视着全世界。

　　即使大晴天，伯父出门也总是带着一把伞，权且当作手杖。他头戴圆顶礼帽。

　　这顶礼帽对我了解伯父的各位相识大有神益。如果思斯特·坦年鲍姆与某人相遇时只稍稍碰一下礼帽，这表明，这个人或者不怎么熟识，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比退休少校低得多。如果用双指微微抬一下礼帽，这就是说，碰到的人和他的地位相当。就是这样的人他也不介绍给我。

　　伯父十分了解自己的身价，自打他“从那边”把侄子接来以后，突然自觉身价百倍。他并不是同所有的人都谈起我。现在，他成了邻居、老同事、远亲们的注意中心。伯父现在常常用分不开身作为借口——他感到，能说分不开身，这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他得到了近几年来所没有的东西，他的生活好象充满了新的内容。

　　少校有二、三次对我谈起年轻时当林务区长的事。他统管过许多营林巡逻员，大家都很喜欢他，森林也管理得极好。从各方面来看，在他的一生中，林务工作给他留下了最主要的印象，而对服兵役却不能这么说。原因是在军队他被提拔得不象想象得那样快。所以每每提到军中仕途，他总不免有几分失意。只是谈起和阿申巴赫上校的交情时，才有些兴致。

　　根据伯父摘下礼帽、躬身问候的做法，我猜到，我们将面临一次不平凡的会晤。

　　伯父恭迎的人，远远在６米开外，可他那极其热忱的目光却始终不离客人：“上校先生允许我把从苏联来的侄儿介绍给您吗？我曾经提到过他……”

　　“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上校十分和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过了几天，我们在咖啡馆再次相遇。阿申巴赫详细地打听了移民村：它有多少年历史；德语是不是“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在隔绝的情况下，语言是不是有些僵化；现代德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新语汇能不能传到居住在移民村的德国人，还是他们对1818年从符腾堡带去的那种语言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

　　我回答说，我暂时还难于做比较，但是我在这里已经碰到一些词汇和短语，如果不借助词典或者没有伯父帮忙，那就无法理解。

　　“您是一位教师，如果您想进修德语，我想，我可以给您出点主意…我有一个朋友，他叫乌利里赫·卢克，在语言方面颇有修养。他还研究风土人情、社会学……他对您曾经在高加索生活过非常感兴趣……我想，这对双方都有益处。”

　　上校问我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有没有新交。伯父替我作了回答。他说，我不常出门，新相识暂时还不多。不过，这没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要稍微熟悉一下，习惯一下环境。阿申巴赫答应介绍我同卢克先生相识，并且又说一遍，这种结识于双方都有益处。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乌利里赫·卢克很随便地自己到我们家来了。这是一个圆脸庞、生气勃勃、和蔼可亲的年轻人，27——28岁。卢克稍微有些驼背，带着一副很深的眼镜。每当他摘下镜子擦的时候，他的相貌就使人想起早晨被惊醒的。

　　它用茫然不解的目光看着世界，视而不见。我们的赫里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老师一定会说：这种人的性格是肯钻研，博览群书，心地善良。

　　伯父出于礼貌，同我们坐了15—20分钟，然后说了声抱歉，托辞有急事（虽然我非常清楚，他什么急事也没有），留下我们两个，便走了。

　　桌子上摆着一瓶白兰地，一盒撒满胡桃粉的小圆饼干。客人很高兴喝酒，我也不谦让。毫无疑问，卢克天生能博取别人的欢心。无拘无束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什么都谈到了，可什么都没谈出所以然来……后来，卢克说，他对生活在我们移民村的以及整个苏联的日耳曼人的情况都非常感兴趣。

　　我自己也很愿意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给他讲我们农庄如何富饶，组织得如何有条有理。它是全州搞得最好的：房子一栋接着一栋，全是石砌的、铁顶子。每家都有宅旁园地。我还讲我们种的葡萄、酿的酒行销何处，收入如何，建造些什么……他听着，听着，便忍不住地说道：

　　“这就是因为你们农庄全是日耳曼人。我们心灵手巧，爱劳动。即便在集体农庄里也是一样。是的，就是这样，即便在集体农庄里也是如此……这是德意志精神……到处都是德意志精神。即便在集体农庄……”

　　和这个人的相识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我后来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七章 新相识

　　年轻的卢克还在大学一年级努力研究历史、心理学和神学的时候，便注意到约翰福音书中的一段话：“我真诚地、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如果一粒麦子落到地上没有死掉，那它仍然是一粒麦子；如果它死掉了，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果实。”他对自己说；对于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来说，这是极好的临别赠言。

　　那时，卢克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想了解一下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统帅是如何送士兵们投入战斗的。他开始把自己认为说得最成功的一些话记在卡片上，但对这项业余工作并未给予特别的注意。他订了一个年度计划。“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演说家”。一年出人意料地飞快过去了，他头一回把材料统统看过一遍，十分满意地对自己说：“这里面还真有东西！”后来，他对拿破仑着了迷。卢克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促使拿破仑只带一营掷弹兵去攻占成千上万名奥地利士兵守卫的那座小桥？他对士兵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些话的力量何在？这种力量要征服哪些人的心，针对着什么样的情况？总之，士兵们准备牺牲的根本动机在哪里？在西方是一种情况，而在东方则完全不同。比如日本，这是一个象谜一般的伟大的国家，欧洲人是无法理解的。

　　武士的荣誉规范从哪里起源？一切就是为了崇奉天皇？还是因为生活在不平静的火山之岛上，随时都应准备承受命运的打击？还是因为中国史前文化时期的神话传统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从而赋予武士们一种别的军人无法理解的力量？

　　日本对卢克的吸引力越来越大。1935年８月，他在《地缘政治》杂志上很有兴趣地读到了德国记者里哈德·佐尔格从东京写来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武装力量。它的状况。它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军事地理方面的后果》。其中谈到，“这里认为，日本在当代能否存在下去这一问题将不得不在战争中求得解决。这是不可避兔的。为此，必须无条件地动员国民和国家的一切力量。这正是日本全军上下的一致目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总动员’，这就是日本武装力量的指导原则。”

　　1934年１１月，军令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它（指日本）准备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在创造人类永恒幸福的时候，我们应当无愧于担当起领导全世界的使命。”

　　这种调子来自遥远的国度，但却同德国人的心息息相通。在日本是如何挑选和培养那些准备为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而献身的人呢？那股神的“春风”、卡米卡泽（日文神风二字的译音）是如何产生、如何获得无坚不摧的力量呢？

　　“在俄国的那一边，我们有如此强大的盟友，这真是好极了，”卢克想，“红军总得记住，是谁在他们的远东边界。对德国来说，有这样的盟友是一种幸运。”

　　卢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仑述日本民族性格的文章。有一篇引起了《法兰克福评论》的注意，这家杂志转载了那篇文章。

　　乌利里赫·卢克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致士兵》。大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他接到阿申巴赫上校的邀请。

　　上校起身迎接他，这种做法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比他年长许多的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也很少这样做。

　　上校说，他仔细地读了他的文章，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接着问道，有个想法，就是研究一个新题目：“致别国士兵”，不知卢克先生是否感兴趣。善于找到能对敌手发生心理影响的准确途径，这是一门十分有价值的艺术。

　　阿申巳赫想了想，说道：“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搞头，它给研究者以广阔的天地…假如我能得到您的赞同，我将尽力以一定的方式协助您工作……”

　　“那我太幸运了，阿申巴赫先生。”

　　卢克象所有找到发奋目标的人一样，开始收获勤奋劳动的果实了。仅仅和阿申巴赫这样的人物会晤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就能使情绪受到鼓舞。卢克的名声渐渐地大起来。

　　过了几天，阿申巴赫说：“卢克先生，如果我们请您稍稍往回收一收．离开日本，稍微往西一些，您看怎么样？……我请您注意一下俄国。我们能不能对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我倾向于认为，实际状况同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宣传可能差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您知道，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的情报，是过去的白卫军，从俄国迁出来的地主和工厂主……他们的情报不能认为是客观的和反映现实状况的。再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外交人员的报告。可是，他们在苏联所能得到的机会非常之有限。至于到我国出差来的苏联专家，他们部是经过仔细审查的，对他们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地做这项工作的话……

　　在卢克看来，俄罗斯精神就象一个谜，外国人是绝难理解的。从前，他曾经辑录过镇定自若的库图佐夫元帅说过的一段镇定自若的话：“我们钢铁般的胸膛无惧于任何狂风暴雨，也无惧于任何强暴：它是祖国的可靠屏障。不论谁碰到这座屏障，都会粉身碎骨……”可是，他回忆起，就是在库图佐夫以前的时代里，有许多人已经在这座“屏障”前面粉身碎骨了，而后来，丧命者则更多。卢克是一个十分细心、又极肯钻研的研究者，他不急于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懂得，当积累起比较多的材料、事实、数字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有可能进入研究的最高阶段——进行分析的时候，答案有时会自己忽然得出来。

　　他不理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赢得了革命”，为什么一个粮不足以充饥、衣不足以蔽体、被帝国主义战争折磨得无以复加的国家，居然能够在工农中建立起一支军队，一举粉碎了由经验丰富的统帅指挥、武装到了牙齿的白卫军。

　　这些统帅的对手都是什么人呢？不过是些没上过军事学院的红军指挥员而已。他们既没有雄辩的口才，也不知道西塞罗①、狄摩西尼、朱里·恺撒②。他们是从哪儿找到那些粗浅的语言，点燃了士兵的心？

　　他心中想，应该更多地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果办得到，还要读一些列宁的书。于是，他把辑录了彼得大帝和苏沃洛夫、巴克雷德托里③和巴格拉将④对士兵进行战斗动员的讲话的卡片放在一旁。“先暂时放一放，它们反正不要吃喝。放在那里，将来也许会有用。暂时……“

　　【 ①马·图·西塞罗（前106一前43年），古罗马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译者】

　　【 ②朱里·恺撒（前100一前44年），罗马杰出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 ③米·波·巴克雷德托里（1761—1818年），俄罗斯统帅、元帅。—译者】

　　【 ④彼·伊·巴格拉将（1765—1812年），俄国统帅。——译者】

　　从那时起，乌利里赫·卢克便开始学习俄语。他一面读列宁的著作，一面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些做工种田的人都跟着列宁走，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能不能找到一种可以与之相对抗的力量？卢克明白，列宁的主要思想——权力应当属于创造世界全部财富的人——是很难驳倒的。于是便自我安慰地想：“不仅可以在阶级基础上把人们团结起来，还可以在民族基础上把他们团结起来。元首就证明了这种团结是多么牢固。”

　　卢克是个十足的刻板的公务人员。他很清楚交给他的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光靠书本去想象今天的苏联。他对能同坦年鲍姆相识感到由衷的高兴。

　　卢克不久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他是单身，和父亲、妹妹安内玛丽住在一起。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妹妹是语言系三年级学生。她能讲法语，向往着索尔奔纳①。战争使她未能成行。她的容貌符合德国人对美的固定看法，也符合我的不那么固定的看法。

　　【 ①索尔奔纳系巴黎大学之一部，建于1253年。现在是法国巨大的科学教学中心。——译者】

　　安内玛丽有一头浅色头发，象是染过的，双肩略端，稚嫩痕迹犹在。她有两条象维罗尼卡那样修长的腿，以及很强的个性。不，准确些说，她具有很强的个性，外加其余的一切。据我理解，她只承认那些对她唯唯诺诺的男子的存在。这些男子必须从语言到眼神时时刻刻表明自己认为她是绝代佳人。安内玛丽说，既然她不能进修法语（政治妨碍了她），那就哪怕——她就是这样说的：“哪怕”——学一点儿俄语也好（还是得让政治帮她的忙）。

　　她每星期向我汇报一次读过的东西。我在她的本子上写下新单词，解释含义。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无拘无束。

　　卢克不仅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从我这里了解情况，他也希望我更多也了解，了解并热爱建立了新秩序的德国。他嘴里的“雅里安人”、“德国”、“祖国”这些字眼，全然不象我了常说的“俄罗斯人、“苏联”、“祖国”。他说“我们是雅利安人”，就好象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精明强干、最可尊敬的人”。卢克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德意志之光”普照世界。他说，在俾斯麦时代，曾经把几百个德国姑娘送到非洲，嫁给了黑人部落的首领。我起初没有相信他的话，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卢克杜撰出来的。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对那些首领有什么好感，而是出于一种起码的愿望，想尽各种方法渗入黑非洲，在那里获得某种影响，取得一块立足之地，以便有朝一日重新瓜分世界。当然，其中也包括非洲。

　　这样，当你置身事外的时候，才渐渐地开始对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教育”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我曾经试着和卢克谈起这个题目，他微微耸了耸肩，说道：任何一种政治都是为一定的需要服务的。他说，共产党人为世界革命而奋斗，所以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其他的国际主义口号。从这些口号必然得出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和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些论断．而国社党人认为，世界上各种人种的存在全都发端于上帝。上帝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种。一些人种天生就要领导另一些，统治他们。是的，就是统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的人带领、领导、统治，有的人则臣服其下。亘古如此，永远如此。强者恒胜。如果大家一律平等，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卢克就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细心地听他讲，一边思考着。我现在愈发常常陷入沉思，这使他很高兴。

　　是的，在这里我有很多感触，明白了许多道理。现在，我感到自己对祖国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真切的感情，对它的责任感也更加强烈了。

　　我生活在一群极其自负的人们中间。他们陶醉于轻易获得的胜利。他们的道德原则的基础已经被毒化了。

　　他们相信自己是特殊的人，相信自己有权支配别的国家，统治别国人民。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权把二十世纪，以及今后若干世纪都变成法西斯的世纪。他们这些受蒙蔽的人，十分讲求实际，而且办法颇多。

　　我心中想着卢克，同时问自己：他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刻？他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还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些道理？……哪种情况更糟些，我也不知道。

　　假如卢克生活在具有另一种发展规律、另一种动力的社会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和观点呢？环境的影响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使人自私自利，残酷无情……也可以培养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互助友爱、舍己为人的精神……从幼年起，我便受到热爱祖国的教育。热爱它的过去，热爱它的文化，但绝不要让这种感情伤害和贬低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而卢克受到的教育是热爱德国，但是傲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

　　他认为，个性是按照不依我们的理智为转移的规律形成的，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忠诚于本民族的精神。企图压抑人的这些本性，只能导致民族的蜕化。他认为，每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民族，应该证明自己具有这种力量。

　　他们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了。他们还要在什么地方继续证明这个论断呢？这种论证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才能结束？

　　卢克把我拉到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地图前指着城镇告诉我，新建成了哪些工厂和电站。他好象在强调，他对我是信任的。可是，我觉得，他进想使自己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

　　“您应该知道，我们有举世无双的飞机和坦克。这是最优秀的人们制造的。德国总是以具有伟大的学者而誉满天下。可是过去，这些学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我们并不骄傲自满。我们一向喜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对自己说：让人家根据我的能力来评判吧。我们始终记着毛奇①和他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做得多些，表现得少些。’可是，不管我们怎样尽量‘表现得少些’，我们现在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可以干出一番怎样的事业来。”

　　【 ①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译者】

　　我将要在马利安圆柱附近同一个陌生人会面。这个人在走近柱子时会想道，我会不会把一条尾巴引来。他知道我是平生头一次干这个。他深信我没有经验。一个不当心的姿势，一句不慎重的话都会使自己招致怀疑。他不能转身，可是必须看清楚整条大街和整个广场（他正走近这个广场）。他必须精神集中，并装扮成一个心里十分坦然、轻松、不知如何消磨时间的人。他会主动向我走过来。

　　暂时，这是我唯一的指挥员，是把我和祖国联系起来的唯一一条线，因为我写给“爸爸”的那些信没有任何其他含义，那不是密码。

　　我觉得，这种接头方式不怎么合适。如果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如何是好？（前几天安内玛丽就曾经说过要带我去参观画廊，她说熟悉慕尼黑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电影院、啤酒馆开始。我和她哥哥到这些地方已经去过两三次了。）卢克认为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闲人，所以总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约会……我一直都说“好吧”，十分客气地表示感谢。如果安内玛丽约我去画廊，我该怎么办呢？托辞……可是托什么辞呢？说不舒服？可是我那红扑扑的双颊岂不会泄露天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双须忽然变红了，就象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那样．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也许是因为本地啤酒的功效。说忙……可是忙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时间。我可以不在16日，而在22日的同一个时间到同一根柱子接头，也会有人等我。可是，这６天对我这位陌生的同志该是多么难熬呵……他会想些什么，作什么样的推测，担心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谁能担保我在22日这个严格规定的时间里一定会有空呢？为什么我在同意接头的时候，完全象个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为什么没动动脑筋设想一下，实际情况将会如何，哪些小事会突然发生干扰？

　　的确，我知道电话号码，可是除非有特殊需要，我不能打电话。

　　应当问：“是图书馆吗？”

　　对方答：“图书馆是另一个号码。”

　　“对不起，问讯台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

　　“那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

　　“十分抱歉。”

　　说完这些预先规定好的话以后，过10分钟我才可以打第２次电话。

　　这时我就会得知，暗号已经联系上，并且转给了应该转的人，得知那位先生同意进行联系，准备来帮我忙。

　　现在，我才可以用另一部电话拨第２个号码。

　　如果不能打电话，那么对方就不说“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而说“问讯台弄错了”。这就算完了，再也不要挂电话了。

　　我希望不要用电话。

　　应该好好睡一觉，要充分休息，起床以后头脑要清楚。

　　我的房间在二楼。一条螺旋形楼梯从大门口直通我的房间。不过，从院子穿过镶着玻璃的走廊（当厨房用），再走过饭厅也可以到我的房间。伯父的卧室在我下面。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入睡，以为我早就睡着了。可是我听到，女管家乌尔苏拉大婶还在厨房里做活。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象从来没有须略过男人的温存，因此对所有的男人都抱有同样的怀疑态度。

　　我早就把灯关上了。我躺在床上，竭力想象明天接头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睡着。抛掉一切念头，安安稳稳地睡一夜。第二天一早起床。做早操，踮着脚尖小跑一会儿，兔得吵醒伯父，他一般醒得很晚．主要的是要睡着。

　　我３点多钟才睡，因为半夜收音机广播了法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投降书将于1940年６月22日签署。希特勒现在会把军队调到哪里去呢？英国会怎样？

　　差5分1点。我来到马利安圆柱旁。细雨霏霏，令人生厌。在这种天气里，除非有特殊必要，没有人会出门。我离开伯父时，说想到图书馆去。乘上空荡荡的公共汽车。车子在广场上调头，然后，我在离圆柱不远的地方下了车。

　　整个广场空无一人。差两分１点，我开始穿过广场，时而看两眼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人。１点正，我走过圆柱，左手里拿着一张卷成简状的报纸。我放慢了脚步，朝两边望了望，继续慢步而行，再也没有回头。我的表和收音机对过了，不可能有错。应该来的那个人没有来。我在广场上走了一圈，不时地往圆柱方向张望。

　　日子过得又慢又长，使人感到厌倦，我东翻翻西看看，和人聊聊天，出去走一走，看点儿什么东西。可是所有这一切，包括安内玛丽17日带我去参观的画廊，在我的记忆中都只留下了十分淡薄的印象。

　　不久以前，我还在担心，如果因为有事，我不能如期到圆柱接头，那就会使他因情况不明而苦恼．可是，结果恰恰相反。这说明，我训练得还不够。没料到我会把第一次失败看得那么重。

　　“你有什么心事吗？”安内玛丽十分诚恳地问道。她发现，我心不在焉地听导游人解说。

　　我只记得导游人穿着一双咖啡色的布便鞋。这是一个跟足的年轻人，蓄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在讲现代派画家，而我耳朵里听到的只是一阵“嗡……嗡……咕……咕……”的声音。

　　我强迫自己听进去，听到了一些个别字词，但是这些断断续续的字词固执地不肯联成句子。

　　“我什么心事也没有，亲爱的安内玛丽．我只是想，这里汇集了多少珍品呵。我想，在我没到博物馆来以前，我的精神世界是多么贫乏……我还想，你……”

　　“说下去，说下去，弗朗茨同——志，我非常想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小姐有什么想法……”

　　“我想，她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她不吝惜时间，为启蒙一个－－”

　　“好啦，一切都明白了。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听导游讲解。”

　　导游拖着博物馆特制的布鞋，开始讲述佛来米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在到22日的几千分钟里，用了15分钟来听讲解佛来米派的作品。

　　22日他仍然没来接头。

第八章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

　　“上校，我请您来，想向您提几个问题。请坐。”

　　安东·弗罗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将军身材矮小，他不太喜欢体格高大的人。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会使他想到自己身高只有１６３公分，这还得包括厚厚的鞋底、厚厚的鞋跟和特制的厚鞋垫。将军的前额方方正正，一双安详的眼睛上方长着两条弧形浓眉；他说话不多，但十分坚定、明晰，是那种习惯于和善于指挥的人所特有的语言。他的外表和话语都表明，这是一个聪颖过人、意志坚定的人。

　　盖竭力从声调上判断将军的情绪。老天啊，不管是那种微笑，还是那故作平静的音调，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一个很深的安乐椅里，立刻便陷了进去，于是两人的头正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奥夫钦尼科夫递给上校一包烟，上校虽然不会吸，但也不敢谢绝，只好勉强吸了一口，极力忍住咳嗽，仔细地听将军讲。

　　“我想问问，你们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怎么样了？”

　　将军把重音放在“你们”这两个字上，然后微微一笑。只有充分感到自己比对方优越，而且不打算掩饰这种优越感的人，才会这样笑。

　　“将军同志，我理解您的问题。没什么新情况，可是我们也没有根据…那里一切正常。”

　　“您这是自我安慰，上校。自我安慰。如果德国反谍报机关把一个22岁的学生，而且是半个德国人搞出来，您懂不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您认为那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谁会首先对您说一句谢谢？您知道是谁吗？那就是在慕尼黑和张伯伦签订过协定的那些人．您是不是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

　　盖突然感到自己失掉了一部分信心，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信心不足。盖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几分钟前刚刚走进这间办公室时的那个人……在他的头顶上乌云密布……这乌云将会随着将军说出的每一个字，变得越来越令人可怖，直到雷声大作。他多么希望能改一个时间谈这次话，哪伯等将军稍稍缓和一些，等他自己能够集中思想，作好准备，甩掉那些束缚思想的无形桎……他情愿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理解成具有特殊的含义，然而他却没有加进这种意思。他的报告也会带上自我辩解的色彩。

　　“凡是参加作决定的人，都相信佩斯科夫斯基的坚强信念和赤胆忠心，也相信他会慎重处事。”

　　“可是，决定是我和您作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佩斯科夫斯基总是挂在我的心上。”

　　“将军同志，请允许……这是一个牺牲在富农手里的战士的儿子。司令部认为他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强调他有很强的观察力，头脑机敏，记忆力好。个别谈话时给人的印象良好……我相信佩斯科夫斯基。自然，需要帮助他。”

　　奥夫钦尼科夫霍地站了起来，盖也下意识地跟着站了起来。可是，他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坐下！”，便又陷进安乐椅里，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将军强压着就要爆发的怒火，用平稳的声音说道：“我听您讲，” 他看了看表。

　　“德国人竭尽全力获取关于我国和我们国防力量的情报。”

　　“请不要忘记形势，要时刻记住，存在着第三国的谍报机关策反的可能性…至于佩斯科夫斯基……”

　　这时，上校才明白，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了。佩斯科夫斯基一切如常。他刚走进这间办公室时，心里对年轻侦察员的命运充满了不安，但这是毫无根据的……佩斯科夫斯基安然无恙，这是最主要的，至干其他，都可以忍受。

　　“召回佩斯科夫斯基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召回是再简单不过了。重要的是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

　　奥夫钦尼科夫紧 双眉，用手掌擦了擦脸，似乎是要除祛疲劳；然后，他从高高的塑料杯子里拿出一枝粗大的红铅笔，在手里摆弄着说道：“佩斯科夫斯基应该在那里住习惯，让他们自己提出要他留下长住。是的，要留下长住。让他在慕尼黑就象一个苏联公民那样，象一个到亲戚家做客，希望借在德国的机会进修语文的苏联公民那样住下去。让他熟悉环境，取得信任。在没有得到特别指示以前……停止和他进行任何联系。”

第九章 期待

　　阿申巴赫上校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仔细。他细嚼慢咽，细品烟味，细心攀谈，每逢此时，他总是一声不吭，他用自己又大又结实的牙齿把话全部磨碎了，就象风磨磨陈年粮食一样。眼睛常常泄露他的情绪，这双眼晴有时显得天真无邪，有时目光刺人，有时傲慢无礼。面部表情他控制得要好得多。

　　他有仔细打量交谈人的习惯，从鞋尖到额头，时间长到起码的礼貌所不能允许的程度。他的目的好象是要弄清楚，新来的客人对那审视的目光能忍受多久。在他用眼睛紧盯着看我的鞋时，我不由地想道，鞋是不是擦得不够干净。我已经准备把两只脚藏到椅子底下去了，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阿申巴赫似乎已经觉察到我的想法，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

　　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十分亲切，突出表示对我抱有好感。通常，他好象全身披挂着铠甲。这副铠甲不允许他行动自如。如果别人的思想、想法同他的观点、信念不相吻合。那么这些思想和想法就象箭碰到铠甲一样被顶撞回来。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慌不忙地，就连解释为什么对我抱有好感，也是不不慌忙地。

　　我们一共３个人：上校、乌利里赫·卢克和我。还有一个传令兵兼杂役，或者是杂役兼传令兵。他军容端庄、蓄着细细的黑胡，面带意味深长的笑容。只有十分自尊自贵、但由于情况所迫不得不扮演某种角色的人，才会有这种笑容。杂役把10多公升香滨酒，还有许许多多日本小碟儿（上校不久前到过日本）摆到桌上。碟子里放着切成小块的肉。先用一根长棍儿捡起肉，然后放到滚烫的徽榄油里稍微炸一下再吃。盛橄榄油的火锅摆在桌子中央，上面画满了奇妙的花纹。

　　杂役庄重地打开香槟酒瓶口上的金属丝套子，把瓶子拿到一旁，准备它嘭的一响。可是，瓶子只是轻轻地发出哇哇声，不知为什么它很不情愿地把软木塞推了出来。阿申巴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

　　“我们德国人，和俄国人一样，不习惯讲很长的祝酒词。我也只说几句。坦年鲍姆先生，为您的健康干杯。您给您的新相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感到自己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从前，我曾经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对自己不满意。我认为，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必须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我真羡慕潘捷列耶夫。在需要不露声色的时候，他可以象一尊石像那样使人感到高深莫测。

　　“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伊斯兰教托钵僧，”有一次，我对潘捷列耶夫说。“据说，现在这也是有油水的行当。就靠你能说会道，有漠视一切的本事，你准能飞黄腾达…”

　　“那我一定要收留你给我擦毯子，我那不成材的野孩子啊！”潘捷列耶夫学着我的腔调答道。

　　可是现在，我对泛起的红晕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

　　上校说：“我觉得，您对在自己先辈的故乡所看到的一切并非无动于衷。祝愿您有新的发现。”

　　阿申巴赫慢慢地把一杯酒喝完。用主人的目光环视餐桌，看吃点儿什么菜佐酒才好些。他拿了一小块插在小细棍儿上的火腿面包，然后询问似地看了卢克一眼。

　　卢克用不大的声音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能够相识，弗朗茨。”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对我说的一番话，也谢谢二位帮我能有所见所闻。”

　　“亲爱的弗朗茨，您在我们这里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对，我想还有卢克先生，都很有兴趣了解一下您对德国的印象。这使我们能有机会从侧面，用一种不带偏见的眼光看一看德国。您能不能谈一谈，在德国，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答，先看了乌利里赫一眼。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鼓励我说。

　　“作为客人……对于我所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我相信，您对我们的一切也不会全都喜欢的。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如果谈最主要的……你们工厂、工地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一切都考虑、预计得很周到，这些我都很喜欢。我还喜欢你们街道的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学校也是这样，特别是乡村中学。卢克先生带我去雷根斯堡时，途中参观过一所乡村中学：校舍很好，实验室设备也很好。我是个教师，对这些很感兴趣。还有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巴伐利亚的文化宝库竟如此伟大……而我原来以为，在这个安闲恬静的一隅，人们生活在世就是为了酿造啤酒、喝啤酒，所有其他的事都是顺带做的。总的说，我对德国的了解当然很少。但这并不完全是我的过错。我们彼此疏远得太久了。”

　　“尽管如此，亲爱的坦年鲍姆先生，我们还是更有兴趣听您讲一讲，哪些地方您不喜欢。您读过苏联的大学，您学过政治和经济，您有知识、有信仰，我们非常重视这些。请不要客气，您还是忘掉自己是客人吧。在您的血管里流着雅利安人的血液，我们的欢乐也应该是您的欢乐，我们的不幸也应该是您的不幸。您很清楚，这完全是私下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没有任何责任要承担，不是吗？”

　　“我想，上校先生，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初步印象……有些人过于奢华，而有些人只住木棚，勉强度日。住房也太贵了……”

　　“哦，这您可说得不太对。自从我们新政府执政以来，房租降了许多。给工人盖了很多新住宅。可是，在另一点上，您说得完全正确。我们的社会差别实在太大了。不过，这历来如此，所以也就这么沿袭下来了。有的人更精明、更机灵一些，他们的精力更加充沛，百折不挠，不伯冒险。这种人天生就应该生活得不同于那些难于适应环境的人，不同于那种既懒动手、又懒动脑的人。人和人不同。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对您来说，这一点那么显眼。是的，我知道，我读过不少关于五年计划的书。我知道，近几年来，你们为将来而牺牲今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这样做，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事实就是事实，你们国家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您自然有理由对在象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所发生的现象傲然视之。”

　　我竭力用手势表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上校继续说道：“可是，我所想知道的不是您对这些纯粹日常生活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更重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德意志精神的振兴对您的内心是不是有某些启示，您对元首所达到的团结一致是不是感到欣慰，对战况是不是感到高兴。法国已经完了。法国得到了它应该受到的惩罚。用不着有什么远见卓识便可猜到，现在等待着英国的是什么。您作为一个德国人，注定有幸目睹帝国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伟大事变。如果您愿意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您就会懂得许多道理。请多多思考。”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是一般的好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阿申巴赫是个忙人，我很难相信，他是在和我随便聊天。也许，我“孤单单”地度过的这些日子，并非象我有时感觉的那样毫无意义。

　　……

　　晚宴后，乌利里赫在送我回家时对我说：“弗朗茨，看来你和阿申巴赫上校之间的关系不错，你要珍视这一点。”

　　“谢谢，乌利里赫。我看得出，你对我也十分同情，也抱有好感，我同样十分珍惜这一点。”

　　我和乌利里赫已经慢慢地“你我”相称了。

　　明天我又该到马利安圆柱去了。现在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对自己说，作好今天也没有人来的准备。也许，不来还更好些。这说明，应该来接头的人安然无恙，否则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或者让我知道为什么不来接头。现在不过是时机未到……他们相信我能忍耐。分别前，坎达林采夫曾经说过：“要精神振作，永远记住，许多人都惦记着你……”

　　“许多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在马利安圆柱你谁也没碰到……那绝对没有什么可怕的。情况变了……或者是想让你生活得安定些。没什么可怕的。不过，你白白自己骗自己。如果今天也没有人来，那你就很难忍受了……

　　结果，依旧没有人来。

　　深夜的空气湿透了树叶、青草和雨水的气味，从敞开的窗户涌进来。窗外的老榆树懒洋洋地摇曳着湿滚滚的枝条，在迷股的月色中，地板上、墙壁上、床塌上树影婆娑。

　　从前，在我们捷列扎村的家里，也长着一棵百年苍翠的老榆树。这棵树早已死掉了，和那幢带凉台的两间一套的房屋一样，已经不复存在。父亲牺牲后不久，移民村在离原先那幢房屋２００米远的地方，为我们盖了一所新房。这主要是为了让我永远不再回想起阿加·基什一伙土匪疾驰穿过捷列扎村、里帕把枪对准父亲太阳穴的那一夜。

　　那时候，我在潘捷列耶夫家住了几个星期，斯拉夫卡成了我的兄弟，他们全家尽量为我减轻痛苦。母亲还年轻漂亮，我知道勇猛无比的坎达林采夫正在默默地、羞怯地爱着她。不，不，我没搞错。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懂事早。他爱妈妈，妈妈也猜到了他的心思…她为了我而未再改嫁，不愿把自己的心再分给别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坎达林采夫千方百计地、哪怕在某些方面竭力代替我的父亲。他不是我父亲的挚友，只是他的同志，是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奉献给革命，但却不要任何回报的革命者。

　　坎达林采夫给我做的那张弓。在我的床头上挂了很久。弓下面挂着用榆树皮做的箭壶，里面插着６根带金属头的箭。我觉得手边有一件武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谁来袭击我们家，我可以用它来自卫。

　　从前，爸爸经常带我去参加射击。他的枪法好极了，我为他感到自豪。别人使的都是毛瑟枪、勃朗宁，而我父亲从国内战争时起，就是那枝那干式手枪。他射击时沉着而自信，枪法比别人都好。他十分珍爱自己的枪，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我真不懂，他怎么会没打中第一个爬进窗户的匪徒。也许，他知道，如果打死他们一个人。匪徒们就会对我们全家下毒手。他抵挡着，为了赢得时间，好让妈妈和我离开屋子。他以为我们可以从后门，穿过花园走掉，彼得会掩护我们……不过，看来他还不太了解妈妈。

　　现在在捷列扎村应该是几点钟了？也是夜深人静时……妈妈睡了吗？我的亲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见面？签证期限只剩下两个月了。以后怎么办？回家吗？如果回家，那也决非是荣归故里。好象是休了一趟假：“参观了名胜古迹、文化遗迹，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

　　再也没什么了……在报告里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假如潘捷列耶夫猜到，我这一趟旅行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会羡慕我了。他如果现在处在我的地位上，一定会用自己清醒而又重实务的脑袋，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千百种解释，千百种使自己满意的解释。

　　斯塔尼斯拉夫和维罗尼卡他们那里怎么样？他离校了吗？如果已经离校，到什么地方去了？维罗尼卡呢？“你不知道，没有你我是多么痛苦。亲爱的，我是怎样地等待着你啊！”

　　那时，我以为会分别很久。我对把任务交给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这项任务。

　　维罗尼卡象想念一位英雄那样想念着我……当然，如果想的话……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英俊少年斯塔尼斯拉夫呢！他当然不会对她隐瞒自己的感情。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她的确说过“我等着你……”

　　可是，离别时都是这样讲呀！我还不了解维罗尼卡，她对我也并不十分了解。假如她知道我日夜都干些什么，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

　　可是，我十分想念维罗尼卡。而且想得越来越厉害。就在这样的深夜里，当窗外的那棵老榆树静悠悠地摇晃着，用枝条驱赶着睡意的时候，思念尤深。报务学校的女教师教女孩子们如何建立远距离通讯联系……一部机子在这里，另一部在那里，人们远隔千里，却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无线电，无线电……我如果能有一部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报机，该有多好啊……这些无线电波充满整个世界，它们无所不在。比如这里，在床和书架之间，天花板下面的空间，在窗户里，只是要捉住它们才行。

　　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人，甚至可以传给在隔壁房间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内也存在着某种微型发报机和微型收报机。这是不是说，在我们人体内深藏着某种尚未发育的能力——调谐并接受别人发出的波的能力？

　　无线电教师斯特伦佐娃同志，我多么想学会接受你的波啊。没有你们的消息，我愁闷极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身体健康，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常常去游泳池，游到跳伞塔，习惯地蹬上去，勇敢地往下跳。听说，你们要学跳伞。请千万要小心、谨慎、仔细。请相信，我多么愿意能和你们呆上一天，哪怕一小时；多么愿意和老朋友见见面啊。分别以后才慢慢懂得，斯塔尼斯拉夫、科泰和沙根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他们离得很远吗？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幻觉？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波压住了我的思想和回忆，驱散了朦胧的睡意，把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传到我的房间。作家托马斯·曼的讲话自远方传来。我侧耳倾听，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德国人民将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收音机里说，“但是，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我把声音调得低些，“他最终将会懂得，在这世界上他不能占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世界已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己晚。不要自寻灭亡！打倒欧洲的刽子手国社党徒！我知道，如果我大声疾呼：‘和平！和平与自由！’，那么，我也同样表达了德国人民最深切、最热烈的愿望。德国人民，拯救自己吧！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不要再俯首贴耳了，不要再效忠于暴君了，他只关心自己，并不考虑你们。当今世界绝不会同意、也不会容忍使人类感到恐惧的‘新秩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继续顺从并且信任暴君，从而把你们带来的灾难再增加十倍，但是，这场灾难最终也将是你们自己的灾难。”

　　我一面听着伟大作家的讲话，一面问自己，这席话能使很多人动心吗？能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反响吗？

　　报纸报道柏林的共产党组织被破获以及它的领导成员就捕的消息。抵抗运动力量分散了。全国上下在胜利的进行曲中如醉如痴。诚实的德国人却被投入监牢。

　　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时地闯进窗门：“上帝，惩罚英国！”这句古老的德国格言，现在听起来却象一个国民口号。

　　我必须得学会等待。

　　我懂得，英雄本色不是在一切顺利、而是在逆风千里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侦察员也是如此。也许，有人想更好地了解我？也想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老天啊！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推断。人家干吗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呢？“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神气起来！”这些我自己劝慰自己的话，早已失去作用。的确，我也有过另一种想法；会不会是在保护我，以备日后更需要时再用。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呀？可是，这个想法我也觉得不够真实。首先，我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不会那么珍视我；其次，假如真的在保护我，那也会想方设法采取一些措施，哪怕传上两句话，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往我脑袋里钻。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花大姐，被两个坐在后排常得两分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弄着：我跑到课桌边上，碰到一根尺子，转回来，还是碰上尺子，可是飞又飞不起来。

　　乌利里赫·卢克有一副号手模样的宽脸庞。好象他在很久以前吹号时，为了拔高音而使足全身力气，可是却忽然呆住了……从此便成了这副模样。如果从后侧方看他，那你绝不会看到颧骨挡住的面颊。他红光满面，这正是每个巴伐利亚人感到骄傲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健康和美貌的标志。

　　他对我渐渐地不那么警觉了。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始终感到这一点。乌利里赫常常同我和安内玛丽在一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对她十分依恋。我们３人一起去看卡尔辛坎剧团演出的半裸体哑剧。安内玛丽说，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她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就。过了几天，卢克邀请我去参观画展。他很随便地说，这些画是××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地拿来做短期展出的。大厅里有３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是工作人员，他们的目光冷漠、呆板，不论谁走近作品，用手摸它，或者索性把它拿走，他们好象都无所谓……

　　这里有几幅戈雅①的油画，画的是老工匠；还有提香②为几个加冕帝王画的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闷闷不乐的；还有布莱盖尔③的一幅画，好象是从维也纳画廊拿来的，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根本没听说过这幅画，这使安内玛丽大为吃惊。卢克竭力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提供“思考的材料”。

　　【 ①戈雅（1746—1828年），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 ②提香（1490—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

　　【 ③布莱盖尔，荷兰画家。——译者】

　　“弗朗茨，你看，走近点儿。你看这些人，这些机械装置，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现在的起重机？你看，这座塔高耸入云，它是多么高大、壮观。人们在尽心尽意地工作：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好象蚂蚁一般，天生就知道要干活，而且努力完成它，虽然他们知道绝不会因此而受到表扬，也不会为他们受勋……上面命令这些人造塔，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把塔造好。可是你看……这副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相信，这座塔注定是要倒塌的。每个人都在干活，各干各的。可是塔却逐渐倾斜起来。你往这儿看，懂了吗？”

　　参观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们把乌利里赫当成了讲解员。

　　为了避免误会，他往后退了一步，继续小声讲道：“你看见没有，塔从这儿开始倾斜起来。这座塔还要造许久，人们还要流许多汗，但却是为了这座塔迟早要倒掉。它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一些语言不通、又互不理解的人们在造塔。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再看一会儿。”

　　“我们是往下看。还是等他？”安内玛丽没有听乌利里赫讲。对她来说，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她在看旁边的几幅画，同时仔细端详一位干瘦的太太。这位太太穿着一件墨西哥式斗篷，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小金属片。安内玛丽掀了掀鼻子，表示对这种服饰颇不以为然，便不紧不慢地跟在哥哥后面走开了。

　　我想独处一会儿，想想卢克刚刚说过的话。

　　他们深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目标，不同民族的目标是不会相互吻合的，不管他们怎样合作都注定要失败．他们无泳互相理解……从无数历史事实和当代生活的事实中，他们只挑选出符合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那些事实，其余的则不愿承认。他们了解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吗？了解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力吗？

　　安内玛丽把我叫了过去，她不能把自己的看法长时间地闷在心里不说，不能不吸引着某个人的注意，否则就无法生活…她站在《维纳斯和海豚》这幅画的画稿旁边问我：“你知道阿芙洛迪特①是怎么出生的吗？”然后，她便十分详细地给我讲了这个神话故事。

　　【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

　　我在慕尼黑最初买的几样东西中有一样是电唱机。伯父给了我３００马克“先用着”。

　　我不能说我是真心实意地拿了这笔钱，可是，后来我想：如果一切正常，我是会过日子的。我生活十分俭朴。买电唱机是安内玛丽给我出的主意。

　　“你不了解我们的现代音乐。70马克，钱并不算多。要是我，那就毫不犹豫地买一架。”

　　她帮我挑选唱片。起初，家里的习惯还没忘，我总是想给留声机上弦。可是电唱机不用我帮忙，而且还有一个灵巧的装置，唱片一唱完，唱针便跳一下，唱机就会自动停转。

　　安内玛丽送给我一件礼物。

　　“这是一首苏格兰的叙事曲。路易丝·休特勒唱的。她是我们这里刚刚升起的一个歌星。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安内玛丽从编织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唱片，走到电唱机跟前。

　　体特勒的声音低沉悦耳；胸部共鸣很强，有些象奥布霍娃的声音。她唱的是叙事曲《黑色的长斗篷》：

　　10天以前，寒风凛冽，夜如泼墨。

　　有人被害，众人皆云，凶手是我。

　　法官审问：“漆黑之夜，你在哪里？

　　说出来吧，可免一死。”

　　我默默不语：

　　那天夜里，我和情人，相偎相依；

　　我那情人，好友之妻。

　　情人走来，沿着山岗；黑色斗篷，披在身上。

　　她来看我，如何归天。

　　有谁看见？

　　有谁听见？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绞架高高，长眠在即．

　　情人默立，人群之中；不动声色，呆然顾我；

　　在她眼里，并无半滴，怜惜之泪；

　　除我一人。谁人知晓！

　　“喜欢这首歌吗？”安内玛丽问。

　　“也许喜欢吧。”

　　“你对那个穿黑色长斗篷的女人有什么想法？”

　　“她要是不这样做…就没有这首叙事曲了，也就平淡无奇了。”

　　“对，他实在太爱她了。当非常爱的时候，可以饶恕一切。”

　　我又放了一遍唱片。

　　当唱片唱完后，安内玛丽顽皮地挑逗式地膘了我一眼：“教师先生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请讲，我非常想知道。”

　　“我想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很喜欢您…非常喜欢。”

　　“请您再说一遍，这是多么好啊！”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不要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似的，好象你听到这些话说得十分突然…”

　　“我秘密告诉你，女人是非常高兴听到这种话的。”

　　安内玛丽走到我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从下往上看了一遍，突然把耳朵紧紧贴在我的胸前。

　　我还从来满有这么空闲过。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用这些时间做什么。

　　读书，读不下去。去看前线新闻简报，我觉得所有的影片都千篇一律。

　　我还常常去英国公园。在林荫路上，总是有一群棋迷。其中有一个优秀的选手。他有２５－２６岁，双目失明。他下棋是赌钱的。他十分慷慨地让棋子，对有些人让马，对有些人让堡垒。在他的桌旁总是围着一大群人。我已经知道。他原先是一位化学家，在做试验时发生爆炸，从此丧失了视力。对他来说，下棋可以稍微补助退职金的不足。大家都愿意和他对孪。

　　……

　　这一天他赢了七、八盘，可是后来，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身穿花格上装，带着一副度数很深的镜子。也许，就是因为高度近视军队才免征他入伍。他耐心地等到轮上自己，便坐到小桌旁。他赢了两盘，摘下别在暗兜上的别针，拿出钱夹，把4马克放了进去。

　　“我很想……和您再下几盘，”输家说，“可是，我不能再这样让子儿了。您同意不同意把马拿去？”

　　“不。不，这个条件对我不合适。如果您这么想下，我还可以再奉陪一盘，不过只能按原来的条件。”

　　“可是，您已经赢了两盘让子的了，”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插嘴说，“您下得不比他差。”

　　身穿花格上装的人，轻蔑地撇了撇薄薄的嘴唇：“我愿意把位子让给您。”

　　过了几天，我在剧院里碰到了这位赢家。

　　安内玛丽从老远就指给我看：“这是奥托·霍茨英格尔，我的中学同学。从前，他对我有过意思，现在是记者。他旁边的那个人是个十分有趣的人，叫弗里德里希·奥默尔，我国有名的运动员，奥林匹克冠军，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儿子。”

　　奥默尔是一个手脚很长的年轻人，在浓密的双眉下，有一对快活的眼睛。他不时地碰到熟人，亲切地向他们躬身致意。他那长长的身材显得镇定、自信、志得意满。

　　……

　　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出叫做《凤凰》的芭蕾舞剧。天幕上“1920”几个字闪闪发光。一队倦怠、淡漠的人迈着十分不自然的均匀步子，鱼贯地走过路堤。音乐很轻，显得绝望、阴沉。在幕前，也就是路堤下面，是一个幽灵的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鬼魂飘忽不定。只有当他们从远处看到自己的某个亲人时，才活跃起来。灯火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梦幻般地回忆着往昔，可是他们的回忆就象灯光一样，又熄灭了。

　　音乐渐强，充满了越发令人不安的调子。有个人失足跌倒，沿着路堤往下滑，要滑到幽灵王国里去。他扭动着，竭尽全力支撑住，大声呼救，可是谁也不理睬他，各人想各人的事。只有一个人扔给那个下滑的人一条绳子。开始，下滑的人抓住了绳子，可是后来他明白了那个人想要把他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去，于是便松开了手。

　　接着，响起了勃蓬有力、进行曲节奏的音乐。路堤上出现了一群强有力的、精神振作的人。他们前胸宽阔，步伐齐楚。天幕上亮起了“1933”几个字。先辈的幽魂受到了鼓舞，他们跳起舞，歌颂人世间发生的变化。后来，世上的人也跳起舞。画面一幅接着一幅展现开来，华美得叫人感到甜腻。演员们十分得意，认为剧场里响起阵阵掌声是理所当然的。安内玛丽说，一般说来，这出舞剧她还是喜欢的，但她更喜欢古典舞剧。

　　在休息室里，我们几乎同霍茨英格尔和奥默尔面碰面，可是导演把他俩拉走了。

　　我听到奥默尔说：“妙极了，真是妙极了！我想，观众对这出戏不能无动于衷…”

　　第二天傍晚，安内玛丽带着俄语教科书和她的翻译作业来了。

　　她在镜子前站得比平时久些，双眼不住地注视着我。我感觉到了她的目光。

　　她脱下外衣，十分随便地扔在椅子靠背上。连衣裙紧紧地包着她那苗条的身段。她站到我的对面，用双肘支撑着趴在桌子上，翻译一段课文。

　　我看见，她那双乳的线条显得格外分明。

　　她发觉了我的目光，便嫣然一笑，继续翻译，可是不象平时那样心中有底。

　　我夸她进步很大，便把目光移开了。她说：“教师先生，听到您的夸奖，我十分高兴。在学校里，老师很少……”

　　“看不出芳年才气的教员是可鄙的。”

　　“如果您这识才之才不被人发现，那也影不公平的。”

　　“请您把刚才讲过的这句话，尽量准确地译成俄语。”

　　“可是，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如果您这么愿意……我只能把它用俄语简要地概括成：‘我很爱我的教师’。”

　　她走到我的面前，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跷起脚尖，好象想试试看。是不是够得着我的嘴唇。她吻了我，紧紧地贴在我的身上，屏息不动。

　　“亲爱的，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你说，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她极力用平稳镇静的语调说话，可是她做不到。

　　“我想，你是这样一位少女……为了你，男人们会神魂颠倒的。现在我好象也要神魂颠倒了。”

　　“那你就神魂颠倒吧…不要怕……”

　　我是不是过于迷恋她了，所以对她的信任我不想、也不能以恶相报？可是我能不能做得比现在差一些呢？怎样做才好？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当我远走高飞，而她只落得孤身一人的时候，她会怎么样？我对她说些什么，用什么样的眼神瞧她？这一时刻是注定要到来的，不可能不到来。她不知道，而我是十分清楚的。是不是正因为我知道，我才不想、也无权欺骗她，

　　她头脑十分清楚、冷静。她对我会有些什么想法呢？

　　伯父房间里的钟已经敲了11下。随着这最后一下，我的全部疑虑和担忧忽然一扫而光，对安内玛丽的怜悯也无影无踪了。

　　我说了一句陈腐的套话：“你的头发散发着晨露的香气。”便吻了她。

　　她回了一个吻，可是好象出于礼貌、怜惜。这种吻忽然使我感到快活起来。

　　“你不了解自己，你不了解自己！上帝啊，你怎么能保住了童贞？怎么，捷列扎村的姑娘们就没注意过你？俄罗斯姑娘也没注意过你？上帝呀，她们是多么蠢呀！谢谢她们！现在我更加赞赏元首同俄国结盟的英明。我是由于结盟而受惠最多的人，你知道吗？我爱你，只要我活着就爱你。你呢？你呢？”

　　我吻着她，心中想：“这是她自己要来的吗？”

第十章 送给阿格利毕娜的头巾

　　伯父匆忙地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小坎肩，便上楼来到我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莱茵葡萄酒，他大概已经喝过几杯了。

　　他的双颊泛着红晕，眼里流露着快活的神色，言语之间充满了得意的调子：“你会看到，战争肯定要在你的签证期满前结束。瞧，《全军通报》是怎么写的，”伯父把报纸递给我。他按照老习惯，继续订阅这份报纸。

　　在第一版的右上角写着：“空军——对英展开‘大规模闪电战’。”旁边是用大号字排的一则报道：空军开始大规模轰炸英伦三岛，重创港口、造船厂和钢铁厂。

　　“好消息，弗朗茨，好消息呀，”伯父斟了两杯酒。“英国人罪有应得，自会求和。让我们干一杯……为我们的胜利，为即将到来的和平干怀。好消息从各地传来。”伯父慢悠悠地泯着酒，用手指着报纸说：“你读一下。”

　　伯父不愿和我分开。他害怕孤独。对任何一个表明和平就要到来的消息，都感到万分高兴。

　　《最后一点钟》专栏里报道，“组织专门部队清点战利品”，“安东内斯库购买我军在波兰缴获的武器”，“又有两列车粮食自东部各省运抵柏林”。

　　“假如我们还要打很久，我们就不会把缴获的武器卖给罗马尼亚人，你懂吗？这些武器我们自己还要用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来，我们给你爸爸写封信，告诉他，我们要求延长签证期限。”

　　报纸、广播、电影——戈培尔的全部机构都颇具匠心地巧妙地向德国人灌输一个思想：用新的限光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国家吧！你看，元首给了你何等的力量。“德国军队的脚步声震撼着古老的欧洲”。

　　从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使市民们一个个都神气活现。再努一把力，德国便可以得到根据强者的权利应该属于它的一切。市民们有些昏昏然了。其实，难道只是市民们这样吗？世界上需要找到什么力量，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变，需要熬过多少年头，这乌烟瘴气才能消散？德国人本身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欧洲呢？全世界呢？在我的窗下有个小男孩正在自己和自己玩足球，我十分可怜他。他们想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遗憾，你没在４年前到德国来，”乌利里赫说，“那样你就会对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清楚多了。那时，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使我们体会到我们究竟能干些什么。今天在‘柯利杰’影院上演纪录片《柏林运动盛会》。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定票。”

　　……

　　在台子上放着一副寒光闪闪的大杠铃，牌子上写着“１５５”。解说员洋洋得意地说：“杠铃的重量是不可思议的——１５５公斤。这要比1932年在洛杉矾运动会上创造的奥林匹克纪录多２公斤半。整个大厅都屏住了呼吸。只剩下一次试举了，最后一次试举了……约瑟夫·迈尔决心争得重量级举重金牌。”

　　大力士得意洋洋地迈着方步走上台子。俯身抓杠铃。这时，解说员险些撕破喉咙：“这，就是德国的力量！这，就是德国的荣光！这一瞬，作为体现伟大的雅利安精神的一瞬，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这个迈尔真是个好小伙子！３项比赛中一共举起了４１０公斤，真是不可思议！你瞧现在这位老相识在哪儿，” 乌利里赫说。

　　银幕上出现的镜头是不久前在波兰会战中拍摄的。摩托化连同波兰的前沿部队在争夺一个有风磨机的小高地。奥林匹克冠军所乘的装甲运输车，切断了正在撤退的炮兵连的去路。从德国装甲车上霍地跳下几个射手，他们用自动步枪猛烈扫射，捉拿敌人。冠军的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

　　运动会的镜头和战地新闻的镜头不时地穿插着。

　　由奥林匹克拳击冠军指挥的“容克”式飞机腾空而起，直飞英伦三岛。机翼下面是一个巨大的铁路枢纽。列车纵横。炸弹准确地投向目标。“这是对太阳神经丛的决胜一击，”解说员说。一艘有奥林匹克射击冠军服役的潜艇出猎。“他站在鱼雷器旁，眼准、心静、手稳。请看，敌人的这艘运输艇将会遭到什么厄运。”

　　又是运动会场面。

　　帝国运动场上的全体观众为赛跑获奖者祝贺。他们直挺挺地站在“勇士台”

　　上，等待着庄严的时刻。影片用一个近景镜头映出这些获奖者……咦，一个多么熟悉的面孔……奥默尔。他幸福地微笑着，眼睛紧盯着主席台上的一点。那里，在细丝线后面坐着一个人，他的一绺头发落在前额上，他用一只手的手指轻轻地碰着另一只手的手掌。

　　德国的冠军走过全场，他们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流露出忠诚于元首的神情。

　　“你知道我们得了多少块金牌吗？”乌利里赫问道。他没等我回答。便说：“34块；比美国多12块。而在这以前，美国佬在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总是称王称霸。他们以前还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惨败。”

　　“这个奥默尔，”我问，就是我们在看芭蕾舞剧时碰到的那个人？”

　　“是的，”卢克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答道。“现在他也在战斗岗位上。新的时代，要唱新的调子。‘今天，德国属于我们；而明天，属于我们的将是全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

　　梦中，我多少次清晰地看见过这个场面，我是多么盼望它出现，并且时刻作好准备。可是，当这个场面真的出现时，正象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波多利亚克老师常常喜欢说的那样，我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狂喜。

　　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７点半，门吱扭一声开了。邮差来了。伯父正在花园里干活，他和邮差打了个招呼。门又吱扭一声关上了。

　　不多时，我便听到伯父吃力地上楼找我。他急不可待地敲门：“起来，弗朗茨，起来，你快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样的阳光，我们收到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啊……家里来的信，快起来……信走了14天，迄今这是最高纪录。”

　　伯父从书架上拿了一把剪刀，整整齐齐地剪开信封，高兴地叫了起来：“啊，写得好长呀！快起来，你快读！”

　　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

　　马克斯·坦年鲍姆谈了农庄的情况，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最后，马克斯对哥哥讲了一些住在季杜别、第比利斯附近和伏尔加沿岸一带的远亲们的生活情况，问候恩斯特的身体，问我是不是使他烦气了。

　　最末尾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句话：“阿格利毕娜大婶紧紧地拥抱你，要我向你转达最良好的祝愿。如果你能给她买一条不太贵的头巾，那是再好不过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可是，现在我连呼吸都感到大不一样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走起来，步子也有些不同往常。我双肩舒展，走在这大地上，我好象比昨天更加充满信心。

　　这是在和我联系。我应该汇报自己的情况，结识了哪些人以及同恩斯特·坦年鲍姆相处得如何。

　　当天，我和伯父便着手写回信。终于有事干了，我真的想给亲爱的、但却不太熟识的阿格利毕娜大婶买一条好头巾。

　　那天晚上，退休少校穿上自己最心爱的、用浅灰色粗花呢缝制的上装，仔细地打好领带，邀请安内玛丽、乌利里赫和侄儿到“雄狮酒家”吃晚饭。

　　他们上了三楼，走进一间十分宽敞的大厅。里面人声嘈杂、烟雾腾腾，横七竖八地放满了被弄坏的桌子和高靠背椅子。

　　侍者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他肥胖，但动作敏捷，穿着一条皮短裤。他在门口迎接了我们，殷勤地微笑着，摆了摆手：“请稍候片刻。”然后就不见了。

　　他回来后，十分抱歉地说：“只好稍候一会儿了。”

　　他看出弗朗茨是新客，便用眼神示意墙上挂的那块金属牌子，说道：“今天是我们饭店的节日。10年前，元首曾经在这间大厅里发表过演说，所以今天客人特别多。”

　　最后，终于请我们就座。在我们的邻桌坐着几个吵吵嚷嚷的人，他们在尽情享乐。坐上座的是位上了几岁年纪、衣冠不整的先生，他敞着怀，领带歪到一边。

　　“这是奥默尔，鲁尔煤矿辛迪加的老板，”伯父说。“他每年到这家饭店来一次。以前，在希特勒还没掌权时，他就每卖掉一吨煤，提成五芬尼①给希特勒作基金……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

　　[①德国辅币，100芬尼为1马克。——译者]

　　“是奥林匹克冠军的亲戚？”

　　“他的亲舅舅。”

　　肥胖的侍者在桌上摆了4只纸杯和4个大啤酒缸，一些干酪、香肠和咸面包皮。

　　少校谈起捷列扎村的来信，可是乐队奏起了乐曲，号手全力吹号，鼓手使劲打鼓。男人们无可奈何，只好吸烟。安内玛丽把手放让弗朗茨的手上，一点儿也不怕难为情。伯父却不好意思地把眼睛转向别处。他陷入了沉思。

　　“我很喜欢弗朗茨，”他心里想。“他是一个十分踏实的人，脚踏实地。很象我的弟弟。弟弟那里怎么样？多少年没见面了？28年了……半辈子。他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他难道不怀念故土？不怀念家乡的风土人情？……那里讲的还是那种古老的德语。听弗朗茨讲话，就好象是上一个世纪来的客人。这没什么，语言是可以学会的，这不是主要的。弗朗茨心灵手巧，修了旧桌子，还做了个书架子。他在这方面大概也很象父亲，他父亲在家里总是找活儿干。和弗朗茨不论谈话，还是争论都非常有趣。如果他能和安内玛丽结婚，留下和我一起长住，那就太好了。”

　　马利里赫·卢克想：“我多么想到弗朗茨生活过的地方去啊！我的集体农庄庄员同乡？多么有趣呀！今天吃饭我请客。”

　　“伙计，上啤酒！”

　　安内玛丽心里想：“我和他在一起感到很幸福、很幸福。不过这能长久吗？为了我……他能为了我留下来吗？”

　　弗朗茨·坦年鲍姆心中想：“一切都很正常……看来，我买了一条非常合适的头巾。安内玛丽的手多么暖和。多么柔嫩啊。安内玛丽究竟是个什么人？”

第二部 第一章 开战前夕

　　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在苏联某边境机场，一架德国轰炸机被迫着陆。军区司令部同莫斯科进行了联系，得到命令：要给予机组以应有的关照。“容克”式飞机的机长声称，领航设备出了故障。

　　在机场上举行了晚宴。

　　德国飞行员一个个都十分快活、无忧无虑：不管怎样，麻烦事总算对付过去了。俄国人原来十分殷勤好客，桌上摆满了远近驰名的伏特加、白兰地、高加索葡萄酒、鱼子……宾主频频举杯。德国领航员设法盯住坐在对面的苏联指挥员（他的领章上有一道杠）的目光，递了个眼色，好象说有事要谈谈。指挥员便对在座的唯一女客做了个暗示。她是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图书馆管理员，懂德语。

　　“你到哪儿去，瓦尔特？”“容克” 机的机长问道。

　　“透透气。”

　　领航员避着风，想点着烟斗。

　　“客人有话要说吗？”

　　“请仔细听着，用心记住，我是一个汉堡铁匠的儿子。一个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请转告司令部：在你们边境上集结了大量德国部队。正从西线调动空军，还有很多燃料和地勤人员。这次被迫着陆是我故意搞的。”

　　在总参谋部侦察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关于战争迫近的情报，这不是第一份。

　　已经获悉希特勒同南斯拉夫王子巴维尔谈话的内容。元首向客人通报，６月底将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

　　从列宁格勒收到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可以推断，德同领事馆正在准备撤馆。现在，正是温暖的白夜，可是领事馆的烟囱却浓烟不绝——正在销毁文件。还有关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开始秘密准备撤馆的情报。

　　在第三帝国，暂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经过挑选的几个人才知道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十二世纪在位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沙一世皇帝的名字命令的。据传说，巴巴罗沙在基弗霍策山的一个深胜的洞里睡觉。他睡得很轻，正在等待着德国精锐蓄成的一天。到那时，他会大梦初醒，基里霍策山也会自动裂开，然后皇帝走出山洞，率领自己忠诚的士兵，重振国威。

　　“巴巴罗沙”计划所设想的是一场对苏速战速决的战争，预计入冬前结束。国家保卫局、外交部的侦察组织、保安机构、国家秘密警察都动员起自己全部力量准备这场战争。他们的同的是，要充分了解苏联进行抵抗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换句话说，德国军队需要几周才能控制苏联西部的主要工业中心，需要几个月才能拿下莫斯科、列宁格勒，打到乌拉尔。

　　专门成立了一个俄国问题参谋部，负责调集各个搞经济谍报工作的机构的力量。国家保卫局把新组织的搞侦察和破坏恐怖活动的机构网撒开来。为在苏联境内行动，训练了一支反间谍部队，归总参谋部指挥。这支队伍的官兵身穿苏军军装，配带俄国步枪，军官不带巴拉贝伦手枪，而带那干式手枪。除了这些用来伪装的装备之外，他们还配备有机动摩托化分队。

　　破坏者和间谍不断被空投到苏联领土上。他们的目的是弄清苏军在边境各军区的驻防情况，破坏铁路线和通讯设施。

　　从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曾经把争夺东方的生存空间、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称作是德国对外政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项任务。1940年底，元首确信，完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在苏德协定①缔结后不久所说的“我们只有在西线腾出手之后，才能够反对俄国”这番话需要修改。元首认为，俄国没有准备打仗，不论是军事侦察机关、还是经济侦察机关的情报都使他听起来十分悦耳。他在小范围内说：“如果有一天直捣俄国军队，那将一触即溃，不可收拾。”

　　【 ①疑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译者】

　　希特勒总是记着佛陀的一句格言：合者必垮。元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民族，而且它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目标，并且准备为达到这一目标作出任何牺牲，那么，这个国家远比有各种语言、“由许多部分合起来”的国家优越得多。他坚信，在苏联，联盟是用武力强加给少数民族的，一旦有外来打击，这个联盟便会倾刻瓦解。这样看来，俄国的某些人力资源实际上是德国的资源，这就是说，红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很可能在战争一开始便化为乌有。

　　占星家给元首预示了幸运的星相。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得知这次侦察行动的全部细节，这是二十世纪最令人惊叹的侦察行动之一。我们将会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帮助红军总参谋部获得那份高度机密的“巴巴罗沙”计划。在德国，只有极少数最忠诚于元首、元首最亲近的将领才知道这个计划。我们将世世代代铭记这位英雄的名字，就象我们满怀爱戴之情永志不忘里哈德·佐尔格的名字一样，他的发报机曾经多次不安地报回：６月２２日，６月２２日！

　　这一天越来越临近了，它沉重地、费力地来到了。

　　钟表上的小红旗冉冉升起，在它未落下之前，必须识破对方的意图，必须找到自己唯一可能、唯一正确的办法。

　　希特勒会不会撕毁条约，决心对拥有几亿人口和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用兵？德国有没有能力在两线进行持久战（十分清楚，战争一旦爆发，必定是持久战）？从外交途径获得的关了德国在苏联边境集结部队的情报，应该不应该看作是一种挑拨两国关系的企图？

　　拂晓前的时刻宁静而又安详。在为克里姆林宫准备报告的办公室里，可以清晰地听到斯巴斯基塔楼①自鸣钟的嘀嗒。当自鸣钟敲第五下时，关于“巴巴罗沙”计划的报告刚好写完最后一句话：“关于今春对苏不免一战的谣传和文件应看作是一种蒙蔽舆论的宣传。”

　　【 ①在克里姆林宫内。——译者】

　　时间啊，请你饶恕那些在这份报告上签字的人们吧！

第二章 谈话

　　阿申巴赫上校从来不毫无目的地做事情。他的头脑、他的眼睛总是在想、在看：他从不简单地看待任何事物。他发现着、寻找着、物色着那些或者于今天有用，或者于明天、乃至于多年之后有用的东西。这是多年练就的本领，一种能把各种事实、情况和事件（不管它们乍看起来多么没有价值）都拿来为他所用的本领。

　　阿申巴赫同弗朗茨·坦年鲍姆相识日深，他心中问自己：这种结交有什么用处，可以带来什么好处。能有什么结果？

　　一个苏联乡村中学的普通教师，但这是昨天的事。今天，他是德国的客人，毫无疑问，在他的心里，先辈的声音越发响亮了。可是明天呢？明天他会成为怎样一个人？一切取决于事态将会如何发展。阿申巴赫周围的人应该准备事态发生任何可能的变化，甚至发生最出人意料的变化。那时，苏联高等学校毕业生弗朗茨·坦年鲍姆所了解的苏联情况，就会具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侦察机关来说，俄国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国家。阿申巴赫还记得谍报处第一科的领导不久前给卡纳里斯写的报告：

　　“由于这个国家办理入出境手续非常繁杂，使它严重地与世隔绝，这是关于俄国的情报十分有限的原因。

　　“在莫斯科大街上（更不用说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以及其他城市）极少见到外国人。他们十分惹人注目，其行踪亦被控制。侨居国外的俄国人通常是移民，他们同祖国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对它仍持旧时的看法。至于出国的苏联公民，这是经过特别审查的、可靠的人，同他们打交道是毫无意义的。金钱对俄国人不具有吸引力。所有的专家都认为，俄国的反谍报工作是十分出色的，而且具有庞杂的系统。普通居民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经过特别审查的、可靠的人……”

　　可是，也许……

　　也许，可能有例外？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是由谁来干、怎么干。

　　“我的朋友，我早就想和您谈谈。我十分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同样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俩都想谈谈。请坐，坦年鲍姆先生，请随便些，不要拘束。

　　“谢谢，阿申巴赫先生。”

　　“我总觉得，您的祖上都是些十分干练的人，血统很好。我想：他们一代代不断地学习、进步、深造，难道就为了让一个年轻人，他们的骨肉至亲仅仅在一个小小的乡村中学里当一名教师？忠于职守、认真仔细、热心工作……一个捷列扎村中学的德语教员还需要什么呢？捷列扎村的地方固然不错，可是天啊，有几个人知道它呀！您是不是想过，如果不是幸运，如果不是收到伯父的信，您就不会看到世界，就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些国度，那里的人特别器重真正的阿利安人的品德，这就是具有精神力量，百折不挠和富于进取心。”

　　“我想对上校先生说，今天同出国时相比，我感到自己前后判若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确切，我对某些价值观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祝贺您！我原有几个秘密想留待今天会面谈，请允许我现在向您揭开第一个秘密。您知道是谁帮恩斯特·坦年鲍姆把侄儿从俄国请来的吗？”

　　“非常感激您，上校先生。”

　　“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让您感谢我。我同坦年鲍姆一家是世交，同亲爱的恩斯情也是多年知己。我深知年轻的坦年鲍姆一定会为新德国竭忠尽诚的。我想告诉您——对此我拥有最高全权—一让我们一起为造福于我们美好的国家而工作吧！我有几个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一定会使您感兴趣的。”

　　“那我的亲人们将会怎样？”

　　“绝对没有关系。您要回家的，可是我们知道。在俄国我们又有了一个朋友，当……有一个很好的谚语：患难识知己。一旦这种时刻到来，我们也会识知己的……”

　　“可是，假如上校先生说的那种时刻来到了，一个从德国回到苏联的人，我想恐伯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我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只能造成损失。”

　　“是的，我的朋友，您很有远见。这很值得赞赏。不过，回国，这只是几种可能的方式中的一种。还有别的方式，也同样令人感兴趣。自然，这是为了一旦……”

　　“我非常珍视上校先生对我说的这些话。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能做点什么，使我们两国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那就要建立联系…”

　　“有些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愿望。有些事我们无法控制，它们表达一种绝对的、独立存在的思想。检验一个民族是不是具有生命力的时刻已经来到。现在，每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你为谁服务？为了什么？”

　　“对不起，阿申巴赫先生，可是，我没有做谈这些的思想准备。有好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

　　阿申巴赫突然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他向后倒退了一步，好象要避开他刚刚说过的话，接着，便缄口不语了。他从窗户向外望去，铺了水泥的大院十分平坦，没有一棵小树；石头围墙约有两人高，上面插满了碎玻璃；大院的进门处有岗亭和拦路竿。此外，便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阿申巴赫走到电话机旁，没说明找谁便通知说，７分钟以后他要出去。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坦年鲍姆一眼，好象在回忆，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

　　“我可以走了吗？”坦年鲍姆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迈着典型的非军事人员的步子，走到桌子旁：“上校先生有急事吗？”

　　坦年鲍姆心里想：“他未必会同意就这样和我分手。我必须强使自己表现出。似乎在我内心有两种思想在斗争……不要让他们产生任何怀疑。我不能让他以为，似乎是我竭力想往侦察机关里钻。不，在我心里有两种感情在斗争着。我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代替我作出这一决定。让他想一想，假如他处在我的地位上，假如他的父亲留在共产党那边，他该怎么办。他们总是要怀疑我是被派遣进来的，怀疑我不是我自称的那个人。我不应该采取任何主动，一切主动行为都应该来自于上校。

　　“上校先生，我可以告辞了吗？”

　　“我说过了，我只揭开了今晚要谈的第一个秘密。您不想知道第二个吗？”

　　“非常想知道。”

　　“请不要说您听到我的话不感到高兴。”

　　“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对我、我的荣誉感和爱国心没有任何触动吗？难道我暗示过，您的话没打动我的心？可是我父亲，我一直在挂念着他．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变成这种样子！”

　　“也许想到了，所以才同意让您来，他相信，您一定会很好。一切都会很顺利……”

　　我茫然不解地翻了翻眼皮。

　　上校冷漠地继续说道：“话说回来，学生们都在想念您，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晤，学校的教导主任舒利太太，还有坦年鲍姆太太，就是您的远房戚和保姆也在想念您。她的名字怎么那么怪？这个名字不知为十么总使我想起一个交际花……”

　　我默不作声。我原本想立刻说出阿格利毕娜的名宇，可是我装作在沉思刚刚听到的那番话，并不急于回答问题。让他怀疑吧。他越是怀疑，我的澄清便越有说服力，他的印象也就会更加深刻。

　　这时，阿申巴赫继续说着，好象自言自语：“米兰达……齐齐里亚……卡琳……我常常这样……瞧，老啦……前几天遇到一个老同学，中学同学，还参加过他的婚礼呢，在一起玩过好多次牌，可是两三年没见，就把他的名字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自己简直糊涂透了。”

　　“您是说我的保姆吗？……阿格里毕娜大婶是个善良的好人。”

　　“是的，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您瞧，现在，我就要向您揭开第二个秘密。事情的机妙就在这里。我们派了一个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捷列扎村去，他同心地善良的阿格里毕娜·坦年鲍姆谈过话。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她帮了我们的忙，也帮了您的忙。请不要生气，公事公办嘛。我毫不隐瞒地对您谈这些，就是为了在我们彼此之间不留半句话。还为了让您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同您合作。这种职业对精力充沛，想功成名就的年轻人最合适。‘愿者上钩，绝不勉强’。请选择。坦年鲍姆先生，在这间办公室里，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谁拒绝，那总是要后悔的。老实说，无一例外。怎么样，成不成？”

　　“上校先生，我必须把这一切仔细权衡—下！我现在只知道一点，当我离开德国时，我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听到您说这些话，我感到非常高兴。请问候我的老朋友恩斯特。听说，他在为延长签证期限奔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办成？”

　　“我想，会有人帮他忙的。”

　　“坦年鲍姆先生，”阿申巴赫过了一周之后说道，“请允许我祝贺您：您伯父的申请已经得到同意，签证延长了３个月。是的，我也很高兴。现在，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想回到咱们的话题上来。有些事情使我非常感兴趣。您在阿塞拜疆生活了22年。您对俄罗斯人同高加索本地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看法？我时常想起沙米尔①，他曾经同俄罗斯人作过战，成了民族英雄……我还会见过平等党和达什纳克党②的一些十分有声望的活动家，最后，我同格鲁吉亚民主政府的成员也都认识。他们对苏联的所谓民族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如果清醒地看问题，不论是平等党、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还是达什纳克党都早已远离故土，他们总喜欢以愿望代替现实。而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的看法要有意思得多。”

　　【 ①沙米尔（约1798－－１８７１年高加索山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译者】

　　【 ②阿塞拜疆1912—1920年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上校不说话了，让我考虑如何回答。

　　“我在德国人中间长大，可是在巴库学习。据我看……阿塞拜疆人是信任俄罗斯人的……是十分尊重他们的。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阿塞拜疆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建了许多东西，改建了石油工业。”

　　“坦年鲍姆先生，我希望您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回忆一些能使我们感兴趣的情况和事实。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

　　我非常清楚上校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事实和解释。

　　我可以回忆舍马哈的富农分子骚乱，然后把它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衣民群众运动；我可以回忆农业集体化时在伊美列丁③人居住的两个山村里发生的骚动以及一位二万五千人工作队④队员（从第比利斯来的俄罗斯工匠）被害的事件。最后，我可以随便胡诌些什么，谁能核实，怎样核实呢？阿申巴赫十分明显地暗示，这样的报告才“符合潮流”、他已经设想好了关于我们谈话的报告：《一个来自俄国、生长在高加索的知情人谈阶级和民族动乱》。阿申巴赫说，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也许，他可以帮助我取得信任。可是，准需要这样的报告，为什么需要？这份报告会帮助谁、得出哪些结论？我是否有权走这一步？让他知道我并非投其所好，我有自己的信念，我决不想为了“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而放弃信念。

　　【 ③格鲁吉亚境内的少数民族。——译者】

　　【 ④系指1929年苏联派遣到乡村支援农业集体化工作的先进工人部队。—译者】

　　“高加索的各民族生活得象个大家庭。和我一起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学生差不多有20个民族，也许有25个……”

　　“我的朋友，这些情况在你们出版的任何一份报纸中都可以读到，”阿申巴赫懒洋洋地说道，“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充满了矛盾，尤其象你们那种刚刚在试验、确立中的社会，更是如此……生活给拥护这个社会的人，以及反对它的人，都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当然，您‘受影响’的时间太长了……以为一个人会在几个月之内摆脱这些影响，那是幼稚的。”

　　阿申巴赫拿出一把指甲刀，修起指甲来。

　　“我们还会再谈的，我的朋友。”

　　我多么想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疏忽之处？对于阿申巴赫的提议，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果断一些？

　　两天后的早晨，响起了电话铃。我听到暗语，便仔细谛听起来。对方和我约会，但没说时间和地点。这就是说，我必须在中午１点以前，到一个名叫“银咖啡壶”的咖啡馆去。这个小咖啡馆设在艾德哈大街的一处半地下室里。我不止一次走过这家咖啡馆，同安内玛丽散步时也常常路过。

　　我提前40分钟出家门，买了份报纸，在汽车上打开来读。我试图读完登在第一版上的一篇文章，可是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十分费劲地反复读，十分勉强地理解文章的意思。

　　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不早些让我知道？他会给我转达些什么？我应当做些什么？

　　在靠里面的一张小桌旁，后背朝门坐着一个黑头发的中年市民，他在读报。他大概早就习惯于呆在这个咖啡馆里，习惯于这种环境，习惯于读这份报。

　　这位“市民”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

　　我问道：“先生，这里有人吗？可以和您坐在一起吗？”

　　“请吧，”

　　他毫无兴趣地看了我一眼，便又一头扎到报纸里去了。他既没显得兴高采烈，也没表现得怏怏不快。他装作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我，所以没有理由不继续看报。

　　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早餐。起初，我们默默地坐着。

　　“喂，喂，”鲁斯塔姆别科夫叫了两声，环视了一下周围，似乎想找侍者，他好象在报纸上读到了什么使他扫兴的消息。

　　他没找到侍者，同时确信没有人注意我们这张桌子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天气。昨天下雨，今天又下雨……听说明天还要下。这算什么６月天气呀？

　　我头一次听到他讲德语。

　　“没什么，春天的雨下不长。”

　　“这个侍者动作太慢。”

　　“我看咖啡煮得还不错……”

　　“您知道，战前这里的咖啡煮得可好了。是一个士耳其人煮的，那是位真正的师傅。

　　“听说，差不多有50多种煮法。”

　　“没听说过，可能吧。”

　　我的同桌不慌不忙地喝完了第二杯咖啡，看了看表，说道，他是开车来的，问我到哪里去，用不用带我一段路。我道了谢，脱口说出一条街名。“我差不多也到那里去。”

　　他用一只又大又宽的手，使劲儿地扶着桌子，站起身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好似每挪动一步都很费力。他的皮鞋后跟已经磨偏，走起来完全是一副身患气喘病、终日忙于老人喜欢做的事情的市民模样……他也许只顾得上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咖啡馆附近停着一辆轿车，我们坐了进去。车子一开，鲁斯塔姆别科人便把那只关节有毛病的大手伸了过来：“你好啊！” 他微笑着问道。

　　我近来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和疑虑，只有现在，只有此刻，才一扫而光。这哪里是什么煎熬和疑虑，这简直是恐惧。既然我现在和鲁斯塔姆别科夫一起在慕尼黑，坐在一辆车里，这就是说，我有用，信任我。我的老师的音容笑貌使我感到这一点。

　　据我看，鲁斯塔姆别科夫不论做什么，总是把工作、任务、委托放在第一位，而执行任务的人，以及他的情感、欢乐、伤心、疑虑、痛苦，全都是第二位的事。至于我在马利安圆柱没能接上头，在那些日子里我有什么感受、什么想法，如何夜不成寐，好几个月我没能从派我到慕尼黑里来的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对这些并不特别感兴趣。

　　“您好，穆埃里姆①！”

　　【 ① 阿塞拜疆语，意为老师。——原注】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先开口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难道有人向我们保证过，说我们的工作将会毫不费力、一帆风顺？这就是说，事情就该如此。如果你动动脑子就会懂得，你在受到保护。领导认为，在时机未到之前，你应该安静地生活。现在该工作了。”

　　他就是这么说的：“工作。” 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说了这两个字。

　　鲁斯塔姆别科夫开着车，就象他一生都住在慕尼黑，熟知它的大街小巷和复杂的十字路口。

　　“你听着，要记住。几天前，在一次车祸中，马克斯·坦年鲍姆和捷列扎村中学校长先生。他们是从基洛瓦巴德回家的。迎面卡车上的司机是喝得酪酊大醉的狩猎检查员。他本来想逃掉。他开了枪……结果把民警打死了……你会收到一封让你立即返回的电报。你要想办法留下来同伯父长住……不要匆匆忙忙，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要办得巧妙。”

　　我们的车子开上了通向纽伦堡的公路。

　　鲁斯塔姆别科夫望了望头顶上的小镜子，继续说道：“你母亲的身体很好。她已经调到基洛瓦巴德去了，在市人民教育局工作。”

　　鲁斯塔姆别科夫停顿了一下，好象表示关于个人问题的谈话到此为止，这些都是私事，与工作无关，与我马上就要听到的主要内容无关。

　　“你听着，要记住，”他又说道，这次他好象费了很大劲儿才开口。“事情关系到战争。”

　　我突然觉得鲁斯塔姆别科夫的面影飘忽不定，轮廓模糊不清，就象观众对放映员打口哨、发出嘘嘘声时银幕上出见的镜头一样…我必须克制住自己－－这几个月来，由于期待、情况不明，特别是由于刚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忽然觉得全身疲倦已极。真的要打仗吗？如果这是另一个人说的，也许还好些。可以怀疑，不必相信。可是，这是鲁斯塔姆别科夫说的：他在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掂量过多少次分量？世界上难道有这样大的天秤，可以用它来称这字字千斤的句子吗？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军官，是首先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之一。这个消息将会使世界上所有的电台和报纸都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的人预先知道这个消息，这太好了，这是最重要的……现在，鲁斯塔姆别科夫，还有他的上级都在给我下命令！他们知道我会绝对服从的，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因为这是我终生的事业，我再也没有别的目标、愿望和念头了。他们信性我！记得我是谁的儿子。

　　“……你应该到德国军队里去。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这是‘中央’委托我对你说这番话的。你的主要目的是扎下根，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如果能弄个一官半职，那再好不过了。这种事不简单。要记住，对你这个外来人，他们总是不信任的，虽然你也是个日耳曼人。你将从卡林·帕尔姆那里得到任务。地址很简单：柏林，《晚报》……”

　　我知道，我将把这次谈话的每个细节、每一分钟都铭记心头，终生不忘这部汽车、这条公路、头顶上的这面小镜子。我知道，我在这辆车里度过的每一秒钟都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忠心耿耿地服务”——这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不是理解，这对我将会意味着什么？是的，他们一切都清清楚楚，所以才命令我这样做。我是一名战士，这是我的天职。对于我，除了履行职责，在这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什么。

　　“……卡林·帕尔姆，”鲁斯塔姆别科夫说道，“是‘前线来信组’的秘书，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朋友。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必须首先给她写一篇短文。你成文章将用格哈德·卡利这个化名发表。有些读者会猜到你在哪里的。”

　　我们会面的时间不长。关于我的同学，鲁斯塔姆别科夫只谈了几句：“他们如期毕业，都得到了军衔。”如果能问问他们现在部在哪里，那该多好呵。

　　“叶夫格拉弗，我对你的祝愿，是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说的那些话，”

　　鲁斯塔姆别科夫临别时说。“我还祝你走运。我想说，我们都非常信任你。你要永远……记住这个。”

　　我在长途汽车站下了车。

　　……

　　“最好是搞错了，鲁斯塔姆别科夫最好是搞错了，他说的关于战争的消息，最好全是假的……如果这个消息不是鲁斯塔姆别科夫说的，那会好些。别人说的……可以不必相信。”

　　我心里想。

第三章 电报

　　从捷列扎村发来的电报是阿格利毕娜署的名。我头一次读国际电报，虽然我知道电报内容，但还是不能一下读懂那些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俄语单词。

　　安内玛丽急不可待地抢过电报，慢慢地默读完，咬起了嘴唇：“是个坏消息，有人死了。你听着。‘6月14日车祸父马克斯坦年鲍姆亡（句号）19日葬礼（句号）请接受深切同情并慰问伯父（句号）阿格利毕娜’。”

　　安内玛丽不住地重复说：“现在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就是说，一切全完了…就是说，永远完了？”

　　我用一只拳头托住下巴，双目发呆。我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殉难的一刻……不觉泪如泉涌。

　　“和伯父商量商量，和乌利里赫商量商量，”安内玛丽尽量平静地说。“你伯父会非常伤心的。我给乌利里赫打电话。”

　　２０分钟后，屋前花园的门口响起了汽车的急刹车声，我在窗外一看，看见卢克急急忙忙从“奥贝儿” 牌轿车出来。

　　“请接受我的同情，弗朗茨。”他握了握我的手，看着我的眼晴。“你决定怎么办？我担心，你根本来不及。即使全程乘飞机，那也得换好几次。从慕尼黑到柏林，你总得先到大使馆，然后再往南折，到华沙的航班每周有３次。所以最好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走。必须同上校商量一下，他也许能想些办法。”

　　在乌利里赫说这些话时，安内玛丽冷冷地看着他，然后转身对我说：“你一走……一切就全完了……你再也回不来了……别慌，好好想想，”

　　她用这样一种语调说话，似乎谁也不应该怀疑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请你好好想一想。”

　　伯父满身都是颉草酊①的味道。他的前额上渗出一层汗珠。他把手帕捏成一团，象个棉塞，用它擦着汗。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 ① 一种安神镇静的药水．——译者】

　　“你反正赶不上葬礼了。咱们最好相依为命吧，你我都再也没有亲人了……”

　　“伯父，我怎么能这样？”

　　卢克给机场打了电话。他得知再过２小时40分钟有去柏林的班机，但机票已全部售完。这时，他立即同阿申巴赫联系。

　　上校请我听电话。他对我深表同情，答应尽力帮助我搞到机票。他停了停，又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久经世事的人想作一下推测…请您相信我的话……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你们那里的人已经得知您和安内玛丽的关系。这就很糟糕，您会遇到麻烦的……假如不谈别的话。很难相信这一切，让您回去的电报会不会是假的？您在柏林谈话以后就会清楚多了。如果您觉得…您需要商量，请在柏林给22—33—44打电话：两个2，两个3，两个4，很容易记。我的同事会帮您的。我原来的提议仍然有效。请记住这一点，我的朋友。”

　　机场上有人在等着我们。到柏林的机票已经买好。安内玛丽获准送我到机舱口。

　　“我的心告诉我，你会回来的。如果我们要分离很久，我将竭尽全力找到你，和你在一起。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这架双引擎、20个座位的飞机好象刚刚从传送带上拿下来似的。它霍地滑上跑道，稍停一会儿，便开足马力起跑了，然后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地面，盘旋着往上拔高。这时，我看见了安内玛丽，她向我挥动着头巾。在她旁边站着伯父和乌利里赫·卢克。

　　在飞机飞行了将近一小时时，航空小姐把驾驶舱的折叠门关好，然后请乘客们注意：“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刚刚得到通知，柏林云层过低、有雨，所以飞机将在莱比锡降落……航空公司请全体乘客作本公司的客人，请各位游览市容，参观教堂、国际博览会、高等学府……明天早晨我们再继续飞行，气象学家预报明天是好大气……航空公司为此谨向各位致以歉意。”

　　坐在我旁边的乘客是波茨坦的一位性情暴躁的胖商人，很不体面地骂了起来：他原定于明天早晨的重要会晤告吹了。到了旅馆，他面色阴沉地要了房间钥匙。每间房有两个床位。我大致猜得出明天这一天会怎么过，于是便学商人的样，决定不在游览上浪费精力。可是，很快我就后悔了。我的同屋刚一“合上疲倦的眼皮”，这座古老旅馆的厚实墙壁便被毫不客气的鼾声震得颤抖起来。这种鼾声我从前曾经听到过。

　　在我的印象里，最出名的鼾声演奏家要算科泰·坎杰拉基了。和他住在一个房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可是，现在我却想，科泰只不过是个无害的初学者，他的鼾声甘甜而又悦耳。

　　这是热闹的一夜。我悔恨自己没去游览市容，不然我会同另一个人合住一间房的。

　　我咳嗽两声，毫无用处。吹口哨，也只管一两分钟，我应该想些办法。半夜12点多钟，我打开灯。双眼紧盯着商人。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有点儿意志力，我应该能让他停止打呼。

　　“平静、均匀地呼吸，没有什么打扰你。平静、均匀地呼吸，别再打呼。”

　　我继续看着客商，逼着他那张皮肉松弛的脸、半张的嘴和满口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心中不住地重复着：“平静、均匀地呼吸。”

　　突然，客商停止了独唱，用嘴抽搐地吞了一口气，翻了个身。我想，也许是光刺激的。我把灯关上了，等着音乐会继续进行。

　　我仰面平卧，纯粹出于预防的目的而在心中继续重复着：“平静、均匀地呼吸”。客商不再打呼了，这直是一桩奇迹。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难道我真的发现自己有一种从前未曾识透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天生就有，还是因为绝望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夜里不能成眠简直是一种罪过。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放肆的报复念头；为什么不把试验继续下去呢？

　　我起身坐在床上，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两眼紧盯着客商肥大的后脑勺，在心里命令他：“你必须翻个身，脸朝我。你应该翻个身，脸朝我。”过了10分钟，我简直欣喜若狂，客商执行了命令。但是，这也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这时，我命令他醒来，穿上拖鞋，走到电灯开关跟前，打开电灯，然后再躺下。只用了不到１５分钟，客商就准确地完成了请他做的全部动作。这样，在整个莱比锡他便成了我最可爱、最亲爱的人儿了。我只剩下４个小时可睡了，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客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可惜的是，不能把这次出人意料的试验情况告诉给朋友们。我设想了一下坎杰拉基和姆纳查卡尼扬会怎样听我讲，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

　　飞机仍然不能起飞，情况的变化使我在到达柏林之前提前“作出决定”。

　　白天，我给伯父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飞机被迫降落在莱比锡，现在已经赶不上葬礼了。

　　“那就回来吧，回来吧，弗朗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

　　“是的，伯父，我回去。”

　　回到慕尼黑，思斯特对我说；“你不知道，弗朗茨，你不知道，我是多么依恋你，没有你我是多么难熬……安内玛丽会怎样难过啊！”

　　安内玛丽喃喃地对我说：“你聪明极了，聪明极了，聪明极了…”

第四章 转折

　　收音机在吹嘘闪电战。人们满面春风，相互祝贺。

　　我想过二、三个月后再看看这些面孔。他们知道将来会怎样吗？懂得这一切将会如何收场吗？

　　伯父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迟早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在俄罗斯平原上，没有可以抵挡得住元首军队的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早晚要发生冲突，它们实在互不相容，并且都各自掌握了许多人的头脑。

　　战争要持续多久？德国报刊写道，全线进攻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布尔什维克被欺骗宣传蒙藏了，现在正惊慌失措地撤退，只在有些地方建立了抵抗组织。在德国，人们深信，战争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是如何准备抵御的；他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是的，我们将会有牺牲。没有牺牲，就不会有任何胜利。我们要丧失多少亲人才能把法西斯赶出国门？我只知道一点：我们将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热爱我捍卫过的祖国。如果能预先看见、预先知道这次战争的情况，那就好了……妈妈…她在遥远的大后方，可以不必为她担心。我的朋友们不会不照管她。只是没有她的消息，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她肯定会为我担惊受怕的…而且会过分为我担心……

　　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极佳，已经做好准备。我睡得很好。等待着出发上前线。由阿申巴赫上校作保，我取得了德国国籍。前不久成立的“瓦利一１”参谋部的一位少校约见我们两个——乌利里赫·卢克和我。他殷勤好客，对我们颇有好感。谈起话来，完全象老相识一样（我在内心里是多么感激阿申巴赫啊）。

　　让我们每人填４张表格，交６张正面和侧面照片。卢克将在“Ｋ－１４”科工作，他的任务是对红军士兵和低级指挥官作宣传工作。我的工作是军事译员。

　　开赴前线之前．我和卢克在阿尔彭大街两层楼的公寓里呆了几个晚上和两个星期天。我们打扫了地下室，把仅有的一个小窗用砖砌死，又从地下室挖出一条壕沟。假如房子被炸毁，可以从这条壕沟爬出防空洞。安内玛丽的父亲只不过把我看作是自己儿子的伙伴，仅此而已。他待我十分客气，但很有分寸。

　　维罗尼卡、斯塔尼斯拉夫、沙根、科泰现在都在哪里？我毫不怀疑，他们一定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便请求上前线。我知道，他们这个人都非常愿意处在我的岗位上。

　　我们何时才能重逢相聚？在什么地方？

　　离重逢还有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不，绝不会以年计算。

　　啤酒馆老板在橱窗里挂了一幅苏联欧洲部分的地图。德军昨天攻占的城市，用绿色灯泡表示，今天攻占的，用红灯表示。每天早晨，地图上都有越来越多的灯泡闪闪发光。每攻占一座有５万人的城市，酒吧老板就摆出一桶啤酒；每攻占一座有20万人的城市，就摆出两桶。老板有两个儿子在前线。酒吧间的生意兴隆异常。

　　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这股从波罗的海一直漫到黑海的泛流？

　　1940年底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名叫《俄国：神话与现实》的小册子。我在这本书里读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俄国人建立了4，500个新工业企业。他们每天生产85辆坦克、150门大炮、100架飞机……”德国人在本土和被侵占的国家里总共能生产多少坦克、飞机、大炮？它集中了多么大的力量呵！

　　镇定、审慎、从容、细心。我应该和大家同欢同乐，相互祝贺。妈妈怎么样了？最后一次消息是６月得到的。那时，情况还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呼吸、悲愁、欢乐，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呵！

第五章 将军办公室里的第二次谈活

　　奥夫钦尼科夫将军本周只回过一次家：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工作，晚上就在书柜后面的一间斗室里过夜。那里，紧靠书柜后壁摆着一张床。还有一个老式的洗手盆和不大的衣柜。

　　在这间办公室里，昼夜转瞬即逝。奥夫钦尼科夫原以为至少还要等两天才同盖上校谈关于佩斯科夫斯基的事。可是清晨，他一翻日历，才想起谈话就在今天．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时谁能料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如果能有所预见，那当时就不该责备上校，而应该表扬。说实话，德国的反谍报机关干得很不错。近几个月来，我们丢了多少人啊！所以，留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比黄金更宝贵。不，用黄金也无法衡量出他们的价值……如果早知道，而且预见到事态变化的趋势……”

　　奥夫钦尼科夫看了看表，走到书柜跟前，钻进那扇不高的门，不一会儿，拿着一瓶波尔荣矿泉水走了出来，副官报告，被召见的上校已到。

　　主人显得十分亲切。他竭力不露出倦容，不让人看出他近来睡得多么少，多么不踏实。他微笑着握了握上校的手．用一种很亲热的姿势让客人坐到安乐椅里。上校用双手扶住椅子的扶手，平稳地深陷在松软的椅子里，好象埋了进去。

　　将军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打开了台灯（院子里，天已经大亮了），他瑟缩地扭动了一下双肩，吐了一口气：“我对于佩斯科夫斯基－坦年鲍姆所说过的话，应当全部收回。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向您汇报过，鲁斯塔姆别科夫和他已经见了面，他同卡林·帕尔姆接头。将军同志，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谈一谈。６月中，捷列扎村居民马克西姆·蒂尔曼的一个远亲，名叫霍尔茨·内克尔，从萨拉托夫到他家来做客。这个客人是手工业合作社的发货员。闲聊中，他对坦年鲍姆一家很感兴趣，问他的儿子弗朗茨是不是真到德国去看望伯父去了。

　　“蒂尔曼是怎么回答的？他知道什么情况吗？”

　　“那时，我们尽量让这个消息传开，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真弗朗茨·坦年鲍姆用别人的名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语文系教书，现在正在考察方言。他知道不应该往捷列扎村写信。”

　　“请说下去。”

　　原来，萨拉托夫的这家手工业合作社，是由一个名叫阿利弗列德·谢米勃拉茨基的人领导的。合作社月月超额完成计划，从来没有违反过财政纪律……

　　“就因为这一点，也应该怀疑谢米勃拉茨基，”奥夫钦尼科夫忍不住地说道。他把一支卷得很紧的香烟捏了捏，聚精会神地吸起来。

　　“谢米勃拉茨基善于巧妙地伪装。他同霍尔茨．内克尔有交情。常常批准他到那些同合作社业务毫无关系的地区去出差。这些地区通常都有一定数量的日耳曼族公民居住。这种撒谍报网的方法是再好也没有了。”

　　奥夫钦尼科夫熄掉了香烟。他熄得很笨拙，烫了手指，便皱了皱眉头。

　　“曾经查过手工业合作社的帐目。发货员内克尔出差的方式很引人注目。他负责销售。合作社生产丝织和半毛织头巾、围巾、台布、窗帘等。产品一般，不比别人的好，也不比别人的差，但是，在德国移民区人们却非常愿意买他们的货。常常批发35，000，或者4万卢布的货。近一年来，在内克尔出差的地方中，有阿什哈巴德和埃里温，还有几乎没有日耳曼族公民居住的城市。办理出差证件的手续齐备。但去的却是另一个人，他拿着内克尔的证件。内克尔交待了出差途中借宿的地址，但现在还没有全部讲出来。很清楚，在阿申巴赫上校同捷列扎村的某些居民之间肯定有联系。正象鲁斯塔姆别科夫报告的那样，阿申巴赫至少对捷列扎村的居民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他曾经向佩斯科夫斯基详细地打听过两个年轻人，他们中学毕业后离开了捷列扎村，好象考进了一所什么专科学校。所以，情况肯定有所透露。”

　　“佩斯科夫斯基会处于优势的。法西斯匪徒深信，每个日耳曼人都会为他们效劳，深信他们的思想无所不能，能控制所有阿利安人的思想。这会使佩斯科夫斯基的处境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极端慎重。请您关照一下，让人把审讯记录拿给我看。”

　　来做汇报的盖上校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谢米勃拉茨基已经报告给柏林，到德国去的弗朗茨·坦年鲍姆是捷列扎村人，中学德语教师，他的特征是，手臂上有一个不大的刺花。“这一情况是在同恩格斯集体农庄庄员阿格利毕娜·坦年鲍姆的谈话中得知的。阿格利毕娜系弗朗茨之亲属”。

　　此后不久，乌利里赫·卢克便遵嘱邀调坦年鲍姆到伊沙尔河畔新建的蒸汽浴池①洗澡。从坦佩累雇来的师傅一点儿也不象芬兰人那样沉默寡言。他把新建浴池的妙处着实吹嘘了一番，然后象顺便似的问道，希特勒是不是真的很快就要拿下莫斯科，然后再全力对付固执的美国人。希特勒在敦刻尔克可怜了一下英国人，但他们竟没有重视这一点。

　　【 ①苏联、芬兰、土耳其等国喜蒸浴，室内温度极高。——译者】

　　芬兰人看着卢克，想同他攀谈。

　　“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可能发生。只有不可能的事才不可能发生．我认为就是这样，只能是这样……”卢克心不在焉地答道，让那个芬兰人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貌似才学不凡的德国人所发的议论吧。

　　浴室中的温度为96度。卢克不怎么欣赏这种享受，而坦年鲍姆却一面往身上浇冷水，一面惬意地发出哼哧的声音，尽享天福。这是个肌肉发达、体格健壮的年轻人，看来一定十分善于自卫。

　　“他们的孩子会很健壮的。”卢克心中想。

　　他对这种沐浴方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对那个愚蠢的芬兰人同他们丝毫不拘礼节的谈话更加没兴趣。

　　卢克在浴室中无事可做．他在坦年鲍姆的手臂上看到了一个不大的刺花。假如没有这个刺花，那他可要伤心了。可是，他绝不会露出半点儿声色。他会耐心地等坦年鲍姆洗完澡，送他回家，然后再给阿申巴赫打电话。他会尽守天职，而且绝不后悔。他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坦年鲍姆，安内玛丽也再不会见到他了。“他们的孩子一定很健壮，一定十分健壮。”卢克在心中又想道。

　　如果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猜到为什么请他去浴池洗澡，他不知该如何感激英明而又有远见的坎达林采夫同志啊！

　　“说老实话，乌利里赫，我身上很长时间没感到这么轻松了。好象把一切罪孽都留在那里了。你知道，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洗完澡要喝两杯。来，我请客。”

　　“你以为我还会等你劝吗？根本用不着！”

　　卢克可以不必急于给阿申巴赫打电话了．

第六章 上前线

　　分别时，安内玛丽显得十分镇静。她知道德国妇女在送男人上前线时应该怎样做。她想让弗朗茨以后经常回忆起地是多么镇静而又充满信心，她希望这种信心能够给他以力量。

　　早晨，她用温水洗了淋浴，然后，淡淡地描了眉。这是她平生头一次描眉（她心里想：“失眠把我弄得简直象只小白鼠……不，这样不行……一定要让他以为我一夜都睡得很好、很安静”）。

　　弗朗茨和伯父一起来到车站。伯父摘礼帽的次数比平时稍多些，抬得也稍高些：在送客的和离去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和他相识。如果侄儿不是左臂戴红袖章。而是戴一副尉官肩章，那退休少校也许会觉得更光彩些…

　　“没关系，问题不在军衔，他会有作为的。他会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在战争中，人的才干显露得快些，弗朗茨不是那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退休少校心中想道。

　　卢克在沉思，他始终和家人在一起，直到火车一声长鸣。他的父亲细长干瘦，满头白发，长得更象英国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不住地重复着：“多保重，上帝保佑你。”

　　乌利里赫·卢克自己没有家庭。３年前，妻子离开了他。她认为，丈夫光顾读书而不理睬她。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可爱的女人，出身于十分体面的门第。她只有一个不足之处：自命为倾国之色。卢克夫妇没有孩子，妻子认为这全怪乌利里赫，而乌利里赫虽然有足以驳倒这种说法的论据，却无法说服妻子。７年前，在一次愉快的学生郊游中，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太太。她槌球玩得很好。这位槌球的业余爱好者，原来是一个远洋轮领航员的妻子。在汽车上，她对乌利里赫羞怯的爱抚报以感激之情。现在儿子已经快６岁了，母子二人今天也来到车站，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

　　乌利里赫的父亲维尔纳．卢克日夜盼望抱孙子…他希望，哪怕安内玛丽的生活能顺利一些也好；现在，在站台上，他不时地看看弗朗茨·坦年鲍姆，心中想：为什么女儿一次也没有提起过他，为什么他这个作父亲的所了解的情况全不是从女儿那儿得知的？女儿从小便过分好自作主张……她故去的母亲就曾经担心过，安妮这种自作主张的脾气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谁知道。也许他们真的情投意合……

　　“爸爸，我马上就回来。”

　　安内玛丽走到弗朗茨面前。她心里说，决不露出半点儿悲戚的表情。她起初控制得还好，说话音调平稳，注视着弗朗茨的目光：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头脑聪明、心地善良，这样的人总会走运！我很高兴你和乌利里赫在一起。你永远记住，有人爱你胜过一切。这场战争不会拖很久。你回来后，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

　　安内玛丽紧紧偎依在弗朗茨胸前，突然感到双眼充满了泪水，她竭力擦掉眼泪。弗朗茨双手搂着她的头，温存地吻着她的眼睛，抱歉地微笑道：

　　“假如一切能由我自己作主，我哪儿也不会去。我会常常给你写信……也盼着你的来信。可是，你应该懂得，事有不测，如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不要焦急。”

　　弗朗茨和伯父告别时，伯父对他说：“阿申巴赫上校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向你转达他的最良好的祝愿。他很遗憾不能同你告别。他的儿子也去俄国前线。”

　　乐队奏起了乐曲。

　　安内玛丽跟着车厢跑了几步．她满面泪痕，却又在微笑。

　　卢克抱住了弗朗茨的肩头。

　　“让我们喝两杯上路，你们俄国人是怎么说的，饮告别酒？愿我们一路平安。”

　　他们打开了军用水壶。

　　虽然在窗旁的小柜子里放着干净杯子，可是，他们还是按行军途中饮酒的规矩对着壶嘴喝。

　　隔壁包厢里有人唱起了雄壮的歌曲。

　　“朝家乡的方向走，高兴吗？”

　　“不知道亲人都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只有一点令人感到欣慰：眼前这些不幸和牺牲都是为了将来，为了在世界上建立起秩序。”

　　“你还记得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们那次谈话吗？你坚信这场战争不会发生，希特勒永远不会调转军队打苏联。”

　　“我记得，弗朗茨。那次，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硬币……你付了啤酒钱，我还给你一枚硬币。那是在我们从小酒馆回来的路上……”

　　卢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枚５马克的硬币，放在小桌上，仔细地端详着，努力回忆那次谈话。

　　硬币的一面是保罗·冯·兴登堡的肖像，另一面是画成圆形的“卐”和一只展翅欲飞的鹰。

　　“那时我说－－我们这只鹰同俄国那只双头老鹰不同。俄国那只鹰的一个头盯着西方，另一个头盯着东方，而我们这只只看着西方。当时你想起《我的奋斗》，说德国要在东方寻找生存空间－－我回答说，元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既然他同莫斯科缔结了条约－－天啊，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谈话时哪能料到，没过几天便乘上开往明斯克的火车，而且在边境上谁也不会向我们要签证。朋友，我们来干一杯，愿这一切尽快合乎逻辑地结束。老实说，我很高兴有机会实际运用我对《致敌军士兵》的研究成果。很高兴有你这样的伙伴和同事。为我们能在一起共事干杯－－为我们的工作愉快、有益干杯，还为工作不会太久干杯。有人在慕尼黑等待着我们两个啊！”

　　我们来到明斯克。３天前，放映了一部新闻电影，介绍战俘情况。俘虏们穿着很不合身的长大衣，极力避开摄影机镜头。德国小兵递给一个中年战俘香烟。这个战俘满脸胡子，有一双斜视眼。他笨地转动着烟卷，看来，他从来没拿过烟。小兵开心地笑着，好象对观众们说，你们看吧，我们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现在你们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可以长驱直入，为什么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这些镜头一个个在银幕上闪过。卢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臂肘，说道：“我希望你不会对决定留下感到后悔。你看，不然的话，你会站到哪一方面去了！坦率地说，我原来以为俄国军队不论外表，还是装备都应该更好一些。”此时此刻，我的心绪从来没这么坏过。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公正、命运，那么就让这样一天到来吧：还是在这个大厅里，但却放映另一些镜头，红军战士挺进，法西斯匪徒逃命。他们四处逃窜，不时回头张望，当发现追赶他们的是摄影师时，才稍稍放慢脚步。

　　乌利里赫·卢克是按照教科书学的俄语。他可以用词联句。如果只有３个词，还能联得满不错；５个词，马马虎虎；如果是７个词，而且，没有用标点符号点开，那就只好叫我帮忙了。有时，他为了练习。也和我讲俄语。昨天就是这样。

　　“如果在俄语里可以象德语那样把３个词结合成一个，”卢克一面擦眼镜，一面往上翻着眼珠，幻想似地说，“我会学得快多了。今天夜里，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让我们编写传单，然后用飞机投给被包围的俄国官兵。我的同行，我和你应当帮助这些士兵睁开眼睛，帮助他们保全性命，免得作无谓的牺牲。话不在多，但必须能打动他们的心。”

　　卢克从打字机旁站起身（打字机打的是一份俄文底稿），打开了咖啡壶的开关。他工作时，得喝许多咖啡，而且很浓；同时，他对我能不多睡觉但不少干活，而且无须咖啡帮忙感到十分惊讶。

　　……

　　我信步向克拉斯纳亚诺维村的村边走去。从原村苏维埃办公楼走50—60步便来到村外。再往远去就没有房屋了。一直到小树林，只有几条管道。克拉斯纳亚诺维村曾经几度易手，只有农庄图书馆奇迹般地残留下来。它就成了我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书都搬到草棚里去了，在３个房间和阅览室里放上了行军床，我们要在这里呆上几天。

　　在一条布满弹坑的乡间小路上，我看到一只小黑狗，它很象一头小熊。它不解其意地嗅着熟识的门坎，但却不敢认它，凄楚而微弱地汪汪叫着，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把它拿在手里，抚摸着，它不再叫了。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毛。我把狗放开，可是它继续尾随着我。我走得快些，它也快些。我坐下了，没再抱起它，而是用手搔它的脖颈。小狗惬意地眯起眼睛，好象忘掉了自己的一切痛苦。

　　我感到自己就象这只小狗。我茫然不解地走着，不敢认我的故乡。我也想低声呼救，可是谁会听得到呢？

　　德国人写道。“红军”这一概念已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要投降，希特勒即将在红场检阅。

　　谁曾想到，战争会这样开始？

　　我回到图书馆。小狗一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我开一筒帕什得特罐头①，小狗急不可待地乱蹦乱跳。我先给了它一半，它一口吞了下去。于是，我便把盒子摆在它的面前，小狗吃光后，把它那只小黑鼻子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都嗅了一遍。它大概是为了表示起码的谢意，把堆在阅览室各个角落的书，一本一本地叼到我的跟前。马尔夏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可食用的蘑菇》、《溺水者抢救法》……还有一本皮萨列夫③的书。我无意识地翻阅着这本书，忽然看到作者对普希金和《叶夫根尼·奥涅金》的评论。天啊，对普希金怎么能做这么坏的评论呢？为什么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偏偏现在看到了它？我翻了几页，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深深体会到皮萨列夫的思想，我在心中暗暗问自己：“怎么，难道普希金也不是普希金了吗？

　　……我们又坐上了火车，车子向东驶去。

　　卢克从箱子里拿出一本谢多勃良③的书，凑到灯前，埋头读起来。

　　【 ① 一种用野味、鱼、肉、肝等做成的罐头。一一译者】

　　【 ②季·伊·皮萨列夫（１８４０—1868年）。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 ③谢多勃良（1768—1848年），法国作家。──译者】

　　冰冷昏暗的灯光成半环状落在我们邻座乘客的身上：男的50开外，女的45—46。这对革命前的地主，马克西姆维奇夫妇。正重返“家园”。他明显地精神亢奋，每次停车都说声对不起，把灯关上，望望窗外，然后跑出去，带一把土或小石子回来，摆在自己的面前。长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太太，不住地吸着香烟，她虽然竭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但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太太正在专心致志地摆牌阵，不理睬丈夫。

　　火车慢悠悠地走着。沿路防范很严，走在我们列车前面的是一列平板车。

　　卢克放下书，到隔壁一书车厢找熟人去了。我也出来吸烟。

　　我打开坎杰拉基临别时送给我的那个烟盒（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打着了打火机，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我一下飞了起来，向前、向着车门飞去。

　　我试图抓住窗旁的扶手，抓住突然间变得倾斜起来的地板，抓住门柄……我必须抓住什么东西才行……可是，我没抓住……我的脑袋撞了一下……

　　烟呛我的肺，辣我的眼睛，我苏醒了过来．灯已经灭了，我想站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想大叫一声，可是只发出了一声呻吟，连我自己对自己也不满起来。

　　在拳击中，一拳被击昏后，难道就缓不过来了？喂，振作起来，强使自己站起来；乌利里赫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车厢先是歪在一边，而后又来了个底朝天。周围一片漆黑。

　　我用手摸到了一盏灯，它还有些温热，这就是说，我昏倒的时间并不长。我想爬回自己的包厢。我用手掌支撑起身体，伸手向前，不觉大叫一声，我的手伸到开水里去了。从“泰坦”式锅炉里正往外流水。

　　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激励了我。我跪了起来，用全身的力量压在门柄上。这扇门通向通过台。可是，门卡住了，打不开。我又想打开附近一间包厢的门。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我看出了两个一动不动的人。

　　远处传来口哨声和枪声。

　　突然间，透过这轰轰声、嘈杂声和口哨声，我听出来——也许是我在臆想？——有人在叫我。我怔住了，心里想，如果不设法答应一声，我肯定要遭到这两个人的命运。我血流满面，感到自己越发软弱无力。可以爬到包厢的窗口，但喊声好象是从相反方向传过来的，这是不是乌利里赫在喊我？我又听到：“弗朗茨，你还活着吗？”我往回爬去。

　　在车厢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手持电筒的人，这正是卢克。

　　“我在这里。小心……这儿有热水。”

　　“一切都好了，弗朗茨，一切都好了。稍等一会儿。忍一忍，忍一会儿。”他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来人哪！”

　　卢克把我拖进一间包厢里，把手电筒挂在衣服的领钩上，摸到我头上的伤口，用手指按住。好长时间也没来人。他掏出手帕，盖在伤口上，再把我的手放在手帕上，吩咐说：“按住，别松手！”他迅速脱下军服，又脱掉衬衣，把衬衣撕破，给我包扎了脑袋。他这一切都干得十分从容，十分熟练。

　　终于来人了，电筒的光直射我脸。如果不把电筒挪开，我的眼球好象就要掉出来，脑袋也要裂开似的。

　　忽然，好象从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半梦呓般的念头。也许这是因为我失血过多，觉得自己处于半昏迷状态。也许－－

　　我应该装作自己的感觉很坏。什么可伯的事也没发生。俄国人炸毁了列车，里面坐的尽是法西斯军队和从前的地主。他们炸得很漂亮，外加扫射一番。不过，对我们这节车厢他们倒是应该小心一点儿，不管怎样；这里面坐的是自己人，没有必要这么早就送他去见祖宗。既然我可以思考，这说明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乌利里赫给我包扎好，把我拖开，离那可恶的开水远些。我越来越感到左臂上有块烫伤，既然我感到四处疼痛，这就说明我的脑袋完好无损。现在我必须装作伤势沉重，必须让乌利里赫确信，是他救了我一命。其实，这也并非夸大其词，假如不是他……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想起了塞顿·汤普森……人们往往更加珍惜自己在困难时刻帮助过的人，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却未必如此珍惜。我要尽量装作失去知觉的样子……

　　我好象真的失掉了知觉。至少如何把我抬出去的，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你真能睡，” 第二天早晨乌利里赫说道，“已经８点多钟了。”

　　在地上铺着两件军大衣，我躺在上面，脑袋下枕着不知是谁的一个松软的公文包，里面可能是些替换的内衣。枯草在早晨散发出的气味同焦糊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了。

　　“感谢上帝吧，” 乌利里赫说。“假如地雷晚爆作十几秒钟，你大概就得到那边去躺着了。”他用手往远处指了指。

　　游击队在路轨转弯的地方埋下了地雷。前３节车厢和火车头一起飞进地狱去了。我们这节虽然翻了个儿，可是在离悬崖５米的地方停住了。

　　地主马克西姆维奇的那位生满淡黄头发的妻子，双手捂着脸，无声地 泣不停。马克西姆维奇面朝行车方向坐着，死了。

　　从最近的一个车站开来了救护列车。我被放在担架上，抬到第一节车厢。假如我还有力气，我一定请他们不要把我放进这节车厢。我想，从今以后我绝不再乘第一节车厢了。

　　我住进了野战医院。

　　先冲洗了伤口，然后作了缝合手术。这条口子从头顶一直开到后脑勺。

　　出院时，医生十分满意地看着我，他象一只好奇的小鸟，稍微歪着头，说道：“再见吧，幸运者！

　　安内玛丽·卢克写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信

　　亲爱的，我的亲人！

　　这些日子我好象是在梦中度过的。白昼漫漫，黑夜无边。我知道你遭到不幸。痛苦的预感使我心碎。我为你向上帝祈祷过。我的祷告一定为圣灵所闻！我收到了乌利里赫写来的信，第二天紧接着又收到了你的信。我吻着它，简直要手舞足蹈起来。我和爸爸烤了大馅饼，买了一瓶酒。这不是一顿普通的晚饭，简直是一次盛宴。

　　我多么想念你呵！

　　恩斯特叔叔有些不舒服，得了流感。星期六和星期日我是在他那里度过的，现在他已经好多了。你的来信，他一连读了好遍。先让我问候你，不久他会写信给你的。

　　我的女友的哥哥来找她，住了３天。他受了伤，重返前线前休几天假。这项规定不知对负伤的译员是否适用？没答应给你天假吗？

　　我已经给乌利里赫写了信。热烈地吻你，期待着你的每一个消息。

　　你的安妮

　　卢克把传单一下子从打字机的滑架上抽了出来。他整整用了半天时间写这张传单。

　　“对俄国人应该讲究方式方法。给他们看的传单，要写得很简单，就象写给老相识一样。让他们感到，这里写的都是实话。让他们能够理解，照你的主意办。我是这样写的，我们德国人并不反对俄国人，我们反对的是布尔什维克和那些委员们……让他们懂得，他们已经被包围，反抗是徒劳无益的。你把稿子译一下。”

　　又是这个令人绝望的、无法得到答案的、折磨人心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是另一个苏联侦察员处在我的地位上，他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大致想象得出潘捷列耶夫的做法。他会请示的。如果他接不上头，也不能联系，那么为了得到指示，他会翻山越岭、穿过战线，采取极端的做法。他这样做当然是极为正确的。

　　我不能完成敌人的任务，说服自己的同胞——战士和军官们——去投降。他们在包围圈里的反抗，会帮助苏军指挥部赢得时间，调集后续部队，建起防御阵地。我该怎么办呢？唯一能给我出主意的，就是我的良心、我的军人的天职。我必须取得敌人的充分信任，好在将来起作用。“中央”正是为了这个才保护我。如果我不翻译这个传单，别人也会翻的。这种传单反正是要有的。

　　卢克把投降并准备向报界发表声明的人名单拿给我看。我读着，怒火冲天……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为了保住一条命？命看来比荣誉和职责更可贵？现在就什么都干了…他们会发表什么声明？乞求什么？以谁的名义发誓？

　　传单里写道，士兵伊万·苏拉宁在受到考验的时刻，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应有的行为。故意错译，把姓中的一个字母改动一下…不写“苏拉宁”，而写“苏萨宁”。让被围困的战士读过传单后想起伊万·苏萨宁。但是，这太冒险了。我无权冒这样的险。如果被俘的军官中有人想邀功，告诉德国人，这个姓改变了整个传单的含义，那该怎么办呢？……不，我无权冒险。

　　我着手翻译传单，竭力不去想那些为了保全性命而举手向德国人投降的人。

　　我们是在一所原乡村中学二楼的教员休息室里工作。在隔壁的教室里，从昨天起，在地板和体育课用的垫子上便躺满了伤兵。不知是谁把一条床单撕成两半，用这两块布在房顶上钉成十字形，于是，学校便成了德国飞行员手下留情的唯一一幢房子。这个坐落在几条公路交叉口的小村庄，本来由一个团驻防，结果全团人马，还有这个小村子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座学校，还有伤员。他们被德国人用救护车运到后方去了。

　　卢克坐在一把安乐椅里，椅子的靠背已经破旧。在他面前摆着一架崭新的打字机。他不能长时间地坐在那里没事干，看见我在沉思，便说道：“也许，重新开个头？比如这样写，‘俄国士兵们！现在，德军正不停顿地直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举进发……’告诉他们现在战线在什么地方，说明抵抗是毫无用处的。对，对。就这么写！”

　　在给《晚报》写的第一篇通讯中，我描述了二等兵里哈德·切尼克如何为抢救被白俄罗斯游击队炸毁的油库而牺牲的故事。“里哈德·切尼克是一位真正的士兵，他是刚毅和勇敢的榜样。我愿让他那些住在波茨坦的亲属们知道，他彻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德国士兵们以其奋不顾身的精神，避免了大火向铁路工人住宅蔓延……孩子们满怀感激之情在士兵的墓前敬献了鲜花。”署名是“格哈德·卡利”。

　　除了我的地址之外，这篇通讯对卡林·帕尔姆毫无用处。不久，我收到了一份报纸和一封十分客气的复函。

　　“尊敬的坦年鲍姆先生！十分感激您对我们报纸的关心。我们收到了您写的通讯，并决定在本期内刊载。现将这期报纸寄给您。我们十分希望同您合作。我们对东线战斗参加者所获得的生动印象非常感兴趣。可以配合事态发展写成简讯、报道、通讯。下列选题谨供参考：被解放了的各省居民如何欢迎德军士兵；采取何种措施以恢复城乡生活；英雄事迹；幡然悔悟的游击队员（指有所醒悟和自动投诚的人）。最后这个题目可以写成采访记，约300—350字。祝您荣立战功，并恭候赐予稿件。”

　　这是在和我联系。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尽可能报告调到我段战线的部队的番号和部署情况。３天后，我发出了第二篇通讯。

第七章 审讯

　　“坦年鲍姆先生，请您参加审讯一个俄国将军。10点整开始，在师部。”

　　俘虏是一个姓马尔科夫的将军，他是骑兵军团指挥官。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有一次带领骑兵团闯进邓尼金的后方，故意让敌探偷去一封“等待主力部队”的假密令。可是天一亮他便率部冲锋；一举荡平整整一个白匪军官团。他总是高举战刀，和旗手并驾齐驱。在人传口诵之中，他简直成了一个成仙得道的神人——一个刀枪不入、百战百胜的红军团队指挥员。

　　可是，命运发给他的护身符，有效期只到 1941年秋。

　　配备给军团的火炮是由马拖着走的，法西斯的两个坦克纵队越过了布雷区，闯到炮兵后面猛烈轰击。与此同时，其他坦克包围了撤退的团队。

　　将军从自己的指挥所眺望着谷地里发生的情况，没有破口大骂。他的喉咙干了，骂不出来。

　　马尔科夫的右手被弹片打伤，手指无力地搭拉着。他象甩体温表那样，狠狠甩两下，便把手指甩掉了，然后把手往上扬了起来。他看到前面的马乱作一团，并且人立起来，听到年轻传令兵绝望的凄惨叫声：“将军同志！包围上了，包围上了，他妈的……”他心里想：是不是已经到做那件事的时候了？把手枪对准太阳穴，用左手干，还是再等等，别着急。万一盼望多时的空军会来增援呢？早就答应他要派空军来…可是即使来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向谁开枪，往哪儿投弹？

　　马尔科夫用左手很不方便地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可是，他没来得及开。机灵的德国兵发现是一个将军，便打掉了他手中的枪。

　　俘虏由阿申巴赫上校的儿子于尔根·阿申巴赫中尉审问。他是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不久前，从莫吉廖夫来到师部。一个已经谢了顶的将军不时地出来进去，他的种种神情表明，他有要事在身。

　　阿申巴赫十分亲切地迎接坦年鲍姆，握了握他的手：“听父亲提起过您。非常高兴同您相识。” 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是个重要人物，我就指望您帮忙了。”

　　马尔科夫在最近几天里的遭遇、感受和损失，足够他饱尝一生。在将军的眼里，生命本身已不再具有什么价值。他带着一种豁出去的神情坐在那里，就象师傅对一个尚未启蒙的个徒弟说话那样，丝毫不动肝火、但却十分坚定地告诉这个年纪轻轻的中尉：他是不会回答问题的。

　　坦年鲍姆翻译道：“将军，我们很赏识您的勇敢，而且我们懂得，您已经尽力而为了。现在，您必须做那些不依您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回答德国指挥部感兴趣的问题。您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告诉您这个道理恐怕是多余的。”

　　“枪决吗？”将军丝毫不以为然地问道。

　　“德军不杀俘虏，相反，您作为一位将军，将会得到同军衔相称的关照。第一个问题。您知道在这段战线上有多少红军吗？”阿申巴赫用棍儿指着地图问道。

　　“我对你们处有什么可说的。我所知道的全都同骑兵军团有关。现在军团没有了，他的指挥员也就不存在了。即使我能说出点儿东西，我反正也不会说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好说…”

　　“他会后悔的。”阿申巴赫把要他审讯将军，看作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受到上司应有的注意和器重，现在，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在这间屋里谈话的结果。他觉得自己开始的调子没能起作用，便决定拿出威严来：“他会非常后悔的。”

　　马尔科夫稍稍歪着头，看了他一眼：“可以吸烟吗？”

　　叶夫格拉弗突然想起了挂在捷列扎村家里的照片，就是那张被里帕一枪打穿了的照片。那是父亲和几个红军指挥员的合影。他想起了站在第二排右起第一个位置的那个体态匀称、头戴平顶羊皮帽的人，就是那个首批获得红旗战斗勋章的指挥员们中的一个……现在坐在他面前的，就是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

　　“将军先生，您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够了。指挥部将会把这看作是您的忠顺的一种表示。”

　　叶夫格拉弗难道会忘记那件事吗？他父亲的队伍被白匪团团包围，马尔科夫只带了一个骑兵连便闯进包围圈营救了父亲。他率领两支部队展开肉搏。佩斯科夫斯基负伤以后，马尔科夫又掩护了他。父亲讲的就是他啊！格拉尼亚一直向往着长大成人能够报答马尔科夫。可是，现在他们见面了。

　　“您是俄罗斯人？” 马尔科夫看了佩斯科夫斯基一眼。冷漠地问道。

　　“我是德国人，可是在苏联住过。”

　　“反正一样是叛徒。战争结束后，会把您当做叛徒一样对待。我只是说给您知道就是了，不必再强迫别人干这种勾当了。我不再讲话了。”

　　“您不觉得，” 佩斯科夫斯基小声对中尉说，“将军失血过多，审讯最好换个时间？”

　　“这是老一套的装相。不过，我想会给他一天时间，让他考虑的。”

　　夜里，马尔科夫把手藏在被子里面，扯下绷带。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二天，佩斯科夫斯基来上班，他把下巴刮得铁青，全身散发着法国香水的气味。

　　桌子上放着一份军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现在──向莫斯科进发！”

　　沿克鲁格洛耶湖边挖了战壕，这差不多是离莫斯科最近的壕沟了。

　　1941年秋天，在洛勃尼亚附近挥锨奋战的是妇女们。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土从战壕里往上扔，快些，快些，再快些！敌人越来越近了。敌人近在咫尺，就在那片小树林的后面。

　　战士们在掩体里受着冻，他们冲锋陷阵，高喊“乌拉·拉…拉…拉！”喊声响遍整个俄罗斯，响彻寰宇。他们射击着，如果在还没来得及跑到敌人战壕（离得近的或者远的）以前，便已倒下，那是最后的快慰，人间最后的欢乐：在众人面前，在自己人中间，纵然一死，死得其所！

　　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就在附近，离洛勃尼亚不远。他坐在暖烘烘的专为军官盖的土窖里，吃着油煎小泥肠加白菜，收听德国广播。他不曾手持步枪去冲锋陷阵，不曾用胸膛去堵机枪。也不曾突破重围。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只能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毅力、机敏和刚强。

　　假如俄罗斯战士的子弹找上了他──只有糊涂的子弹才会这样做——他虽然长眠在俄罗斯的土地里，但却是在敌人的墓穴中。这对于他的命运是再残酷也没有了。

　　他就在莫斯科的身旁，自幼向往的莫斯科身旁。

　　“你从前常去莫斯科吗，弗朗茨？”卢克问。

　　“只去过一次……领护照的时候。”

　　“那你没来得及结识朋友？那太遗憾了。如果能找到一个人，住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又愿意接待我们，那该有多好。我就是怕走远路。谁知道先把我们安排在什么地方。主要看有没有认识人。真的，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撤退前是不是把地铁炸毁了？你看我们几天可以到莫斯科？”

　　卢克早就向往着莫斯科，向往着暖和的住宅，城市的舒适和安诺平静的生活。他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和平。他和全军一样，相信无须再费多少力气，只要再努最后一把力，莫斯科便陷落无疑，而俄国人也将随之失去进行抵抗的能力。那时，大炮将不再轰鸣，空袭警报也不再嚎叫。从这里的雷巴基村到克里姆林宫，直线距离为40公里。坦克只要一冲便到。4O公里需要几个小时？今天是１１月26日。前线刚刚沉寂下来，需要调集后勤部队，运送弹药和燃料，补充突击部队。这需要多少时间？如果能乘气球升到洛勃尼亚上空看看，那该有多好啊……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大伊凡钟楼①。布尔什维克用防空气球荫蔽首都免遭德机轰炸。有一个气球已经走了形，象条巨大的盖布挂在离克鲁格洛耶湖不远的树枝上。最好能把它缝补好，升到高空，看一看红色都城里在干些什么。

　　【 ①在克里姆林宫内——译者】

　　卢克和坦年鲍姆所在的师正向莫斯科推进。这个师在11月24日拂晓攻进洛勃尼亚，企图控制德米特罗夫公路，切断两个撤退的俄国旅的后路。

　　参加攻占洛勃尼亚战斗的部队，就是原来集结起来准备进行楔形攻势的先头部队。佩斯科夫斯基在前一次情报中已经讲过它的情况。

　　现在，到柏林的信件，即使最急件也得走5天。

　　11月7日，他照例给《晚报》发了一篇通讯，题目是“布尔什维克日历的一页”，刊载在14日的报纸上。这就是说，情报是在13日以前收到的。这有什么用呢，他的情报毫无用处。他不过是按习惯在做那些没人需要的工作。他提供了两个摩托化团和一个坦克旅企图攻占克鲁格洛耶湖（进而控制公路）的情报。

　　他冒着危险获得这些情报，然而却毫无用处。坦克旅打垮了防守公路的两个营。

　　为什么在那里只放了两个营？为什么没给他们配备反坦克武器？他的情报没给任何人带来丝毫益处。一切都付诸东流。简直令人窒息。是因为他已经不习惯于呼吸寒冷的空气了吗？还是因为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还是因为他饱尝了世界上的所有不幸和痛苦？

　　莫斯科近郊的空气啊，寒冷、洁净、使人振奋……

　　“侦察员不必考虑对他提供的情报作何解释，只管去做自己的工作。”

　　现在，当违背你的意愿，硬拉着你去莫斯科时，难道可以只管做自己的工作吗？你多么想看见莫斯科啊！可又是多么不愿意现在看到它！……你完全无能为力。你什么都没做，没杀死过一个法西斯匪徒，没炸翻过一列火车。你没向敌人开过一枪……瞧，那个年纪已经不轻的麻脸战士，他手里握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在树林边。他在射击。他也许跌过好多筋斗，也许没有。但是，他在射击，他在冲锋，他视死如归。他在履行自己作为军人的天职。你什么时候才能为国捐躯？假如他们攻占了莫斯科，这个问题也许就不会那么复杂了。他们一定欣喜若狂……师部会举行宴会的。甩两个手榴弹就已够了，或者用一只手雷……第一次看看“自己工作的成果”。

　　“弗朗茨，你知道，我在很久以前研究古俄罗斯的时候，曾经幻想过到克里姆林宫去，哪怕呆一会儿也好，哪怕看上一眼东正教圣徒的尊容也好。我想，他们此时此刻的仪容该是别具一格喽！我们先说好，从克里姆林宫开始游览莫斯科。”

第八章 浅蓝色的礼服

　　法西斯匪徒在逃离莫斯科。他们抱头鼠密，在全世界面前逃窜了！法西斯匪徒头一次逃跑了！我们虔诚信赖的力量，今天，终于表现出来了！存在着这种力量；它在不断积蓄，它还会发挥更大的威力，法西斯匪徒头一次逃跑了！加里宁、沃洛科拉姆斯克、纳罗弗敏斯克、卡卢加、耶列茨，我简直想唱出这几个地名，唱一遍，再唱一遍！

　　据说，分担痛苦会减轻痛苦，而分享幸福则加倍幸福。可是，我能同谁分享欢乐呢？同谁举怀畅饮？向谁倾吐那种奇怪的、无法遏制的欢快？它一阵阵机动着我的心，而我却不得不按捺着、压抑着，把它深藏起来。这几个月来，我被驱赶着，赶向莫斯科。我必须装作和大家一起兴高采烈，盼望着即将到来的胜利。现在的欢快正好象是对这一切的反应。欢乐似乎比痛苦更难于隐藏，难得多了。

　　我从来没到过图拉。可是，我作为一名射手，一名射击运动的业余爱好者，我和这座城市心心相连。ＴＯЗ牌小口径步枪就是图拉兵器厂制造的①，这种枪使我们掌握了一些了不起的技能：看准瞄准器上小孔中的准星，屏住呼吸，慢慢扣动扳机，子弹便射向枪靶。图拉兵器厂制造的带钢盔切边人形靶也驰名全国，只是盔上没有法西斯的标记。然而，那时我们心中都很清楚，要打的靶子上画的是什么人。图拉，请接受我的问侯和祝贺吧！套在你身上的绳索扯断了，扯断了！

　　【 ①ＴＯЗ为图拉兵器厂的缩写。——译者】

　　我看见坦克纵队在撤退，看见６架苏联强击机空袭其中的一队。我不知道是哪位设计师设计的这些飞机，也不知道是谁驾驶着它们，可是我知道，坦克象木头做的似的烧成一团火，而６架飞机不停地俯冲，一而再、再而三地轰击－－我还头一次听到我们火箭筒的呼啸声和它在纵深爆炸的轰隆声，虽然我躲在有三层盖木的土窑里。

　　希特勒分子在逃跑。可是，迎着后撤部队却开来了一列卡车，散发刚刚出版的《陆军报》。报上有篇文章，宣传在奥尔洛、布良斯克和维亚兹马已为参加莫斯科会战的士兵们准备好暖和的住房……还说从沃罗比耶维耶山乘雪橇往下滑的活动已经取消。这家报纸曾经向德军官兵绘声绘色地介绍说，这是“莫斯科人所喜爱的一种古老的娱乐活动”。

　　就在不久以前，人们在提到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的名字时，总是毕恭毕敬。他的战术艺术被奉为楷模，他处事果断的风度被吹到天上。可是，现在勃劳希契的名字再也听不到了。好象这个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中央集团军、北方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的司令冯·贝克将军、李勃陆军元帅和伦斯德陆军元帅都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他们本打算挥师直至乌拉尔、黑海，打算“用几周结束对俄战争”，以便能在入冬前把部队抽回，准备入侵英国。

　　希特勒在狂怒之下，把自己“忠实的元帅们”赶走了。

　　……

　　严寒袭来了，可是发给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的服装，仍然是准备在莫斯科祝捷盛典上穿的浅蓝色礼服。对于闪电战计划来说，我看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讽刺了。但是，法西斯匪徒的指挥部现在已经顾不上人们的心情了。士兵们从莫斯科城下溃逃以后领到这种礼服，心中该是一种什么滋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住冻得透心儿凉的士兵们的性命。对于一个二等兵机灵能干，用稻草给自己编了一双能御寒的草鞋这样一件事，师里的报纸着实赞扬了一番。

　　在那些连遭失败和不断后撤的痛苦日子里，我的人民表现出坚强的性格。现在，当战线迅速向西移动时，这种性格又应该表现得何等鲜明！

　　在莫斯科城下坚守着的人，都是具有特种气质的人。他们能够血战到底，这不是任何一个凡夫俗子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假若我进驻了亲爱的、可爱的莫斯科，同卢克一道“租”一间“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房子；那我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弗朗茨，你说，你能理解吗？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大家都在谈论冬天。统帅部也许不知道俄国的冬天寒冷、多雪？这是疏忽，不了解情况，还是……上帝啊，这好象是叛卖一样。对自己的力量怎么这样没有底！我们已经到了莫斯科边上了，要把我们弄到哪儿去呀？到哪儿为止呀？为什么把一切都归咎于冬天？为了给大家以希望，到春天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还得活到春天呀！布尔什维克会得到喘息的机会。我们还向往过克里姆林宫呢！好象很快就要……瞧他们发的这些浅蓝色礼服！看到这些礼服，心里更凉了。你怎么不说话？还是这一切并不使你感到难受？”卢克用审视的目光，看了坦年鲍姆一眼。

　　“难道世界上有不为这些感到难受的德国人吗？瞧插在俄罗斯原野上的那些十字架，还有我们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我也非常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回到莫斯科去？还有，你真的相信这是撤退吗？”

　　卢克点起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走到地图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双脚叉开，一会儿跟起脚尖，一会儿放下脚跟。

　　他拿了一把尺子，放到地图上；量了量新旧两条战线之间的距离，回答道：“不，不，我不认为这是撤退。必须要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说这是撤退。”

　　这是头一次恍然大悟吗？有多少德国人在扪心自问——暂时只是自己问自己！…他们的部队曾经打到过什么地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这过错难道全都在那些被赶掉的无能的将军们身上？还是在这背后潜藏着某种更危险的、看不到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为同卢克继续谈下去，我原本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是要忍耐。我和大家一起，和卢克一起竭力找到事态发生转变的答案．我要对他的信任报以信任。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

　　“要是能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莫斯科就好了。”

　　“弗朗茨，如果不相信这一点，那就很难生活下去。”

　　安内玛丽·卢克写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信

　　日安，亲爱的弗朗茨！

　　今天收到了乌利里赫的来信。这封信走得比平时要久些。我觉得，乌利里赫把你们那里近来发生的情太挂在心上了。请你多开导他，给他一点儿信心吧。不会永远是冬夭。我相信，我们在绿树成荫的莫斯科河畔漫步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你还会请我到大剧院去看《天鹅湖》，我早就向往着能看到俄国舞蹈家们演出的这出戏。

　　你要的几本宇典，我已经寄出去了。你伯父的身体很好，正负责亲王广场区的防空工程工作。现在，他精力充沛；我觉得他又渴望生活了。不管怎样，这也是属于筑城工程学的呀！

　　热吻我那些亲爱的男人们。

　　爱你的安妮

　　在莫斯科城下坚守的战士，你保卫住了莫斯科，你没有玷污自己的荣誉。我看见你烟熏火燎的全身，烧焦的大衣，弹痕累累的钢盔。我看见你那倔强的眼神，从来没有这么突出过的颧骨——不眠之夜和对敌人的仇恨使你的面颊削瘦已极……我象你的弟弟一样为你感到自豪。我羡慕那“莫斯科保卫战参加者”的称号。从今以后，你将世世代代保持着它。请你放眼看看未来的和平年代吧，你暂时忘掉这漫天的大火、死亡的惨景，暂且忘掉在胜利时刻到来之前，在攻克德国国会大厦之前，你还要走过什么样的征途，请你想想另一个时代吧，几十年后，请你相信，在这世界上，没有比“莫斯科保卫能参加者”这几个字更为光荣的字眼！

　　我还记得法西斯匪徒押送的一队队俘虏……看到另一种俘虏队伍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来到了……这是被俘的法西斯匪徒队伍，被俘的将军、军官，还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将被押送着走过俄罗斯的城镇。这队伍会有多长？一眼怎能望到尽头！

　　苏维埃战士！我在心里对你说，你不仅为莫斯科的命运，而且为祖国的命运承担了重责。你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为祖国而战斗。你为许许多多的人树立了榜样，也为我作出了榜样。你不知道，你给了我些什么。你使我力量倍增，眼睛变亮，心头充满了欢乐。将来，我能有机会说出我此时北刻的感受吗？诉说都异常高涨的情绪；还有那不可遏制的愿望——超出这消息给我增添的巨大能力！

第三部 第一章 空降兵

　　1943年的4月和5月，一列列满载农业劳力的火车从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和奥勒尔附近驶向德国。

　　在许多村庄里，忽然出现了“新政权”的全权代表。他们设置了岗哨，把全体村民都赶到小教堂或者市场上，挑选最健壮的少妇和青少年，发给他们报到单。另一些队伍带着警犬到树林里四处搜寻，追捕逃走的人。从车站远远传来村民们的嚎陶大哭。

　　一节节货车车厢全都用特制的锁锁得严丝合缝。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向西行驶。

　　《晚报》的前线记者格哈德·卡利在通讯中写道：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表示愿意学习第三帝国现代化的先进耕作方法。德国当局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愿望，设立了志愿赴德登记站。预计５月中旬将有两列车志愿者抵达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但是，志愿者非常之多，不得不修改原计划。增调了１７８节车厢。志愿者途中的全部食用均保障供给。

　　“皮肤黝黑的年轻村妇杜霞·达维多娃有一对快活、狡黠的眼睛。她对本社记者说，这次旅行将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同其德国同行之间的联系。”

　　经过解译，这篇通讯的意思是：“在库尔斯克凸出部地区集结大量坦克部队……已同亚历山大·阿申巴赫将军的儿子、国家保卫局中尉于尔根·阿申巴赫相识。”

　　在沃尔斯克拉河和赛姆河上空一片灰蒙蒙。天空显得寒冷而宁静。鸟儿不飞。根本就没有鸟，也没有野兽，好象一切生灵都从这里逃走了。

　　在俄罗斯中部高原的上空，有一架飞机在飞行。机舱里的乘客是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沙根·姆纳查卡尼扬，康斯坦丁·坎杰拉基和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

　　他们这是第二次一起执行任务。在奥泽尔尼科夫中校指挥的部队里，他们曾经度过了７个月。这个由18人组成的小队变成了一支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队伍。潘捷列耶夫荣获了一枚红星勋章，保存在莫斯科的保险箱内。

　　斯塔尼斯拉夫每每回忆起那些日子，心里便觉得热乎乎的。在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加里宁在克里姆林宫把勋章授给了他。

　　……

　　潘捷列耶夫是直接从部队被邀请去参加大会的。“玉米机”飞得不高，两次遭到敌人扫射。飞机刚一越过战线，满脸雀斑的年轻飞行员便着陆了。

　　“还是给他们打中了，这帮混蛋！”斯塔尼斯拉夫心里忿忿地想。“现在要停多久呢？”

　　在坎坷不平的田地里，飞机很不灵活地跳了几下，便一头扎进茂密的草丛。

　　飞行员面色阴沉地说：“我马上修好。”

　　５分钟后，他喜笑颜开地从草丛里钻了出来，驾机腾空而起，又上路了。

　　当天晚上，潘捷列耶夫就被请到团中央，谈了很久，详细地向他询问了游击队的情况，还要请他在大会上发言，让一位指导员帮他准备。

　　指导员身边放了许多《真理报》和《红星报》，他帮斯塔尼斯拉夫写发言稿。

　　稿子修改、调整了好几遍，斯塔尼斯拉夫尽量把它背下来。

　　可是，他一走上讲台，背过的东西全都混了起来，乱了套，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为了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地从军装上衣袋里掏出稿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心里想：我怎么这样慌呵！接着，他使劲儿地吹了几下麦克风：“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在敌后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某部年轻游击队员，向出席这次反法西斯大会的苏联青年的优秀代表们致以热烈的共青团敬礼。”

　　他没料到自己的话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全场起立，鼓掌多时……

　　大会主席没有宣布发言人的姓：“请某部游击队员、一为屡建战功而荣获红旗勋章的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发言。”

　　主席再也没说什么，但是，这两句话已经足以使整个会场对这位冒生命危险越过战线的人充满同情和尊敬之感。

　　斯塔尼斯拉夫用旁观者的眼光看自己，他十分理解，自己也会对这样的人充满好感的。

　　这是不平凡的时刻。

　　在台上台下有十几个摄影师。他们给所有登台讲话的人都拍了照片。但是，在请“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发言”。时，特别关照摄影师们不要给他拍照。大家都猜得出为什么。过几天，他还要越过战线。他也许要化装成警察到某个城市、村镇去，在他的背包里放着一大块面包，里面藏着地雷。也许……

　　斯塔尼斯位夫介绍了游击队的作战情况。他们炸翻了７列军用列车，在敌后炸毁了３座桥梁和两个弹药库。

　　斯塔尼斯拉夫越说越激动。他把自己、维罗尼卡、沙根、科泰，还有队里那些新朋友们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对祖国大地的一片深情统统倾吐出来。这仇恨燃烧着战士们的心，这深情给战士们增添了他们从未想到过的巨大力量。

　　回到队里以后，他变得更加老练、更加成熟了。他在大会筹备期间和大会上所感受到的和看到的东西，使他对游击队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深感自己对领导这些侦察员负有特殊的责任。

　　在莫斯科度过的这些不平凡的日子里，斯塔尼斯拉夫所感受到的和反复思考过的一切，在这世界上他只想对一个人谈。

　　维罗尼卡十分亲切地迎接了他。他觉得，维罗尼卡一直在思念他。她变得更严肃、更沉默寡言，而这和严肃和专心致志的神态对她只有更相宜……在队里，维罗尼卡担任报务员。象所有的报务员一样，她被拴在指挥部，和自己的电台形影不离．大家象珍视眼珠一样保护她，不让她去参加完成战斗任务。她勇敢、坚毅，又十分懂得分寸，一点儿也不流露出渴望和同志们一起去完成任务的心情，也从不表现出这种单调的工作让她感到多么厌烦。维罗尼卡在这次同志们回到“大地”后，便请求让她去做正正经经的工作，派她到己经配备了报务员的队里去工作。

　　有个情况帮了她的忙。维罗尼卡现在正飞向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心急促地怦怦跳着，因为那熟悉的土地就要出现……还因为她就要跳伞了。

　　维罗尼卡面对就要跳下去的无底深渊，心里很有些胆怯，可是这谁也不知道：同她一起飞行的朋友们不知道，她曾经和他们一起在巴库公园首次试跳过跳伞塔；航空俱乐部教练员不知道，他曾经把她当作榜样，让其他姑娘学习；就连同意她参加跳伞的少校也不知道。

　　她一共跳过９次伞。每当她走向打开的机舱口，感到气流直冲面颊时，心里都怕得要死。她朝地面一望，连气也透不过来。她担心自己没有勇气离开飞机。她原以为，第五次会比第二次容易跳些，第八次会比第五次更容易些。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今天他们不光是跳伞，他们要空降到敌占区。她完全是凭自己对自己的命令往前跨出这一步的。这个命令要比她的性格、愿望和生命都更加强有力。

　　在维罗尼卡的衣兜里装着一块小小的护身符，这是从沃尔斯克拉河边检来的一颗小石子。12岁上，有一次，她险些淹死。她本来觉得自己可以象秋天那样横渡沃尔斯克拉河。不知是因为过了一个冬天忘记了怎么游，还是因为河水上涨，游到河中央便觉得全身无力。她仰面朝天，双臂加快划水。她呛了几口水，感到呼吸困难，双手也变得沉重了。她想全力呼救：“救命呀，要淹死啦！”

　　然而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做。世界好象被连天的大水隔开了，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这就是她自己……20分钟以后，维罗尼卡强迫自己从对岸游回，虽然就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只小渔船。她捡了一块带深灰色花纹的小石子留作纪念。这块小石子每每使她想起自己能够战胜自己的那一刻……

　　夜里还颇有些寒意，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很快到达营地，所以维罗尼卡身上穿了件褪色的坎肩。男子们穿得都很单薄：满是皱折的旧军装和很久没擦过的皮鞋。乌黑发亮的大胡子使姆纳查卡尼扬看起来年长了７岁，甚至整整10岁。一下子认不出他了。在母亲给他寄来的厚袜子里，他挑了双最旧的。他犹豫了一阵：拿还是不拿？和同志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带上了。同志们以为，他把这些厚袜子看作是对家庭的怀念，十分珍贵。让他带上吧，这没什么不好。难道在一个突过围的战士的背包里放不下一双穿过多次的旧袜子？可是沙根需要这双袜子，那是有特殊原因的。两个月前，他参加了一次空降行动。那是他第六次跳伞。他着陆时不小心，扭伤了左脚。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走路时竭力不一瘸一拐。现在，他把两只厚袜子都穿在左脚上，在脚腕子上还紧紧地扎上了一条绷带，以防万一。

　　“大家吃点儿东西，好快些着陆。”斯塔尼斯拉夫说。

　　斯塔尼斯拉夫满以为坎杰拉基会响应，说句笑话，让大家轻松一些，因为朋友们过于紧张了。可是，坎杰拉基却一声没吭。

　　在用金属管弯成的座位上，摆了一大盘罐头黄豆、煎鸡蛋、香肠、洋葱，飞行员还慷慨地拿出一小桶格瓦斯。

　　“吃完了，” 沙根对维罗尼卡说，“我请你用面包好好擦擦盘子，这可是个好征兆。”

　　维罗尼卡笑了。她想起坎杰拉基讲过的他小妹妹的一段故事。

　　有一次，母亲对小妹妹说：“吃完洛标①；用玉米面饼好好擦擦盘子，你会有一个漂亮聪明的丈夫。”

　　小姑娘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得意地卷弄着胡子的爸爸（他刚刚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回来，情绪正好），问道：“你小的时候为什么不换好擦擦盘子呢？”

　　爸爸装作气死了，一再追问女儿：“你们是不是故意耍笑我？告诉我这是谁出的主意。你告诉我，我给你楚赤贺拉①吃。”

　　“谁出的主意，当然是科泰啦！”女儿满不在乎地答道。

　　【 ①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地的一种甜食，用葡萄汁、胡桃、麦粉制成，作香肠形。】

　　1940年秋天，科泰请维罗尼卡和潘捷列耶夫、姆纳查卡尼扬到纳塔涅比自己家里住几天．那时，从巴库到巴统有直达火车。

　　４个人因为受表扬，每人得到10天假．他们想顺路到捷列扎村过一夜，看望马尔塔·佩斯科夫斯卡娅和斯塔尼斯拉夫的亲戚们。可是，上级告诉他们不要去。

　　于是，他们便直接来到天堂般的柑橘之乡。坎杰拉基一家住在第比利斯。他们在这里的房子大半年空着没人住．维罗尼卡觉得这实在不公平。不论春天，还是冬天，许多人都向往着到这里住，这哪里有什么冬天呢！简直妙不可言。如果能多造些高大漂亮、宽敞明亮的房子给全国优秀人物住，那该有多好。多么美好的大自然啊！在这样的大自然怀抱中，决不应该恼怒、焦急、怨恨，总之，决不该生活得不好。

　　维罗尼卡记得，庄员们是怎样为农庄的司机和接生员这对新婚夫妇盖新房的。

　　全村好象就等着这两间一套房子起墙、上瓦的一天。这桩事一完，邻居们就象按照命令似的，把桌子、椅子、方凳，总之所有有面和四条腿的东西全都搬到院子里。摆的桌子足够坐下１５０人。

　　房子还没盖好就先请客，这个风俗使维罗尼卡非常吃惊。

　　人们向她解释说，剩下的都是些小事了。最重要的是有墙壁和房顶，其余的都是小事一段。新郎新娘可以不必担心，邻居、远近亲戚会把一切都替他们安排停当。大家为他们筹款，把房子盖完，备齐家具以及新人建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农庄主席坐上座。他有65岁上下，长得很胖，头发斑白，老成持重。不管老少，他都叫得出名字，同时，也愿意大家很随便地称呼他“米哈科”。

　　席间提调人①在最先劝的几杯酒中。有一杯是为客人们——未来的红军指挥员干杯，“他们荣幸地保卫苏维埃政权给予我们的一切，使其免遭敌人的暗算。我们祝愿他们身体健康、成绩卓著，愿他们永远不要拿起枪，愿我们祖国的天空永远是和平的天空……”

　　【 ①此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一带少数民族的风俗，即参加酒宴者公推一人为大家劝酒，称作席间提调人。——译者】

　　全体起立，高举酒杯。

　　这时，有人递给提调人一只很大的、镶银边儿的高加索野山羊角，一下倒进去两瓶酒。

　　提调人把山羊角庄重地高高举起，经过两个人的传递，送到斯塔尼斯拉夫手中。

　　斯塔尼斯拉夫窘住了：“我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或者一饮而尽，或者放在桌上。”

　　“这怎么能放在桌子上啊？”

　　全场哄堂大笑。

　　13岁的小妹妹梅季科眼睛紧盯着科泰。哥哥身边坐着一个名叫瓦尔多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他除了这个瓦尔多以外，谁也看不见。这使梅季科很不高兴。

　　斯塔尼斯拉夫发现，梅季科十分伤心。她请科泰吃一块热气腾腾的馅饼，竭力要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个姑娘身上引开，可是哥哥心不在焉地说了声谢谢，便又把脸转向瓦尔多了。梅季科咬着餐巾，哭了起来，跑开了……

　　“你知道旁边这个姑娘是谁吗？” 斯塔尼斯拉夫问维罗尼卡。

　　“他上中学时的女朋友，现在在第比利斯学医。漂亮吗？顺便告诉你，科泰通知我，毕业以后，就在这个村子里将要有一次盛大的活动。你就等着邀请吧。瓦尔多已经同意和他结婚了。”

　　“唉呀呀，这个情报是不是只让少数人知道？你们以为会放我们走？”

　　“我希望这样。”

　　现在，科泰在飞机上想些什么？他在回忆什么？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盖上，双脚分开。他的姿势有点儿象一个刚刚从田里干活回来、坐下休息几分钟的农民。他用铅笔刀削一根棍儿，把木屑仔细地、一片一片地放到一起。他是不是在回忆自己的家和始终未能成婚的瓦尔多？

　　科泰生性不习惯于久等。他不时地看看手表，看着驾驶员：快到了吧？飞机在云层里穿行，测高计标明高度为1500米。谁也不知道着陆区的天气如何。

　　坎杰拉基心里对驾驶员越来越不满意了。他好象是个哑巴，话也不说一句，连点儿笑容也没有。甚至当他把一罐格瓦斯放到他面前时，他也没露出一丝笑容。

　　“对我来说，他是我对祖国大地的最后回忆啊……飞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领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互相称呼早已经习惯了的姓名。再过一两个小时，维罗尼卡就变成伊斯科拉，斯塔尼斯拉夫成了彼得，姆纳查卡尼扬改名为谢尔盖，而他，坎杰拉基，则改叫乔治。新的生活将比在原先那个游击队里复杂得多。法西斯匪徒正在进行大规模扫荡。他们就是想让别尔哥罗德地区绝对安全可靠。有一支部队专门用来对付游击队。驾驶员同志，你能不能带点儿人情味来为我们送行呢？说句话，要么就笑一笑。否则，以后我一想起你那副阴郁的面孔，就一点儿情绪也没有了。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好摆架子。驾驶员想向大家显示，他有多么了不起，他自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斯塔尼斯拉夫好象根本没有发现这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善于工作，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瞧，他走到驾驶员面前，俯下身，在他耳边问了些什么。驾驶员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斯塔尼斯拉夫‘翻译’道：‘到该跳伞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就这么一句话。诸位，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分，别打扰人家这个大忙人的工作。赫里斯托弗尔·麦列克谢托维奇老师会这样描述这位飞行员的性格的：‘反应较慢，尽守职责，不善交际，最适于当电车售票员。’可是，他却当上了飞行员。算了，别去管他了！我又没和他一起给孩子做过洗礼①！说真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不可能给孩子做什么洗礼。瓦尔多怎么样？我亲爱的瓦尔多怎么样？她身体好吧？是不是一切都顺利？她是不是相信我一定会回来？…她要是长得不那么美，我也许会安心些。你胡想些什么？假如她是另一种人，难道我会爱上她吗？…”

　　【 ①俗语，意即毫无关系，毫无瓜葛。——译者】

　　这时，驾驶员喊道：“接近着陆点，准备跳伞！”

　　现在是５时17分。飞机向一条蔚蓝色的走廊飞去，这条走廊把两片巨大浓密的云块分割开来。测高计的指针下滑到“1，200”，没停多久（飞机来了一个急转弯），又急剧下降到“６００”。

　　两个包着铁皮的箱子先下去了。第一个跳下去的是潘捷列耶夫，随后斯特伦佐娃也跳下去了。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是姆纳查卡尼扬。

　　沙根看见，在他的下面张开了３个降落伞。他强迫自己不数到10，而数到15才拉开了开伞环儿。他觉得自己刹那间好象停在半空中。气流托着他向上，在第一次跳伞时，他已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了。

　　早晨，没有风，降落伞一点儿也不打转。大地缓缓地逐渐接近。她是那样的宁静、葱绿、美好。沙根尽量不去想如何着陆，尽量忘掉那只发肿的脚。他清楚地看到，潘捷列耶夫已经在收伞，他的动作迅速，但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斯特伦佐娃和坎杰拉基眼看也要着陆了。在离这里不远的树林里有自己人。这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一定在注视他，保护他。游击队派人来接应他们。一切都会很顺利，很顺利。预感不会欺骗他的。

　　周围是多么美好，多么宁静，多么安详啊！谁说正在打仗，谁说人们在互相残杀、城镇遭到摧毁……大自然是无所不能的啊；战士们保卫着祖国的上地，也保卫着大自然，保卫着每一棵小草，每一株小树，每一条小溪，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捍卫这一切。让他们永远欢乐，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善良。

　　战争结束以后，我一定再来旧地重游。也许带着儿子，也许带着女儿来．我一定要教他们热爱这色调和谐、美妙无比的大自然，对他们说……

　　……

　　自动步枪的几梭子弹从小树林扫射过来。

　　姆纳查卡尼扬刚刚来得及想：“怎么？这是干什么？”他感到从地面上传来的枪声古怪而又荒唐。“别的同志怎样了？别的同志怎样了？别……”

　　姆纳查卡尼扬降落到地上时，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只听到忽高忽低的狗叫声。

　　潘捷列耶夫大声喊道：“往树林跑，快！科泰，你掩护她！”他扑到姆纳查卡尼扬的跟前。

　　姆纳查卡尼扬仰面朝天躺着，雪自的降落伞象殓衣似地盖在他的身上。

　　斯塔尼斯拉夫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沙根的胸脯上……沙根的胸上涸出了一片鲜红的血。

　　哭泣吧，爱卡努什·姆纳查卡尼扬，你哭泣吧！你再也没有儿子了。不要以为这是发阵亡通知书的文书弄错了吧，不要再织厚毛袜了吧。在一听到有人敲门便心惊肉跳的习惯没消逝以前，你还要织多个只？１只？10只？15只？你的丈夫受不住这悲痛的打击，留下你一个人，孤苦伶灯。哭泣吧，爱卡努什·姆纳查卡尼扬！让亚美尼亚的壮丽山河、天空、和风、花园同你一起哭泣吧。你在烈士开始学起步的村庄引了一股“沙根泉”。让泉水永世长流吧！

　　游击队员比带警犬的宪兵队早到了一会儿。他们在同敌人交火中虽然牺牲了两个人，可是却使空降的同志们转移到了树林深处。

第二章 深交

　　我16岁那年，有一位从乌兹别克来的客人到捷列扎村找我们农庄主席。他俩是在索契交上朋友的。

　　这位客人名叫阿隆·莫依谢耶维奇，是个革命前入党的记者，在州里的一家报馆工作。他不管谈什么，总是从地震开始，以地震结束。这场地震是他不久前经历过的。

　　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我，便抓住我的手，讲了起来：“我给您讲个故事，我给您讲个故事，您不会相信我的，正好象我自己本来也不会相信一样。我们报社来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在东方叫做美髯公。他抱怨说执委会不接待他。他从村里来找执委会，说蛇出洞了，可能要遭灾，他指的是地震。可是，执委会里的人对他说：‘老爷爷，您就放心回家吧，我们有地震站，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发生在哪里，它们都会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他说：‘我们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正经地告诉你们，蛇出洞了，一伙一群地，飞快地跑。你懂吗，飞快地跑。应该登报，让大伙都知道要出事。我怎么，难道我到这儿来是故意要把你们这些大人的脑袋搞糊涂？你们看我多大年纪啦！你们的头头儿在那儿？’我们社长开了个会，答应老人把一切情况都转告给总编辑。白髯公得了这个话儿，便放心地回家了……可是，谁也没把情况告诉总编辑。您瞧瞧，发生了什么事喽…其实，就是告诉了，事情会有什么两样？现在请您告诉我，我也许见识少，请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动物能感觉到地震，而人这种最高级的动物却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预感都没有？您瞧，他们还说有地震站哩！我告诉您他们那个地震站还剩下了什么吧。和我一起乘车的有个受了伤的人，就是他告诉我地震站还剩下了什么。永别了，上帝，这就是地震站剩下的东西。您以为，我们真的象自己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聪明绝顶吗？”

　　阿隆·莫依谢耶维奇说，邻居的一只狼狗夜里哀嚎着爬进主人的屋子。它抱歉似地爬进来，望着主人，尾巴一动不动。主人赶它出去，它突然奔到小孩床边，咬住熟睡的婴儿的衣服，跑出房子。所有在屋里的人都跑出来追狗。他们看见，狗停在街心公园，把孩子小心翼翼地放在草坪上，十分抱歉似地摇起尾巴来。主人心里想，狗一定是疯了。他害伯了，决定把狗杀死，免得它再惹别的祸，再咬别人。他去给民警局打电话，可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大地摇晃起来，电线杆子活象倒置的钟摆那样晃动不停，他们刚刚呆过的那栋房子，就好象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下沉，倒塌了。只见灰尘犹如一根柱子在房子倒塌的地方升了起来。

　　“年轻人，您大概以为，我阿隆·莫依谢耶准奇在吹牛皮。说老实话，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是吹牛，让我马上就陷到地下去……”

　　阿隆忽然收住口，朝四下里望了望，似乎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他那脱口而出的可怕咒语。

　　从前，我的确以为这个老头在吹牛。想找个人拉拉话，于是编出这么一篇鬼话来。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可改变了想法。我渐渐地相信起狗的嗅觉了，而且更相信人的预感。

　　深夜，卢克来敲我的门，不好意思地问我是不是有安眠药。

　　“鬼晓得我这是怎么了。睡不着。总是挂念父亲。”

　　我指了指白兰地，他皱起了眉头。

　　“不，不，谢谢。最好给我点儿安眠药。”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安眠药。”

　　“怎么，你不吃安眠药也能睡得着？” 卢克惊讶地看着我说。

　　这是两天前的事。今天，恩斯特伯父拍来了电报。是发给乌利里赫的。让我转交给他。

　　乌利里赫看了电报，两眼瞪着我，却好象根本没看见似的。他把电报递给我。伯父写道，乌利里赫的父亲在空袭时被炸死了，安内玛丽安然无恙。“我相信，亲爱的乌利里赫，你会象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对待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我知道要出事了，”卢克悲痛欲绝地说。“你也许要说，我怎么会早就知道了？”乌利里赫便咽着，对自己无限悔恨。“我预感到要出事，却没想办法防止。”后来。他镇静下来，擦了把脸，喃喃地说：“对不起……应该给妹妹回一封电报。”

　　乌利里赫用了好长时间，颇费踌躇地草拟电文。他从背后看我写些什么。后来，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卢克醉酒。他可怜安内玛丽，可怜父亲，可怜自己，可怜我、德国、俄国，总之，他可怜“这整个不幸的世界”。

　　在美国宣布参战后不久，他已经醉过一次了。

　　“我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力量还会受到日本的牵制，”我说道，“一般说来，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不会恢复得那么快。”

　　“你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他自以为比我高明，看了我一眼，回答说，“你不久就会看到日本的下场。”

　　我们俩坐在酒吧里。收音机刚刚广播了德国潜艇击沉了两艘驱逐舰的消息，周围一片吹牛喝彩。卢克摇摇晃晃地指着听广播的人，悄悄地对我说：“一群蠢货！”

　　那一回，他也颇有些醉意了，但醉得不象今天这样厉害。

　　我还想起一件事。

　　在第聂伯河畔一座小城的广场上，正对游击队员处绞刑。

　　一个游击队员高声喊道：“你们无法把我们全都绞死，不久就该轮到绞你们了！“

　　“弗朗茨，这一切能长久吗？”卢克问。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俄国能抵挡很久吗？不，不象是这个意思。

　　卢克现在常常同我谈一些事情，关于这些事他同旁人未必吐一个字。

　　“你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性格和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告诉我，战争刚刚开始时，我们相信在苏联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为什么在外高加索、中亚细亚没有发生暴动？为什么我们占领了伏尔加，苏联也没有垮台？”

　　我没有匆忙回答。

　　“你说老实话。你认为我们还有希望赢得战争吗？”他继续说道，“这些牺牲和破坏全都白费了，还是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了？”

　　我看了他一眼，轻轻地、好象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切早就清清楚楚了，乌利里赫。说句老实话，我觉得，现在每个真正忠于德国、为它的前途着想的人…”

　　他警觉地看了看我：“请不必说了。”

　　我后悔不该谈这次话。这时，鸟利里赫突然话里有话地兑：“周围尽是墙壁，而且隔墙有耳。”这就是说，我应该是防别人，不必防备他．我可以信赖他……就象他信赖我一样。

　　我做得是不是太出格了，是不是过于轻信“一时的印象”了？我是不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上当受骗了？可是，我需要助手……今天我必须做初步试探－－如果需要，我可以巧妙地、有步骤地后退。

　　我知道卢克很诚实。唉，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这样一把钥匙是太微不足道了。有一次，我问他：“乌利里赫，你怎么不从前线寄点儿东西回家呢？”他老大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反问道：“为什么你不寄呢？”两人都苦笑了一下。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战利品啦，邮包啦，寄邮件的时间长短啦……他很诚实……被法西斯分子欺骗了的诚实德国人难道还少吗？

　　“是的，我十分明白，隔墙有耳。不过……乌利里赫，这一切都会结束的。那时，总有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说‘总有人’，这就是说你有怀疑。”

　　“你难道不怀疑吗？不论在德国，还是在这里，也就是在前线，怀疑的人难道不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吗？”

　　“你告诉我，你莫非真的认为，吃一两次败仗，比如象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那样的大败仗，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我们打了多少胜仗啊？！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全国举行了国丧…可是．这只能使我们民族更加团结一致啊！这你也许不太容易理解…”

　　“乌利里赫，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不是为了说服我，而是为了说服你自己。”

　　“告诉我，你是不是有时后悔自己改变了祖国？”

　　“乌利里赫，也许，我们另找别的时间再谈这个问题吧。不过，我非常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热爱德国，热爱德国人民。有些人随时随地准备高喊：我们是雅利安人，我们是最优秀的种族，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不，我不喜欢这种人。我热爱另一个德国，我对它充满信心。”

　　“上帝呀，想想看，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的。两个德国人在谈些什么呀！现在这年月是多么奇怪！”

　　“而我更多地是考虑未来。”

　　乌利里赫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他希望我把话说完。

　　我却装作现在…不准备再谈这些了。

　　让他以为我和他一样，谈这些是为了解除心头的苦闷。我在他的眼里，暂时必须仍旧是个和他一样的德国人，只是我体验过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回想起这种关系，是因为我和他一样，想求得答案：为什么苏联没有垮台，是什么东西把战线那边的苏联人团结在一起的。让乌利里赫也动动脑筋，自己寻求答案吧。人对于自己求得的答案，往往更加坚信不移。

　　我要有耐心。我还要相信，这次没有结束的谈话绝不会不留下任何痕迹。

　　安内玛丽·卢克写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信

　　亲爱的弗朗茨！

　　谢谢你对我的安慰。原谅我信写得这么短。我难于提笔、思考，总之，做什么我都觉得十分困难。我现在

　　然一身，身遭不幸。在空旷的房间里，我总觉得好象听到父亲的脚步声。过几天我再详细写给你。上帝保佑你。

　　安内玛丽

　　那次我和卢克谈话未了，又过了几天，他从饭店回来，到了我的房间。他点起一枝烟，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军报，然后，象是谈家常似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为什么要告诉我．我只能推测。可是，如果这种推测属实……

　　他装作有几分醉意，故作兴奋地说道：“看来，咱们的事快成了。终于有这一天。不然的话，士兵们因为情况不明都快要闷死了。大家都烦躁极了。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还有这可恶的天气，我自己也烦得要命。”

　　我装作在想自己的心事，只是出于礼貌才听他讲话。

　　“告诉你，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卢克继续说。“正准备向品科夫卡空降几个人。品科夫卡就在我们对面。梅茨上尉刚刚请朋友们吃过饭，他是我的同学。看来，先给他预支了不少钱。多好的酒啊！

　　这些情况，乌利里赫好象是随便说说的。可是，我却在心里暗暗思忖：“他是不是在试探我？我是不是已经被怀疑上了？象我所了解的乌利里赫·卢克这样的人，会不会暗中进行策反？也许，时候到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早就准备好做这个决定了。”

　　两行数字传过了战线，通知“中央”：据未经核实的情报，６月４日和６日之间，将有身着苏军制服的德国兵空降到品科夫卡地区。

　　一架运输机顺利通过了前线，空投完毕，飞了一个圈，然后返航。

　　德国伞兵在树林边着陆．附近埋伏着一排战士和几个狙击手。

　　命令狙击手注意认出报务员，如果他准备发报，就干掉他。

　　携带电台的降落伞设有自动装置，在离地面４００米的高处自动开伞。一个身穿中尉军服的德国人跑到箱子跟前解伞绳。后来才知道，他是助理报务员。他想在报务员着陆之前做好准备，然后把电台转移到树林中去。

　　第一枪撂倒了“中尉”，枪声好象林中树干的断裂声。他扑倒在箱子上，似乎想抱起箱子，可是突然瘫倒了。

　　一辆汽车开到树林边，车上装着扩音器：“阿赫通格，阿赫通格①！注意，注意！不准靠近电台！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交枪不杀。注意，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准靠近电台，不准靠近电台！”

　　【 ①德语，意为“注意”。——译者】

　　德国伞兵全都卧倒隐蔽。

　　曼夫雷德·梅茨上尉朝汽车方向打了一梭子，立刻听到子弹从他的头顶上喂喂飞过。他停止射击，对方也停止。

　　上尉看了看周围，二等兵弗尔内科趴在他旁边，正十分沉着地把手榴弹一个个摆好，看俄国人会从什么地方出现。

　　二等兵的沉着坚定感染了上尉。他知道，司令部对这次空降寄托了很大希望。为了查明在德军准备发动攻击的主要方向上苏军力量的部署状况，精心地准备了这次空降行动。

　　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只能是司令部里的人，只能隐藏在为数不多的军官中间。这表明，在军官中有敌人。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空降失败的消息报告给自己人，这是他的职责。

　　“报务员博尔茨，准备发报！报告我们中了埋伏！二等兵弗尔内克，带两个人掩护博尔茨，其余人组织环形防御。准备好手榴弹！”

　　博尔茨刚要靠近电台，扩音器里便喊道：

　　“退回去！不准接近电台！退回去！我数到３；阿因、茨外①…”

　　“德拉依②”一出口，便响起了枪声，博尔茨的手负伤了。

　　【 ①②德语1、2、3的音译。】

　　“上尉，他们有狙击手！” 弗尔内克叫道。他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没能说出来：他手里的长柄手榴弹被子弹击中，落在脚下。

　　当天晚上，博尔茨向战线那边发了第一个报告。“指挥员在交火中负伤。其余的人平安无事。即将开始工作。”

　　博尔茨犹豫了许久。他该怎么做：在电文末尾要不要打个句号，以暗示空降遭伏击，已被俘？可是那样的话，俄国人迟早会识破他的诡计，谁知道……博尔茨想起了自己那对双生子…他想，曼夫雷德·梅茨没有权利…既然他自己也被俘，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于是，便打上了个分号：“一切顺利，即将开始工作。”

　　我又开始吸烟了，这是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吸烟。很长时间没戒过这么久了。一般说来，戒烟困难，而我现在却是吸烟困难。这次吸烟是因为有需要。现在和我联系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情平和、只有一条腿的烟亭售货员。这个烟亭设在别墅路和森林路交叉口的地方。德国兵奸污了他的女儿，杀死了她。他找到游击队，对他们说：“给我一个炸弹，让我一下子多炸死几个法西斯匪徒。”游击队员们和地都很熟识，所以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干你的售货员吧，等一个人同你用暗号联系，这样你会给法西斯匪徒造成更大的损失。”游击队员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售货员。

　　头一次见面，他对我的态度不怎么好，连话也不大愿意说。他悄悄地把我的烟盒放进衣袋里．我们说了几句话，便分手了。

　　看起来，对这位老人来说，和身穿敌人军装的自己人交谈也是一桩颇不简单的事。

　　卢克被委派起草一份告德军官兵书。这个文件将以集团军司令的名义在各部队宣读。

　　文件的提纲是：库尔斯克的胜利将是对斯大林格勒失败的报复，使德意志民族具有新的力量，加快战争的结束；我们必须把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武器的威力全部投入这次打击，使红军再也无法恢复元气；我军将用任何其他军队不曾有过的武器装备起来打这一仗；作战方案是在元首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元首信赖德国士兵，相信他们能向祖国、向全世界显示出自己的优秀品格；德国士兵们，祖国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都满怀希望地把你们看作是新世界的文明的使者，德国信赖你们！

　　明天一早，我要把新写的通讯寄给报社。

　　安内玛丽·卢克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信

　　亲爱的弗朗茨，你好。

　　这封信不是自我表白，更不是自我辩解。这是一封诚恳的信，写信人相信人们会倾听她的诉说，也能还会理解她的衷肠。

　　我本可以不告诉你，我在父亲惨遭不幸后是怎样过活的。我完全变样了，削瘦了。当我照镜子时，心里想：弗朗茨最好别来，不要让他看到我变成这副模样……可是以前……你知道，我是多么盼望同你相会啊！现在，我却怕同你见面。

　　在难熬的日子里，我对自己的老朋友奥托·霍茨英格尔更加了解了。从前，我们在一起上过学。他喜欢我，但我却没有察。在我患难之时，他是唯一没有丢弃我的人，是我唯一可以指望得到帮助的人。我从未想到过还会有人爱我。也许。在他的心中旧情重燃。我不知道。

　　近来，我越来越感到，在我们的关系中充满了幻想。那是一场甜蜜的梦。可是梦做过以后，总要醒来，回到现实世界中。要把我想得太坏；如果可以，请原谅我。如若不原谅…

　　反正都一样……我们还是有的可回忆的，不是吗？

　　上帝保佑你。

　　安内玛丽

　　在卢克看来，弗朗茨是极其不幸的人。他变得离群索居，常常陷入沉思，沉默寡言。乌利里赫知道妹妹写给他的信。他心里想：“也许，这样更好些？”

第三章 暗号

　　战线苏联一侧的情况。使曼夫雷德·梅茨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载重汽车首尾相接，把防坦克的阻塞栅运到前沿；车队过后留下缕缕青烟，没等烟雾消散，又一队载阻塞栅的车队开了过来。一大早，他便被从街上传来的各种嘈杂声音吵醒，他向窗外望去，看到一辆辆崭新的坦克以及担克手，他们愉快地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个个都显得踌躇满志，对自己的坦克十分满意。他们的神态表明，他们早就等待这一时刻了。他们多么高兴能有机会在战斗中考验自己，同时也试一试这些战车。德国谍报员的耳朵还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飞机轰鸣声。梅茨心里明白，在德国人称之为库尔斯克凹形地带，而俄国人称作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地区里，正在集结多么大的力量。

　　就在不久以前，梅茨设想的还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只看到一方的力量，便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得住它；他和全军上下一样，相信俄国人就要被击退，就要把它再赶回到伏尔加河。

　　现在，今天，此时此刻，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博尔茨怎么做。他是不是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发报（他只要不打逗点就足够了①）。难道会……博尔茨是老朋友，他们一起参加过尔热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空降行动。那次，他们穿的是苏联民警制服，带着精心伪造的证件。参加空降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精通俄语的人。他们一会儿装成狙击队，一会儿扮作抓德国间谍的人。简单化装一下，他们又变成几个突围出来的伤兵和疲惫不堪的战士。那次博尔茨表现得非常出色！应该相信他！不相信博尔茨，还能相信谁？

　　【 ①德语中的句号为一圆点（·），所以句号与分号只差一个逗点。参见第343页。——译者】

　　在尔热夫和斯摩棱斯克那次行动中，一切都很顺利。在两个地方他们只丢了３个人，毫不费力地越过了变化不定的战线．那一次，一切都非常顺利。

　　今天，在这难以逆料、难以预见、但也是考验一个真正士兵的情况下，博尔茨表现得如何呢？他是不是失掉了毅力？他的锐气是不是受到了挫伤？

　　反谍报机关的中校每天同梅茨会面。中校想压他叛变。

　　“您必须亲自证实空降小组完成了任务。至于什么任务，我们会告诉您的。我们给您机会，让您赎清哪怕一部分罪过……”

　　“我要考虑考虑．这需要时间。”梅茨对中校说。可是他心中暗自思量：“这么说，博尔茨胆怯了。我知道自己的职责，我要让自已人知道，这个电报是假的。空降小组中了埋伏。告诉家里博尔茨已经成了叛徒，司令部里有红军间谍。”

　　在电文的末尾，梅茨打上了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暗号。

第四章 乌利里赫·卢克

　　乌利里赫·卢克，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胆敢这样干？谁给你的权利？你知道不知道，你无意之中说的这几句话会引起什么后果？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泄露军事机密会受到什么惩罚？你怎么能走这一步呢？你是个德国人，德国人的儿子，元首的臣民呀！

　　“在品科夫卡地区将要进行空投”，“梅茨上尉请朋友们吃了饭”。

　　假如弗朗茨·坦年鲍姆，这个坦年鲍姆少校的侄子，亚历山大·阿申巴赫的熟人，是被派来盯你的梢，那你该怎么办呢？为什么你认为这不可能？就是因为那次翻车的时侯，你帮了他的忙？可是，他的伤早已痊愈，他可以忘记那回事了。假如弗朗茨是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这会意味着什么？他总是笑容可掬，表面上对你颇有好感，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年月里，全军上下，举国上下，到处都互相监视、互相盯梢，表面上的好感又能说明什么呢？

　　你干了叛卖的勾当。你走的这一步，可能会给你的祖国带来损失．如果情报落到敌人手里，那你再也别想得到安生…不，话不能这么说。假如你不是在1943年，而是在两年以前，也就是要你请坦年鲍姆去浴池洗澡，看看他胳膊上有没有刺花的时候做这种事，那你才终生不得安宁，痛苦无穷呢！假如那时没有发现刺花的话，你会十分坦然地等他洗完澡，送他回家，很有礼貌地道别，然后轻松愉快地打电话给阿申巴赫上校，告诉他坦年鲍姆象天使一般洁白无暇，在他身上连一个小黑点儿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刺花……

　　仅仅过去了两年，在你这个自以为纯粹的雅利安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的职业受到大家的敬重，十分引人注目。你必须找到能够“抓住敌军官兵的心”、使他们“眼明心亮”的话。你熟悉自己的工作，上司也十分器重你。

　　可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是什么迫使你发生了变化，重新审度各种事物、现象和人？德意志民族从不习惯于遭到失败失败使它越发经常思考明天将会如何。可是，难道一切问题都在于德军打了败仗？你哪儿来的勇气代表全民族讲话？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日子里，我们民族难道没有表现出生气勃勃，精诚团结？“没有学会失败的人，永远学不会获胜”，这句格言并非今日才有。

　　你夜不成寐，也许是因为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神经，没有学会信赖元首，信任元首对人民做出的允诺？

　　但是，２年、３年、５年以后，元首曾经周密思考过的东西，以及他所做出的允诺，会不会是对日耳曼民族切身利益的真正的、根本的、公然的背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叛徒的叛卖行径岂不成了崇高事业，成为那些能够预见不久的将来、敢于涉猎禁区的人应该为之献身的唯一事业了？

　　那些只想今天和昨天的人，会把你叫做背叛信仰的人。对往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回忆，现在重又出现了。你想起了一个虔诚的教徒。老早以前、他曾经讲过，犹大是耶稣最忠实的学生……他用背叛行为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耶稣说过：“你们当中会有一个人出卖我。”可是谁也不愿意干这种事……只有犹大明白，如果耶稣的预见不能应验，谁也就不会再相信耶稣是神，也就不会世世代代对他顶礼膜拜，所以他便出卖了耶稣。他使自己的姓名蒙受了奇耻大辱，然而却造就了一位神。是的，在这世界上，有人甚至能为犹大辩解。可是卢克，谁又能为你辩解呢？你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妹妹承担责任，还要为自己世世代代精忠报国的先辈们承担责任．但是，在今天，“精忠报国”意味着什么呢？谁能讲出道理来，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

　　卢克多年从事心理学研究，他的经验和观察力，再加上那种无法说清也无法验证的直观感觉告诉他，弗朗茨·坦年鲍姆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他比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学教师要聪明机警，也更有修养。如果在从前，只这一个念头便足以使他胆战心惊，他会疑窦丛生，好生警觉起来，还会同那些对这种情报异常感兴趣的人们谈谈自己通过观察获得的印象。

　　从那时起过去几年了？在周围以及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东西迫使他暗暗希望：弗朗茨最好“别是那种人”？

　　那时，在充满了不幸的两年以前，卢克也不曾是“那种人”。对他来说，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可信赖，一切都可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应该发生的．德国向全世界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德国共产党人把战争称为犯罪，他们被当作内奸投入监牢。那时，一切都很顺利，德国正靠战败国大发其财，举国上下，士气高昂，充满了乐观情绪。共产党人是从哪儿得到力量，是什么促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新秩序？台尔曼和他的同伙果真如此有先见之明？果真如此相信自己正确，以致为了擦亮别人的眼睛而不借一死？难道他们的预言不正在成为现实吗？难道真理不确实在他们一边吗？

　　在今天，什么叫做精忠报国？

　　他，乌利里赫·卢克，一向被认为是新秩序的捍卫者。尽管他不是国社党员，但谁也不怀疑他对这个党的思想是否忠诚。在他上下左右的人都深信，他是竭忠尽诚的。他草拟了多少对敌宣传的传单呀！为宣传机关起草了多少专题材料！写了多少个告德军将士书！以前，他是基于坚信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正确，才做这些工作的。而现在却只剩下了惯性。他现在越发明白了，他是生活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他在受骗，而他和千百万不抵抗主义者一样，觉得最好还是装作相信这些欺人之谈，这样对自己更有利些。他简直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会被人欺骗。许多年来，他已经不敢再独立思考。许多年来，一直向他灌输。要他相信：“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你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担心，有元首在为你费神操劳。”

　　是不是已经到了该他自己动脑筋的时候了？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决定。头脑迟钝、意志薄弱的人从来不想这些，别人怎么过日子，他就怎么过，随波逐流。就比如这个目空一切的蠢货于尔根·阿申巴赫，他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极其满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十分简单。他总是顺从地表示同意、服从、执行，从来不想一想，他所干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德规范？话又说回来，对他来讲，根本不存在“道德规范”这个概念。他只懂得，这对他是不是有利，是不是有助于他在这个世界上确立地位，以至飞黄腾达。他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个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上，象他这种才学平庸的人才能傲然自得。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卢克来说暂时还完全是陌生的，它具有另一种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按照自己的、卢克暂时还想象不出的常规生活。坦年鲍姆正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坦年鲍姆不常和他谈话，而且出语谨慎，好象在用心观察着、试探着。这些谈话难道全是偶然的吗？卢克深信，弗朗茨对发动战争的人决无好感。他最初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卢克感到自己正从老的躯壳里蜕化出来。

　　他和这层躯壳分离是十分痛苦的，鲜血淋漓地撕扯着的不只是皮肉，不，撕扯的是他的灵魂。但是，他已经在剥离一层皮，他已经无法不一蜕到底。他决不回头，没有力量能使他回头，卢克也不想寻找这种力量。

　　如果能知道弗朗茨到底是什么人，那该多好啊！为弄清他的身分，卢克情愿付出巨大的代价，弗朗茨不怎么信任卢克。应该给他机会，让他迈出第一步。卢克向他透露了关梅茨空降小组的情报，这是他迈出的一步。假如弗朗茨不是“那种人”，他会毫不迟疑地想方设法把情报通知自己人。可是，坦年鲍姆并没有这样做。梅茨小组已经开始执行任务。这就是说，在品科夫卡地区没有人设埋伏等待空降小组。也许，这样更好些？那一次，弗朗茨是那么心不在焉地听他讲话。他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真的不感兴趣。卢克不过是太疲倦了。对自己有些信心不足，于是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

　　的看法，而且让它占了上风。

　　他怎么会认为这个人是俄国间谍呢？弗朗茨太年轻了，只不过刚刚开始思考。他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秘密，他十分信任卢克。就是这么一回事。弗朗茨还想证明，他也值得卢克信任。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

　　在卢克的身边没有、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人，他可以与之推心置腹了。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还要努力学会睡得好一些。象坦年鲍姆那样，不靠安眠药过日子。

　　可是，在那次谈话时，弗朗茨为什么说：“乌利里赫，迟早总会有人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

　　漫长的，令人苦闷不安的一周过去了。就在周末，乌利里赫听到一个消息，此后，他的许许多多疑团便随之烟消云散了。他既已迈出第一步，就该迈第二步。乌利里赫得到暗示，在他身边的是朋友，他背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义在他这一边，这一点卢克看得越发清楚了。

　　就在周末得到了消息，梅茨空降小组中了埋伏。埋伏的地点十分准确。报务员借口指挥员着陆时负伤，藏在树林的另一面，所以违反规定独自署名发报。报务员报回了有关炮兵连的部署、军用列车运输等情况；红军防御体系以及预测的地雷区等情报。起初，人们相信了博利茨提供的情报，因为空中侦察证实了他的报告：空降小组夜袭“卡秋莎”

　　炮兵连成功。可是，后来才弄清，原来梅茨已经被俘，而他的报务员当了叛徒。第二个空降小组也中了埋伏。但是，梅茨还是骗过了敌人，得到发报的机会，用密码报告了他们已经落网的消息。

　　现在，弗朗茨的一举一动在卢克的眼里都带有特别的含义。以前，他从未注意过这些。弗朗茨开始吸烟了，可是看不出他吸得很香，而且，独自一人时，他从不吸烟。他吸烟很可能是为了同烟亭的那个售货员接头。卢克记起来了，弗朗茨在得知梅茨要空投后不久，蹲着四方步到烟亭去找的正是那个售货员。虽然坦年鲍姆当时还有香烟，而且他也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到森林街去……不知情的人，决不会注意到这些。可是，卢克却记住了那次买烟的事。弗朗茨表现出很信任他。当然，别的侦察员是不会这么干的，这会使联络员也受到威胁。坦年鲍姆也许实在太急于要把重要的情报送出去，不管怎样，换一个侦察员会干得更慎重些。

　　报社经常给他寄来的那些信呢？为什么他从不提起和报社有联系这回事？谦虚吗？不愿突出个人？可是，不只卢克一个人知道格哈德·卡利是谁的笔名。这就是说，用不着多动脑筋便可以推测出，他在柏林那些幸存的共产党人当中也有助手。卢克近来常常想这些共产党人，他们身上具有一种令人赞叹的特点，对法西斯党徒会把德国引向何方，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假如阿申巴赫和思斯特知道是什么人冒充“侄儿”来到德国，再看看阿申巴赫上校那种过于自信的神态，恩斯特伯父的憨像，一定会十分有意思。

　　这位“侄儿”在战事发生变化，战况逆转的时侯对我剖自心迹，难道事出偶然吗？这个人有何等强的忍耐力、毅力，又是多么镇定啊！如果大家开诚布公的话，他肯定会招募我的，招募而不讲任何条件……他相信我有分析各种现象、权衡各种情况的能力。他相信我能象心理学家那样善于识别人。相信我善于抉择。

　　他对我只说过一次：“每个诚实的德国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不，不，等一等，我们还谈过一次话。我问他，为什么似乎战争一开始就应该在苏联爆发的骚乱却没有出现，他答道，骚乱是不可能的。他回答得十分肯定，好象给我一种暗示，在我们之间牵上一条看不见的线。

　　这就是说，他在期待着战争发生转机的日子。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在他们的军队不停地撤退、损兵折将、丢失城镇的时候，他在内心是何等地痛楚……可是，他从未表现出来过。在红军丝毫没有希望得救时，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到我们这一边。他内心充满着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念呢？我们在雷巴基时，所有的人都掐算着最后攻克莫斯科的日子，而他却在等待，并且知道为什么要等待。

　　可是，他还必须等待着我。不仅等待着前线发生变化，而且等待着我的思想、我的内心、我整个人都发生变化，等待着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弗朗茨也许已经猜到，父亲遇难使我产生了什么思想。在我们一起去给安内玛丽发电报时，我多年来头一次流泪了，而且并不感到难为情。坦年鲍姆看到了我流泪。

　　世界上的确有“醒悟” 和“赎罪”啊！它们往往姗姗来迟，但是永远不会无益。我相信这一点。

　　……

　　乌利里赫带上黑套袖，立刻变成一副一辈子收发文件、安分守己的小办事员模样。他准备校对清样。他的两手和下巴沾满浓浓的油墨。看他的样子，好象一头扎进了工作，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放下这些湿漉漉的稿样。

　　画家在作画以后，总要走到一旁，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卢克也是这样。他拿着清样。把双手伸开，端详着，似乎在问自己，要不要在这幅杰作上面再最后添上一笔？

　　他看了坦年鲍姆一眼： “一篇文章好象已经写完了，可是放放以后，又觉得可以改得更好些，更完美一些。你可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你记得不记得有人曾经说过：‘创作一部作品，即使平庸无华，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作品中的平庸无华之处却是何等地容易发现！”不记得？你别以为我这是评论员们的文章。我觉得咱们的文章写得满不错，只有两处要我们修改。现在，什么人都到部队里来了。请你大声点儿念。最好不要指望咱们那些校对员……给咱们派来的都是些毛孩子，他们连油墨味儿也从来没闻过。”

　　卢克生怕沉默。他总想说些什么。至于说什么，这无关紧要。他的思想异乎寻常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

　　坦年鲍姆刚刚读完第二句，乌利里赫惊奇地把眼睛往上一翻：“我早就想告诉你，你怎么总是发不好‘Ｐ’这个音？德国人早就不发卷舌音了，现在发法文式的小舌音被看作是风度优雅的一种表现。你不生我的气吗？这是‘德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好吧，这是顺便说说……往下念吧。”

　　还没等读完下一段，卢克又聊了起来：“催咱们哪。巴季尼克将军派了一名少尉到我这儿来要传单。我说，要过３小时才能印好。他嘟嘟囔囔地去喝啤酒了。明天他们要去博里索夫卡，把咱们的传单带给坦克集团军。你感到荣幸吧！”

　　“我好久没有这么感到荣幸了，卢克先生，”坦年鲍姆起立整装，立正不动，好象准备接受嘉奖似的，同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稍息，稍息，坦年鲍姆先生。您将来会受到嘉奖的，”

　　卢克学着他的腔调说。“当我们写给勇士们的那些话在他们胸中燃起永不熄灭的火时，这火……喂，”

　　乌利里赫突然改变了调子，“你有什么想法，将军到坦克集团军去，难道只是为了送咱们的传单？他还带着各种随行人员呢！看来，我们不会在这儿憋很久了。”

第五章 普里莫什·乔班

　　在一处不太显眼的典型的俄罗斯式高地的缓坡上，绵延着一片葱笼绿涛。在树林深处，离原林业局不远的地方，有一支人数不多、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游击队。几条慢悠悠的河从这里发源。这里的人们说起话来也是不紧不慢的，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稳、牢靠，让人信得过。

　　一片寂静。那是暴风雨到来前的虚幻的寂静。

　　库图佐夫游击队在养精蓄锐．一直还没露过面。游击队是由德罗兹特同志－施托科洛夫少校指挥。这是一位名声很大、英勇善战的军官。他嗓门儿很响，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误会却起名叫吉洪①。吉洪·叶列麦耶维奇曾经在敌后工作过一年。在游击运动司令部，他这支队伍特别受重视。

　　【 ①系“轻声轻气的人”之意．——译者】

　　……

　　德罗兹特坐在一根代倒的树干上，旁边是潘捷列耶夫。德罗兹特在听坎杰拉基和地的新朋友普里莫什．乔班在吉他伴奏下唱斯洛文尼亚歌曲。他回想起前不久，乔班刚刚被带来见他的时候，那时他苦苦地寻求着答案：乔班是个什么人，对他该怎么办？

　　普里莫什·乔班是两个月前来到营地的。他知道在附近的树林里有一支游击队在活动。他考虑了很久。应该带去什么情报。他很是酌量了一番，还演习了几遍，该说些什么才不致让游击队怀疑他是奸细。

　　他虽然经过几番酌量、演习，可还是搞错了：没能在预计的地方越过铁路线。警察追了他差不多一里多地，幸好他们没带警犬。他爬到树上，等着天黑。直到他确信，追踪的警察大概担心碰上游击队已经回去了，才爬了下来。他对着水壶，好生灌了几大口，然后，向着离开铁路线的方向走去。

　　第二天，游击队发现了他，把他带到营地。当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在森林里干什么时，他一声不吭地解开腰带，用尖刀挑开腰带末端的线，抽出一张卷成筒儿的纸：

　　“这是一张简单的平面图。德军最近几天调防的情况全画在上面，还有各师的番号。这就是我的证件。如果情况的确是这样，你们就会信任我，让我参加游击队。我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共青团员，是工人的儿子，叫普里莫什·乔班。你们好！我的俄语说得不错吧？”

　　游击队长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候。他用一块天鹅绒（这似乎是“往日”留下的唯—一样东西）使劲儿地擦着眼镜。他擦得那样出神，好象在这世界上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操劳。他不时地对镜片哈气

　　用天鹅绒擦了一遍又一遍，尽量拖着不作声。他知道自己的话的分量，所以不急于开口。

　　潘捷列耶夫打断了他的沉思：“德罗兹特同志，你不怕把镜片擦破了？……”

　　德罗兹特冷冷地答道：“带他去吃饭，我们再研究研究。” 然后小声地补充道：“看住他。要好好考虑一下。”

　　施托科洛夫当然赞同国际主义友谊。他心里想：“这个乔班看样子是个老实人，他很可能是法西斯匪徒的死对头，他送来的平面图也许非常有价值……不过，谁能知道德国人不会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奸细派遣进来呢。需要多少时间来核实情报？轻信会带来多少灾难啊！……故意挑一个外表讨人喜欢的人，经过严格训练，然后对他说：一路顺风，等你的情报。那里的游击队长是个头脑简单的蠢货，无论什么人他都相信，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吧。”施托科洛夫记得很清楚，附近的另一支游击队也曾经收留过这样一个自愿投来的人。队长是原区委书记，他不听从侦察班长的劝告，轻信了来客的明快的目光和长满茧子的双手。可是这个人原来是个间谍……游击队中了埋伏，队长为轻信付出了生命。也许，敌人现在正想巧妙地骗过他，德罗兹特……为了更能使人相信，派了个外国人来，要他自称是个有觉悟的工人、共青团员，帮他伪造了一张平面图。谁知道这个斯洛文尼亚人明天或者后天会搞什么鬼？现在游击队收留一个外人是毫无必要的。要等吃完一普特盐才能了解透一个人①。可是现在队里每一撮盐都是十分珍贵的……干吗现在要再找麻烦……但是。对他该怎么办呢？

　　【 ①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这句话比喻了解一个人需要好长时间。】

　　过了好多日子，乔班才时来运转。

　　德罗兹特把他请来，那双近视眼闪着和善的目光。看着他，用十分悦耳的声音对他说：“噢，我祝贺你，也祝贺我自己。我们队里一共有７个民族。现在你来了，瞧，我们队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国际纵队。祝你成为苏联游击队的一名真正的战士！”

　　坎杰拉基比任何人都乐于同乔班相识。他和大家一起为失掉沙根·姆纳查卡尼扬而悲痛欲绝。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是呆呆地出神，缓不过来。他天生忍受不住此事憋在心里，不能严格控制自己的言行。他一眼便看出普里莫什是个热情的、和自己脾气相投的小伙子，干是便和他要好了。科泰得知他俩都生在1917年12月，而且自己年长３天，便觉得自己对“年幼的朋友有一种责任感”，很有分寸地关照他，耐心地教他俄文。两人都有一副好歌喉、科泰是男中音，普里莫什是男中低音。普里莫什有时拿起吉他，轻轻地哼起斯洛文尼亚和格鲁吉亚歌曲《齐齐纳捷拉》和《从特里格拉夫山吹来的风》、《苏丽河》和《我们的德拉娃河》，好象这里不是战火纷飞，而是千里和平景象，四周一片安宁。

　　在这个斯洛文尼亚人唱的歌子中。有一首是歌颂波斯托依那钟乳石洞的。几个年轻战士在奔赴战场的前夕，相聚在这里。他们用双手彼此牵着臂膀，站成一个圆圈，千思万绪怀念着亲人，这些年轻的战士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注定要战死疆场，但是，他们除了为亲爱的南斯拉夫的自由而死，没有别的路可走，也没有别的幸福。

　　这首歌的曲调忧伤而缓慢，坎杰拉基不怎么喜欢，乔班只一个人唱。后来，有一次他承认，这首歌是他自己编的。在离这儿很远很远的游击队里，现在也许还唱着这支歌呢……

　　“咳，自己编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简直感觉不出来。你再唱一遍，尽量让我把词听懂。不过，这个波斯托依那洞是什么地方？它在哪里？”

　　“怎么，你从来没听说过波斯托依那钟乳石洞？”

　　乔班把吉他放到一边。“真的从来没听说过？说真的，我这个斯洛文尼亚人很难相信，世界上会有人不知道我们的波斯托依那洞。至于我自己，我对它的感情尤其深。”

　　“那你就讲讲吧。”

　　“啊，我们的山洞简直象个童话世界。岩洞象迷宫一般，进得去，出不来。一座座钟乳石象哨兵一样挺立着。还有静静流淌的比夫卡地下小溪……许多旅游者都到我们这儿来游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法西斯匪徒侵占了斯洛文尼亚以后、他们没有关闭山洞，想做给别人看，也想让自己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感到畏惧。

　　“小火车照常行驶，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人。

　　“我们共青团游击队就在这个洞里聚会。全队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计划十分宏伟。1941年6月22日那天，我们正在窄轨铁路的终点站相聚。我们共有7个人；3个工人，2个大学生，1个教师，还有l个电报员。我们弯着腰穿过很久没打扫过的回廊（长廊在比夫卡河边中断），过了河，绕过３个石笋，来到离地面大约两米的一个不大的洞穴。阳光透过隙缝射进洞里。这个洞我们用共青团的领导者、登山运动员博若·特拉沃加尔的名字命名。他在同德国巡逻队的一次冲突中牺牲。

　　“博若·特拉沃加尔是个直率、诚挚、英勇无畏的人。关于他的事，可以讲好多：他怎样把我们召集起来成立了游击队，如何搞武器、怎样教我学俄文……我父亲因为参加罢工被解雇了，这是1939年的事。他向同志们募集了一些钱，送给我们……他就象我的哥哥一样。

　　“他教我不要怕山，要爱山。我和他一起爬过好多次。现在，我们大家集合在波斯托依那石洞，商量一次战斗行动的细节。这次行动是由博若·特拉沃加尔发起的。我们有包炸药，要动动脑筋，怎样用更好。

　　“我们让一个同志放哨，大家来到洞穴的深处。可是，没过多久，放哨的同志便发出了警报。身材矮小圆胖、全身沾满油污的米洛施开着小火车进来了：‘收音机广播，德国人进攻俄国了！

　　‘黑乎乎的米洛施开着空车向终点站驶去，而我们的想法一下子全变了…我们想做给俄国同志们看看，他们在斯洛文尼亚有自己的兄弟，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的弟兄并没有袖手旁观。约万，就是那个电报员，住在卢布尔雅那的俄罗斯大街，炸药就保存在他家的地窖里。他提议炸毁高压线，而且要在莫斯科时间24点以前干完，让侵占斯洛文尼亚的法西斯匪徒记住6月22日这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抄不同的路来到约万家，有的带着背包，有的夹着公文包，有的提着箱子。天刚黑，我们便在离卢布尔维那到策列公路不远的地方碰头，每人挑选两根电线杆，每隔一根炸毁两根。在莫斯科时间差５分24点时，节日焰火开始了。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今后恐怕也见不到了。高大的电线杆子懒洋洋地、象是很费劲儿似地跳动着歪倒在一边，电缆象棉线一样断掉了。

　　“第二天，卢布尔雅那简直乱作一团。街头巷尾全都议论着游击队。关于复仇者的各种风言风语蜂拥而起，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传单里写道，地下游击队的战士们在机务段、邮电同、警备司令部大楼都埋了地雷，务请各位同胞注意、请勿靠近。法西斯匪徒竭力探明地雷，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还从萨格勒布专门调来了工兵部队。机务段差不多有10天没开工。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我们都到南方去了，来到大森林。在这里，曾经建立起我国第一批游击队。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国的游击战争会有这么大规模。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能参加斯洛文尼亚突击旅到俄国去，才能更好地同法西斯斗争。于是，我就来了。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乔班，你真是好样的……不过，你说实话，你不懊悔吗？和自己人一起战斗是一回事，大家了解你，你也了解大家，而…”

　　“我懂，”

　　乔班打断了坎杰拉基，“我习惯于先想周到，然后再干。干了……就从来不后悔。只要给我任务就行。在游击队里，不管什么任务，我全不怕。”

　　维罗尼卡既当护士，又当炊事员助手，还当缝纫工。闲暇时，她和朋友们一起唱最新流行的部队歌曲。这些歌子都是从“大地”传唱来的。只有彼得同志——就是潘捷列耶夫，从不允许自己稍微松懈一下、他感到自己手中有权。而且身负重任，因此变得严肃、孤僻起来。他和朋友们谈话不似从前，朋友们对他也另眼相看。因此，他心里觉得很不自在。可是，他坚定地对自己说：指挥员就应该象个指挥员的样子，只能如此……只是对维罗尼卡，他依然一往情深，暗暗地、痛苦地爱着她。

　　他一次也未尝试过吐露真情。他期待着，希望时间会帮助她做出选择。他以为，谁也猜不透他的心事。可是，队里有个费诺根诺娃医士，“我们的阿努什卡”双乳丰满，活象一朵可爱的凤仙花。她心里暗暗想道：“彼得同志干吗为了伊斯克拉折磨自己呢？虽然他竭力不露声色，可是，从一里以外就看得出来。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彼得同志不朝四周望一望？也许能找个更好的呢！他哪伯带我去执行一次任务，那就好了。不带我去，因为他还不够了解我，不够信任我。真该好好了解一下……我治好的人都知道阿努什卡有什么本事。可是，难道为了了解这一点，就必须吃颗子弹或者弹皮？上帝呀……让我的小心肝儿安然无恙吧！只要他有时看上我一两眼……他也许能猜到我会成为他的什么人。”

　　普里莫什感到对自己已经信任了，于是便向施托科洛夫和潘捷列耶夫谈了个想法。

　　斯洛文尼亚突击旅不知道乔班参加了游击队。他是被派到邻近部队去为电台取电池的，可是，他根本没到那儿去。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比如，他被俘了，后来又跑了出来，新结识的女友伊斯克拉帮了他的忙。如果他们被拘留的话，他可以这么说。乔班的证件齐备，所以德国巡逻兵不大会挑他们的毛病。如果碰上认识的军官，那倒可能有些麻烦事……可是，他们是向着跟斯洛文尼亚旅驻地相反的方向去的。他们可以亲眼看看城里的情况。顺便带上城里地下游击队要的定时炸弹。

　　“为什么你选中了伊斯克拉同志？这样的事要指挥部决定才行。你怎么，已经和她谈过这件事啦？”潘捷列耶夫问道。

　　乔班没有马上回答：“这一带她很熟悉。还有……我信任她。”

　　“我们研究研究你的建议，”德罗兹特同志说。

　　旁人看起来会以为，马车上坐的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是俄罗斯村妇，手中握着缰绳，另一个是斯洛文尼亚士兵，搭她的车走一程。

　　他们俩不说话，士兵用口琴吹着什么，村妇在嗑瓜子，不时地扬鞭催促着马：“穆夏，快点儿，别懒惰！”

　　前面站着两个警察。可是，这个戴白色印花头巾的村妇，还有那个士兵全然不理睬他们。

　　警察让车子停下来，让村妇出示证件。她羞答答地膘了他们一眼，把手伸进怀里，掏出用手帕裹着的通行证。

　　“你们从哪儿来？”年长的一个好奇地问道。

　　“苹果树村。”

　　“干吗到这儿来呀？有什么急事呀？”警察眯缝起眼睛，象公鸡那样把头一歪，看看照片，又看看人。

　　警察们事先得到通知，游击队员的通行证都是伪造的。表示贴照片的那条线只画到“ФＯРЛОЙФИГеР”①这个字中的字母“ｒ”，而在真的通行证中，这条线应该画到字母“ｅ”

　　【 ①这是德文字“预先的”的俄语译音。——译我】

　　“喂，你看看这儿。”年长的警察对另一个说，“你眼睛好使，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吗？”警察偷眼看看村妇的举止，神色是不是有些慌张。可是，这个女人似乎对这一切都不怎么在乎似的。

　　“好象都很正常。可是，还得查看查看马车。”

　　“哎哟，你们干吗这么疑神疑鬼的，自己人也认不得了！我象个游击队员，还是象个奸细？你们尝俩苹果，放行算啦！”村妇慢慢腾腾地从车上下来，象是要活动活动发肿的腿，提起篮子：“拿几个苹果尝尝吧！你们总是问‘干什么，干什么’，一个独身女人在城里要办的事还少得了吗？给孩子们买鞋，还要换点儿东西，自己也该打扮打扮了。不能总是没个男人自己过呀！”

　　“你那口子怎么啦？” 年长的警察一面挑又大又红的苹果，一面问道。

　　“走了，一点儿音信也没有，扔下两个小孩子，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年轻的警察为了履行手续，揪了掀帆布，把手伸进稻草摸了摸，没发现什么，便说道：“好象没什么问题。让他们走吧。”

　　斯洛文尼业士兵又吹起口琴来。走出好远以后，他才象是自言自语似地说道：“伊斯克拉同志，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俄罗斯妇女有多么了不起。你把一篮子苹果递给他，篮子底下藏着地雷。我从一旁观察你，你就象一个有两个小孩子的不幸的乡下女人，一丁点儿都不象游击队员。美妙啊！”

　　“吓，可别再碰上人了。这得感谢城里的地下游击队，搞到了能用的证件。”

　　当天晚上。他们来到城里。定时炸弹放在了约定地点，同时，拿到了弹药仓库的平面图，然后上路返回营地。

　　潘捷列耶夫去接维罗尼卡和普里莫什。他们应该19点回来。在预定越过铁路线的地方，施托科洛夫派了５名战士，以防发生意外。

　　已经晚上８点多了，天渐渐黑了下来。潘捷列耶夫心急如焚，不和任何人说话，他心里责备自己不该放维罗尼卡去。乔班一个人也能对付得了。

　　……

　　是的，这次进城，潘捷列耶夫很长时间都忘不掉。从那时起，他使对普里莫什·乔班产生了反感。他想在维罗尼卡面前…逞英雄。他们带回来了十分有价值的情报，可是在回来时……普里莫什把维罗尼卡送过铁路线，交给去接他们的游击队员，然后，自己从马车上拿了条绳子，甩到电线上，带着妈线钳子爬到电线杆子上去了。他大概想从一旁自我欣赏一番。可是，他干得入迷了，撞上了德寇的侦察队，结果腿上挨了一枪。办事牢靠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布西纳尔①的书读得太多了，居然把自己当作索尔维戈洛沃！其实年纪不算小，已经26岁了。在战争年代，这应该是很成熟的年纪了。

　　【 ①布西纳尔是法国惊险小说家。——译者】

　　德罗兹特最后又急促地吸了几口，才把自卷烟熄掉，然后朝走进屋来的潘捷列耶夫看了一眼。

　　潘捷列耶夫带来了刚刚从烟亭售货员那里拿到的一张揉搓得很厉害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巴季尼克将军要去坦克集团军的情报。

　　纸条是塞在一根漆成绿色的小芦苇根儿里，芦苇根儿插在树的树枝上。这棵树在齐眉的地方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刀痕。

　　德罗兹特看完后，问道：“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没讲有多少人护送？要是有整整一个师呢？那让我们怎么办，向他们发起冲锋吗？”

　　“我认为，护送情况可能同往常一样：一辆装甲运输车，几辆摩托车，也许还有一辆轻型坦克。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搞到这方面的情报。尽管这样，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将军决不会随随便便到坦克集团军司令部去。我想，同特种部队的同志们取得联系还是有用处的……３个半小时去，l小时开会，3个半小时回来，半夜可以回到这里。”

　　“你认为我们自己对付不了吗？”

　　“我不想这么说。但这次行动必须迅速果断。你也知道，特种部队的战士都是从体育学院来的，个个都是拳击手和角力士，他们受过特殊训练。”

　　“我坦率地对你说……‘未经核实’这几个字使我非常担心。本来早该习惯了，可是，我打心眼儿里不高兴采取这种行动。他们在城里不能很好地核实情报，你就为他们付出代价吧！如果情报不准，结果会怎样？我们只会暴露自己。也耽误了特种部队，能肯定特种部队现在自己没有已经筹划好了的战斗任务吗？”

　　“指挥员同志，你为城里的同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你就会明白，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获得我们拿到的情报。毫无疑问，风险肯定会有的，我很懂得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冒险也是完全值得的。”

　　“那好吧，干吧。放过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不可饶恕的。还有，你对普里莫什·乔班有什么想法？他要求去参加执行任务，说他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潘捷列耶夫皱起了眉头：“医生说，他还不能出门，可是昨天，我在离营地２００米的地方看见了他……我批评了他，对他说，我们虽然是游击队，但是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他不高兴了。”潘捷列耶夫把用弹筒做的油灯挪近了一些，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我坚决反对乔班参加这次行动。”

　　“那就算谈完了。搞一个战斗行动方案来。”

　　库图佐夫游击队中有一部分是原中央体育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他们进行了一次30公里夜行军，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了指定地点，在树林中隐蔽起来。这些角力士、拳击手、滑雪运动员、射手，在体育界都颇受尊敬。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战斗。他们袭击过敌人的纵深地区，炸过桥梁，也翻过敌人的军用列车。这是一些优秀的战土。现在，他们面临着一次特殊的战斗行动。

　　有７个游击队员和他们一起去执行任务，其中有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和坎杰拉基。坎杰拉基带着缴获来的崭新的自动手枪和一架旧的“费德”牌照像机。科泰想，如果一切顺利，能拍几张照片附在战报后面，那是很不错的。战斗小组由潘捷列耶夫指挥。

　　全体战斗员隐蔽在公路附近，开始等待。他们放过了３辆由警察护送的马车，车上载的是从博里索夫卡运来的面粉。他们又放过了一个换防的高射炮连。最后，等候多时的将军汽车终于出现了。将军的汽车由一辆装甲运输车和几辆摩托车护送，其中３辆在前面探路。

　　游击队员们没有动这３辆摩托车。当装甲运输车一过来，自动步枪使猛烈射击起来。

　　在主力收拾护送人员时，潘捷列耶夫派了４名战士去对付听到枪声便调头逃窜的摩托侦察兵。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了爆炸声，潘捷列耶夫知道，那几个摩托侦察兵被干掉了。几个燃烧瓶使装甲运输车冒起了冲天大火。有几个射手企图跳出来，扑灭身上的火。驾驶员和这几个射手立刻被消灭了。

　　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维罗尼卡搭起了活动卫生站。她和自己的助手，一个年纪在50开外、独眼的卫生兵，从小山岗上观看战斗进行的情况。特种部队的行动灵活而又协调，他们俩看得简直入了迷。暂时只有一个战士负伤，前臂挂花。维罗尼卡给他包扎，可是。他的眼睛和整个人好象还置身在战斗之中，不住地问：“好了吗？包扎好了吗？喂，快点儿……谢谢你，护士同志，你留在这儿吧！”他抓起枪，跑下小土坡，卧倒，又打了起来。

　　将军从装甲车跳出来，把一个公文包扔给了摩托手。摩托手立即起动，可是没能走出几步。坎杰拉基朝摩托车轮子打了一梭子，紧接着便扑了过去。摩托手欠了欠身，用尽最后力气把缠着公文包的细带子解开，象投石器那样把公文包扔到树丛里。

　　这一切，巴季尼克将军已经看不到了。

　　整个战斗进行得如此迅速，而且没人阵亡，这使维罗尼卡非常高兴。现在只剩下寻找公文包了。派了８个人去搜索。可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搜索的人还是没回来。

　　这时，有人在她背后小声地问道：“一切都顺利吧？……我来晚了，是吧？”

　　维罗尼卡转身一看，原来是普里莫什。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怎么能……不是严禁你走动吗？你的腿这个样子。你怎么走来的？”

　　“你是一个那么惹人喜爱的俄罗斯姑娘，生气对你是完全不合适的。我是爬山老手，追踪野兽的好手，跟着你们的脚印就找来了。我来晚了，全都结束了，是吧？”

　　“你最好别让指挥员看见。”

　　“你听到没有？”乔班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是德寇摩托车来了。很多。快，快，快进树林！”普里莫什从肩上摘下枪。

　　……

　　公文包被细带子挂在一棵不高的小树的枝杈上，在小树的遮掩下，很难发现。大家找了好久，最后，一个长着两只象“菜花”一样耳朵（角力士通常有这样的耳朵）的锉胖子叫了一声：“有了！”坎杰拉基立刻奔到他跟前。就在这时，传来了摩托车急促的嘟嘟声。

　　摩托手象摩托车越野赛的运动员一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他们把特种部队同树林中的游击队员分割开来，切断了特种部队的退路。坎杰拉基把公文包藏在军衣里，且战且退。他不时地用手按按前胸，虽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公文包就在身上，而且上衣的纽扣全都扣好了。

　　坎杰拉基低低地弯着腰，向两棵白桦树跑去。他卧倒，环视四周，看能把公文包扔给谁。可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在将军的护送人员中，有一个还活着，他朝坎杰拉基指了指。头戴钢盔的德国兵弯着腰，从三面跳跃式地向坎杰拉基围拢过来。坎杰拉基十分清楚，胸前藏着的公文包非常重要。可是，他也很清楚，他未必能把这个包交给自己人，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怎么办？他应该怎么做？他能做些什么？坎杰拉基手不离枪，继续急射，用不怎么听话的手打开了公文包，又用牙把打了５个火漆印的十分结实的封套撕开，然后将头、胸、全身紧贴地面，打开了地图。地图上从别尔哥罗德画出一个箭头，陡然向北，和另一个箭头相遇。

　　是不是用照像机把地图拍下来？然后学摩托手的做法，把照像机象投石器那样扔给自己人？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继续向德寇扫射，不让他们接近这两棵白桦树。坎杰拉基还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使这次行动不致落空？这个从别尔哥罗德指向北的箭头…德寇非常了解这张地图的重要性。坎杰拉基打开图，把照像机镜头对准，按了一两次。

　　其余的事情，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

　　他觉得自己在说胡话，觉得普里莫什·乔班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跪着射击。“我既然觉得这是乔班，说明我失了很多血。乔班在营地里呢……我必须强使自己抬起头，我不是个女人家，也不是窝囊废……好，再抬，再抬高一点儿，我听见普里莫什的声音：‘坚持住；是我在这儿。’他在揍德国鬼子，把他们的火力引向自己……还给什么人打手势……”

　　坎杰拉基再也记不得什么了。

　　德国兵微微俯着身子，冲向两棵白桦树。他们捡起地图、撕成几块的封套、公文包和照像机，抓住了受伤的侦察员，把他抬走了。他们放心大胆地走着，知道不会有人再向他们射击了。

　　德寇把将军的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马车里，企图绕开游击队。游击队一面射击，一面退到树林里。

　　普里莫什看见坎杰拉基被抬走了，不禁失声痛哭。

　　维罗尼卡在给伤员们包扎。她那双手的动作敏捷而不乱。她竭力根据枪声设想战斗进展的情况。她可以用耳朵分清游击队使用的施潘金式冲锋枪的清脆声和德国自动步枪发出的沉重声音。她从最后一个伤员的嘴里得知坎杰拉基被切断了退路……不过她也得知普里莫什带了３个小伙子去营救，她相信一潘杰列耶夫此刻也一定在普里莫什身边。

　　她不时地朝公路那边张望，突然，她在树林边看见了斯塔尼斯拉夫。他疾步走来，手里提着自动步枪，象是拿着一根棒槌。他眼睛望着自己的脚，似乎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再抬起头。

　　“他大概受伤了，或者受了内伤，很可能受了内伤。瞧他勉强地走着，简直象变了个人……”

　　维罗尼卡两手包扎得更快了。

　　她给一个生满红褐色大胡子、面色惨白的大力士包扎好头部后，小心地扶他倚到一棵树上，用棉塞擦掉他脸上，已经凝固了的血块，然后转过身问斯塔尼斯拉夫：“怎么啦？你受伤了？”

　　“全完了。快，快离开这里。”他朝伤员们点了点头。说道：“我来管他们，你走吧！”

　　“坎杰拉基怎么样？”

　　“现在不是时侯，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侯．你听见没有。我命令你离开这里。”

　　“你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吗？你看看这些伤员！”

　　“走开！”

　　潘捷列耶夫气急败坏地喝令道。“他们立刻就会派部队带警犬来。那谁也跑不掉！必须救出活着的人。离开这里。我命令你离开！”

　　“伊斯科尔卡，亲爱的，你走吧，” 一只眼的助手说道一“要是有事，我尽力掩护你……走吧。亲爱的。”

　　队伍怀着悲痛的心情回来了。任务没有完成，马车拉回了7个伤员。还有6个阵亡的同志车子上放不下，也没来得及把他们掩埋好。老卫生兵——维罗尼卡的助手也没有回来。

　　“这次行动组织不当，孤立无援，”施托科洛夫毫不客气地说道，并恶狠狠地瞪了潘捷列耶夫一眼。

　　潘捷列耶夫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这与其说是因为指挥员的责备。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目光。他极力克制着，没有作声。

　　施托科洛夫继续说：“有什么结果呢？没有结果嘛！一切全都吹了。我早就有预感。为什么肽误了时间？为什么让法西斯匪徒把坎杰拉基包围了？为什么没派人阻击？你们以为德寇会老老实实在那里等着你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找到将军的公文包？”

　　“指挥员同志，你问有什么结果，请你也允许我提个问题。你的队伍消灭过几个将军？我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向‘大地’汇报消灭法西斯将军的战斗情况。将军的价值有多大呀！”

　　“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辩解，可是我们怎么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辩解！”

　　潘捷列耶夫觉得，施托科洛夫那双眼睛透过放大的眼镜片显得格外冷漠。

第六章 于尔根·阿申巴赫

　　国家保卫局的迪特马尔·诺尔特上校是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军人，负过３次伤，受过两次嘉奖．他一向以对人不持偏见颇受大家称道。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总是公事公办，公务第一。今天，他竭力要自己忘掉于尔根·阿申巴赫是谁的儿子。

　　“我本来不愿意再提起马尔科夫将军这件令人失望的事。可是，师一级指挥员的俘虏毕竟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却没能很好地利用他。也许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也许因为不够坚决。我们不应该忘记。从这种俘虏身上获得的每一个情报都能保住许多德国人的性命．我不想再谈那些尽人皆知的道理了，何况现在您要打交道的已经不是什么将军，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破坏者而已。

　　上校用小刀把雪茄的一端切开，点着，然后吸进一口不太浓烈、甜滋滋的烟。

　　“我相信，您现在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诺尔特很不客气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来，同时着重强调“现在”这个词儿。我只想强调审讯这个人的特殊意义。巴季尼克将军遭到袭击，以及后来的情况，这您是知道的。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个破坏者拿到公文包之后，是不是看过这份计划，有没有告诉过同伙。我想，假如坦克集团军的部署情况以及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落到敌人的手中，其后果如何，那就用不着解释喽。必须对俘虏讲明，他要是抵赖，那将会有什么下场。不要弄死他，要尽量争取他。中尉，审讯时，在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陪您……他们可能不得不帮您的忙。不过，我不希望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协助您工作的还有翻译坦年鲍姆。他在高加索长大。有根据认为，被捕人也是高加索人。高加索人都十分勇敢，然而却有一颗非常富于感情的心。必须善于找到打开这颗心灵的钥匙。再说一遍，请尽量争取这个人。不过，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也还得让他明白，如果抵赖……或者不开口，那下场是不堪设想的。希特勒万岁！”

　　阿申巴赫满怀赤诚之情举起了手。他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好精神准备，进行这场决斗。

　　他喝了一小杯白兰地，马上觉得周身热血沸腾。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比平时更加强有力，头脑更加清澈敏锐。他心中明白，自己的前途已被当作赌注，他默默对自己说：“我知道，我相信，我的良辰吉日到了！”

　　阿申巴赫急不可待地等着开审的时间。在这场决斗中，将要受到考验的不仅是阿申巴赫中尉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而且还有他迫使敌手屈从自己的意志、压倒对手、要他开口的能力。

　　阿申巴赫高跷着二郎腿儿，坐在窗口。他吸着烟，沉思往事。

　　8年前，6月的一个傍晚，也是这样一个温暖恬静的月夜，在纽伦堡的策佩林广场上集合起参加火炬游行的人们。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整个广场。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城市的中心有这样大的广场。元首的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当然，也是对他于尔根·阿申巴赫说的。他说，德国人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必须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致力于全民族的目标，取得一个强大民族应该得到的一切。他还说，战争，只有战争才能振起强大的民族声威，才能还其本来的面目。

　　阿申巴赫兴奋之极、一种从未有过的激越之感在他胸中沸腾着。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象听元首讲话那样听别人讲话。他那兴奋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元首。他心中愤愤不平地想道，有人竟把希特勒称作不通文墨的狂人，不怀好意地散布流言蜚语，说他那本《我的奋斗》的８００页手稿中，居然有2，000多个文法和句法错误。有人认为，他的思想也同样是谬误百出。元首是不会错的。他不可能蒙骗人。他天生要统治，要统帅全民族。

　　希特勒站在一个不大的高台上。周围是一片火炬，阿申巴赫手中也举着火炬。看到一张张情绪激昂的面孔，他从侧面观察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名所向无敌的士兵。

　　是的，在那个永远值得怀念的晚上，他尤其感到自己同希特勒的事业休戚相关：他是不可战胜的军队中的一名不可战胜的士兵。这种感觉更加强了他的优越感，使他在为建立新德国而进行的斗争当中，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决无半点疑虑、犹豫和踌躇。

　　阿申巴赫常常问自己，需要多少年才能使每个德国人都感到这个事业同自己息息相关？用不了多少年。他相信这一点，用不了多少年。

　　德国的新一代，决不是1914年战败的那一代。有人认为，大自然每隔两代人要“休息”一次，去关注其他方面。大自然在这个家庭里造就了一代人杰，二代英豪，然后便对自己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家业一定能兴旺发达起来……”可是，这第三代往往是些意志薄弱、懦弱无能之辈。整个十九世纪，德国在技术、智识、军事等方面都涌现出了天才人物。这样看来，大自然也许真的让自己喘了口气，然后才猛然醒来：我给这个优秀民族做了什么蠢事呀！于是，才加倍努力补过。

　　８年前，谁会相信德国那么快就打败了波兰、法国、比利时，击溃了英国人，使他们战战兢兢地等着德国登陆部队顺乎天意的讨伐；谁会相信，德军竟然打到了伏尔加河……于尔根·阿申巴赫从容不迫的思绪一下子中断了。对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的回忆使他的思潮流向另一条河道。他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由鼎鼎大名的将军统帅的部队竟会陷入包围，为什么另一支部队竟无法冲破重围，前去营救？俄国人从哪儿来的这么大力量，这么多装备？不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斯大林格勒一仗大大振奋了整个民族，德国把更多的师团，最新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最新式的飞机源源不断送到前线。而且，帝国元首还答应造出举世无双的武器呢！俄国人以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能在乌拉尔以东新编师团，装备齐全，能让从欧洲部分疏散到西伯利亚的工厂开足马力。

　　但是，德国人知道时间到底对谁有利。阿申巴赫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他，于尔根·阿申巴赫，29岁便官到中尉。这个军阶是加官晋爵的跳板，他将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远见卓识、英勇无畏来达到目的。最后，他还要靠学习俄语所必须的顽强精神达到目的。４年来，他进步很大。如果讲得慢些，他差不多全能听得懂。自己也能讲……不过，讲俄语时最好还是用翻译。究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掌握这种很难学会的语言？

　　他相信自己的星相。迄今为止，星相还没有欺骗过他。两年前，1941年６月24日，他和一些人一起被空投到离明斯克15公里的地方。空降部队分成３个小组，引导德国飞机轰炸后撤的红军部队。

　　空降兵十分熟练地展开活动。在一次糊里糊涂发生的交火中，队长阵亡；这时。部队便由当时军衔最高的于尔根·阿申巴赫少尉继续指挥。关于这次战斗，他的确有不少战绩可以报告。他一直珍藏着此后不久收到的父亲来信。信中有些话是儿子绝少听到的；“于尔根，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相信，你将无愧于自己的门第。”

　　他还想起一件事。他７岁那年，有一次和母亲在小花园里散步。花园里。消防队的管乐队在演奏。一位吉卜赛老太婆喊住了他们。在她的目光中流露出那样一种神情，使于尔根的母亲不由地走到她面前，问她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想看看你的孩子。你记住，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请珍爱他，不要惩罚他。孩子，给我左手看看……你会成为一名武将。不过，在２０到30岁之间要招灾惹祸…可这没什么可怕的，你能避开它，会长命百岁的。”老太婆从怀里掏出烟斗，吸了起来。

　　于尔根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吉卜赛老太婆的面孔，她那张干瘪无牙的嘴，那只烟斗，还有那双闪耀着几种颜色的奇怪的眼睛。老太婆预言他在20到30岁之间会遇到麻烦。不过。那件麻烦事早已经过去，可以把它忘记了…他到当武官的父亲那里去做客时，陷入了窘境。他给一个吉卜赛音乐唱片女搜集家提供了一些情报，于是从她那里得到一大笔款子。在他伸手拿钱的时候，听到有拍照的声音。他只能猜测从哪儿拍。这“咔嚓”一声，在他耳边回了好久。

　　假如父亲不是那么严厉、吝啬。不是那么不通情理，也许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尔根从记事起，总是怕父亲。亚历山大·阿申巴赫对儿子十分严厉，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习惯于吃苦、习惯于不公道的军人。于尔根７岁那年，父亲曾经为了没把床铺好而鞭打他（先批评过他两次，可是他还是铺不好）。父亲一边用皮鞭抽，一边数落道：“部队里的司务长会教训你的，你愿意吗？愿意吗？……”

　　于尔根一向惧怕父亲，不喜欢他。

　　别想了…够了！让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滚到一边儿去吧！吉卜赛老太婆说了些什么？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取得什么成就？到今天为止，她的预言正不断应验。也许今天……今天他必须精神抖擞，因为今天下的赌注实在太大了。

　　“尊敬的坦年鲍姆先生！

　　我们的合作已经将近两年了，我十分高兴地告诉您，您写的关于东线战况的通讯，已经引起了您的同行和读者们的注意。通讯中包含着真实的体察，这说明您对俄罗斯的气质和风土习俗十分了解。至于对恢复旧时婚礼仪式和宗教节日的描写，还使读者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崇尚古风的生活的了解。现将我们收到的几封评论您的文章的来信转寄给您，它们也许能启发您形成新的选题。

　　请接受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盼您寄来新作。

　　诚挚的 卡林·帕尔姆”

　　住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名叫盖尔的人写道，他十分感兴趣地读了格哈德·卡利的文章。同时，他回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俄国俘虏时，他曾经辑录过几个民间传说。既然现在人们对俄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打算写出来出版。盖尔十分认真地把其中的一首壮士歌复述了一遍，说这个传说“在奥尔洛夫州家喻户晓”。他还询问道：“经过布尔什维克25年的暴政后，现在的俄国农民是否还记得这些古老的传说？”

　　坦年鲍姆好费了一番功夫译释这封信。真不值得这么用心计！鲁斯塔姆别科夫假托的这位俄罗斯古风的热诚爱好者通知：“关于国家保卫局中尉于尔根·阿申巴赫的材料。”下面几行是关于７年前那次行动的若干细节。

　　曼夫雷德·梅茨在电文末尾加上的暗号，使德国反谍报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先确定了哪些军官事先知道巴季尼克的行动。然后对他们的可靠程度做了审查。没有发现疑点。接着便着手进行审查中最复杂、最费时间的一部分工作——廓清这些军官的各种关系。

　　再过８天，在柏林就要开始监视《晚报》工作人员卡林·帕尔姆了。反谍报机关审查她的全部通信后，通讯员引起了注意。在11个通讯员中，有一个是军事翻译弗朗茨·坦年鲍姆。他在３年前从苏联来到慕尼黑探望伯父——退休少校恩斯特·坦年鲍姆。后来又查清，少校从未见过自己的侄子，也没有他的照片。

　　佩斯科夫斯基现在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卡林·帕尔姆在被捕前一天发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最后一封密码电报中，转达了“中央”对他的谢意，通知授给他“大尉衔”。

第七章 十毫升碘酒

　　“亲爱的安努什卡同志，我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告诉你，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需要一小瓶碘酒。”

　　安努什卡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她是一个有求必应、又处处喜欢照章办事的人。怎么能“不对任何人说”呢？她这儿是私营药房，还是部队卫生站？每一毫升碘酒都登记在案，何况游击队正面临着一场进攻性的战斗行动！一切迹象都表明，一个严重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从大家脸上的表情、指挥员的忙碌、还有其他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来。可是，他一开口就要整整一瓶。这不符合规定。普里莫什一个人干吗要整整一瓶碘酒？

　　“安娜同志，为什么你不说话？这不是为了我。”

　　“普里莫什同志，在游击队里不能这么办事，”医士干巴巴地，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道。“我们有指挥员。你我都不能有事瞒着他。看来，你不明白，你的要求叫我多么为难。”

　　“我非常明白，亲爱的医生同志。”

　　“我不是医生，我是个医土，不要恭维我。”

　　“你现在大概在想，这个斯洛文尼亚人多么狡猾。他有事需要碘洒，他这个家伙在耍滑头，是吧？”

　　“说老实话，我差不多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你这个南斯拉夫正规军的同志，不怎么习惯游击队的规矩……”

　　“彼得同志有一次已经这么说过我了，我们彼此之间都不太能相互理解。”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诉苦？”医士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问道。在她的心目中，彼得同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一个英勇无畏、英俊无比的游击队指挥员。谁想博得她的好感，谁就不该这么说话。纵使医士能够帮忙的，现在也未必肯了，因为在她的内心里刹那间得出了结论：这个人对彼得没有好感。

　　“不是诉苦，而是请求。”普里莫什用手掌捂住她那只黝黑的大手，用肯求的目光看着她。

　　安努什卡把手一下子从桌子上拿开。普里莫什立刻窘住了，他勉强挤出一句话：

　　“要帮助乔治同志逃跑，总得要点儿碘酒哇！”

　　“这和乔治有什么关系？普里莫什同志，你在打哑谜，我不习惯这么谈话。你明说吧。”

　　“你先别对大家说起这件事。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普里莫什要帮同志的忙，可能帮不成……原来是个吹牛大王。老实对你说，我只有一线希望。但是既然有希望，我就应该凭良心去利用这个机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小瓶碘酒和一点儿药棉花的缘故。如果没有药棉花，给点儿绷带也行。

　　“乔班同志，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你拿碘酒干什么？它对你有什么用处？”

　　“你不是爬山运动员，大概连个小峭壁也没攀过，要不你就不会问这些了。乔治被关在三层楼上。”

　　“碘酒，我问的是碘酒对你到底有什么用？”费诺根诺娃几乎要哭出来了。“你是不是在挖苦我？”

　　“我要用你给的碘酒经常擦手指尖，让皮肤变硬，让我能用手指尖扒着砖墙往上爬。每次用药棉擦时，我都会在心里说，去努什卡同志是个多么好的人，对谁也没说。送给我碘酒，因为她也想帮助另一个名叫科泰的好人…也就是乔治。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你听到没有？永远，”普里莫什十分严肃地、动感情地说道。安努什卡觉得他过分动感情了。

　　“你们斯洛文尼亚人全都这么说话吗？指东说西，专打哑谜？你直说不就完了……”

　　“现在给碘酒了吧？”普里什·乔班，这个从前的爬山运动员、现在的苏联游击队战士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给，你也别想……”

　　“你说什么？”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没有指挥员允许，这种事不能办。不符合规定。如果指挥员同意，也不能超过10毫升，虽然我真心诚意地想帮助乔治同志。”

　　“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我的话，你该怎么做。如果我要去找指挥员，那么大家就会知道我承担了……同乔治一起回来的责任。可是，他是在监狱里，那里有岗哨，有铁窗，这铁窗必须锯很长时间。如果我答应了。又做不到，那才是不符合规定呢。首先是因为我可能被打死。贴在墙壁上的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你懂吗？”

　　“亲受的朋友，我求求你，”医士忽然变得十分温柔。“去吧，去找指挥员吧……德罗兹特同志一切都会明白的，他会安排得很好。如果事情办不成，谁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德罗兹特同志还会给你配备助手。你知道，我们的德罗兹特是个十分诚恳的人。是战争把他弄得冷酷无情……你相信我吧，你不会后悔的……”

　　“咳……我来找你时，怎么也不相信你会拒绝，要不我就不来了。我以为你是个真正的同志…”

　　“别瞎说了，亲爱的。人家给你出好主意，你就听话吧。”

　　普里莫什绝望地、懊丧地挥了挥手。

　　库图佐夫游击队队长德罗兹特是个工作勤勉、不知疲倦、处事果断的人。他反对任何冒险。图侥幸、碰运气，这不符合他的本性，只有无所顾忌、不怕拼命的人，不靠理智、只凭感情用事的人才喜欢这样做。游击队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感到不足”——兵员不足，粮积不足，弹药也不足，只有一样绰绰有余，那就是肩负的重任。责任使水银柱不分昼夜、其重无比地压着胸膛、双肩、心脏和神经。这种生活使德罗兹特学会凡事都要精打细算，量方而行。在他身边都是些经过专门训练的侦察员、特种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应该相信他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具有的知识。但是，德罗兹特同志也清楚地知道，学校只是培养侦察员将来去工作，只有象他们这样的游击队才能使这些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侦察员，帮助他们培养坚韧不拔、独立处事的能力，帮助他们从内心深处适应工作。在游击队里，没有人理睬你个人的好恶，你的习惯和嗜好。在这里，你整个人，连同五脏六腑，全都属于游击队，属于交给你的任务。事情的确是这样，虽然听起来有1生刺耳，但是再也不能说得更确切了。每项任务的细节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核，以防失败，加重伤亡。所以，普里莫什提的行动方案首先需要全面论证，不能贸然从事。已经通知普

　　里莫什：他的想法需要研究。他问：“很快能定下来吗？”当他听到“会通知你的”这种答复时，撇了撇嘴，委屈地走开了。彼得同志对这个方案有些什么考虑呢？

　　潘捷列耶夫竭力使自己忘掉对乔班的恶感，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普里莫什的意见。他的确是个优秀的爬山运动员，可以攀登各种砖墙。”

　　“这我知道，‘你最好告诉我，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一－－”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队长，你听我说完。如果普里莫什·乔班一个人去，没人掩护，把握只有百分之一。如果有两个或３个人和他一起去，把握会大10倍，也许20倍。”

　　“这就是说是冒险，纯粹是感情用事想出来的冒险行动。我们可以救出１个，但更可能损失３个。怎么，学校里教过你们这种数学？”

　　“学校里教育我，当同志遭到不幸时，要帮助他。学校也是这样教背你的。虽然不管在我上学的学校，还是你上学的学校都没专门设立过这个科目。除此之外，坎杰拉基了解将军公文包里的东西。”

　　“你别来压我。你具体说，谁去好？”

　　“我一个，还有司机费多尔·班达连柯……协助普里莫什。你不要惊奇，我对普里莫什，还有他的散漫性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咳，别说得太过火啦。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个勇敢的南斯拉夫共青团员……”

　　“反正纪律不怎么强……不过我还要告诉你另一点。我应该告诉你，对于乔治的命运，我作为他的同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负个人责任。那天，我本应该跟着普里莫什冲过去，可是我们被切断了，我被压着俯在地面，不能起身。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也许是我自己压自己，不敢起身？也许是脑子中有根弦没动起来？换个人我是不会对他说这些的……不过，你应该了解情况。我当时并非胆怯了，不……那时我想，我简直没有希望冲到他面前。你知道，有时我们身上会涌现出一股无法遏制的力量。现在你应该给我个机会…这是我向你提出的个人请求。”

　　“搞个行动方案来，我们再研究。”

第八章 决斗

　　在办公室中央、希特勒像下面摆着一张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桌，桌腿粗大而又笨重。桌子后面坐着于尔根·阿申巴赫。他那副威严自矜、超乎尘世的神气，活象一尊石雕。于尔根朝我微微点了一下下头儿，便翻阅起摆在面前的文件来。

　　靠墙站着两名士兵，他们双手倒背，两脚叉开，呆若木鸡。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装，满身都是灰尘，倦怠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他背朝着门，那只打绷带的手放在椅子右边的扶手上。看起来，这个人总有40岁开外。

　　我不慌不忙地走近，瞄了他一眼。顿时，我的太阳穴里好似有几把小槌一齐敲了起来，敲得是那样响，那样不和谐。

　　我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想用手摸摸头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头发好象不是我的，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这发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得那么硬，也许，不只是变硬了。我必须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同他素不相识，他的命运与我毫不相干。但是，坐在我面前的是科泰·坎杰拉基啊！我怎么能装得出呢？

　　科泰不动半点声色。他是不是认出了我，

　　科泰坐在那里，眼睛半睁半闭。

　　……把自己的任务全都忘掉吗？忘掉侦察工作、密码，还有那些“平电”、“急电”、“加急电”？忘掉鲁斯塔姆别科夫、《晚报》的女秘书？统统忘掉这一切，只想如何救出坎杰拉基？我已经体验过一次这样的心情了…那次，坐在我面前的是马尔科夫。那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个人。我虽然知道他救过我的父亲……他自己扯了绷带。这以后，我好几夜都不能合眼。如果救不出坎杰拉基，我今后还能睡得着觉吗？怎么办？把手枪里的子弹统统打光？一共有７粒子弹，屋里只有３个人。我肯定可以弹不虚发，我对他大叫一声：快从窗子跳出去！

　　可是，他连一步也来不及迈！

　　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办法中，这是最使有经过仔细考虑和斟酌的办法，是只凭感情冲动想出的最糟糕的办法，是一个成年人所不该想出的办法。

　　科泰抬起了头，立刻眯起了眼睛，好象他受不住这明亮的阳光似的。他在暗示认出了我。

　　在坎杰拉基的心中唤起了一种生的欲望，他感到一股难以驾驭的力量。“老实说，我明白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已现在有些情况可以帮我的忙……假如这房间里全都是敌人，那么想来令人伤心，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只有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且肯定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可现在，这里还有我的朋友。也许，审讯时我能告诉他一些情况。要振作起来！一定要使头脑保持清醒、机敏！叶夫格拉弗，我是一直相信你的！终于找到了你①。要是这位蹑手蹑脚向我走来的中尉知道，他的同事舒尔茨先生或者佩措尔德先生是何许人，我想象得出他那副尊容该是何等模样！叶夫格拉弗，我们分别以后的这些年月，你原来是在这里。这么说，你是为了我才隐藏起来，冒名顶替的……胡扯，怎么是‘为了我”呢？说得确切些，如果我能成功地把在地图上看到的一切情况都告诉给他，那么为的就是这一刻……

　　【 ①原文此处是一句格言：“终于找到了塔拉斯”。典故出自果戈理名著《塔拉斯·布尔巴》，意为终于发现了多时寻找的人。——译者】

　　“叶夫格拉弗，还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里你捉弄了我？你走出房间，我动了５样东西中的一样。一个同学悄悄地用脚给你打了暗号……那次你们好生耍笑了我，一个个笑破了肚皮。我完全相信，在审讯时我能把最主要的东西传给你。可是，怎么传呢？很清楚，主动权应该属于我……是他们问我，我，我来回答……注意，叶夫格拉弗！千万别放过一个字。”想到这些，他差一点儿笑出来。

　　阿申巴赫围着坎杰拉基走了几圈，眼睛紧盯着他的脸。他内行地摸了摸军装的领子，上面有两个褪了色的小长方块，这是领章留下的痕迹。他心中暗暗想道：这领章会是什么军阶呢？这个人有多大价值？他会反抗多久？

　　阿申巴赫打开一包香烟，递给俘虏。俘虏用左手费劲儿地拿了一枝，捻了捻，又看看谁能给他点烟。坦年鲍姆把打火机递到他面前。俘虏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我应当告诉您，任何英雄行为，只有当它是理智的，才算得上英雄行为。我要向您的理智呼吁。如果我们能找到共同语言，……”阿申巴赫毫不费力地说着那些早就背熟了的话。

　　坎杰拉基心里想：“必须让他通过翻译审讯。”

　　“军官先生，我想说，我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并且，在用一种完全特殊的方式解释清楚我的、还有您的处境之后，我认为自己能够作出决定，我想强调一下。我会十分冷静地作出决定。这一决定将会完全符合我此时此刻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当……”

　　“别说得这么快、要清楚地回答问题。您打算招供吗？”

　　“是的。”

　　阿申巴赫向站在门口的二等兵点了一下头，于是，一个身穿低级军官制服的文书走了进来。他仔细地看了看笔尖，准备好记录供词。

　　“您的姓名，”

　　“扎哈罗夫·安德烈·谢利瓦诺维奇。”

　　“什么时候出生的？生在哪儿？”

　　“1921年旧历６月22日，生在鞑靼共和国的阿格舍赫尔坚镇。刚好是战争爆发那天的前20年。”

　　这个想法是突然产生的。坎杰拉基心中非常满意自己这样流利地回答了中尉的问题。旧历6月22日，就是新历的7月5日，这正是德军准备从别尔哥罗德地区发起进攻的日子。佩斯科夫斯基必须记牢这个日子。他编造的那个阿格舍赫尔坚镇的镇名，在阿塞拜疆语中的意思是“从白城出发”①。坎杰拉基选择了地板上靠近火炉的一个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炉。

　　【 ①“别尔哥罗德”系译音，其意为“白城”。——译者】

　　“您的军阶和职务？”中尉继续间。

　　“列兵。”

　　阿申巴赫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坎杰拉基一眼，对坦年鲍姆说道：

　　“请提醒他一下。他也许还不知道，如果一切顺利，而且给他留下一条命的话，被俘军官比起被俘列兵来，会有不少优待。还告诉他，供词中‘列兵’两个字是可以改掉的。”

　　“非常遗憾，可我的确是个列兵。早知道有今天……我也许会往上爬爬。”

　　“让他下次再开玩笑。他们一伙的任务是伏击这支路过的部队……这是谁的命令？他的同伙都是什么人？”

　　“这是偶然相遇。”

　　坎杰拉基一面回答阿申巴赫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一面心中反复思量：他们俩既然都是侦察员，又是老同学，在学校里时，只需半句话，彼此就能心领神会。现在决不会听不出这些弦外之音。必须争取时间，好让两人都动动脑筋。

　　一个可能的办法是由我来“引火烧身”。让他揍我，我倒下，他走过来看我是不是还有气，弯下腰看我的脸。这时只要说7个字就够了。1，2，3……5……7，7个字足够了。

　　当然，如果他巳经懂得了“6月22日”和“阿格舍赫尔坚’的含义的话。他应该懂得，可是我必须把刚才设想的这番意思如法炮制一下。

　　要他挨我，可是怎么才能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他呢？

　　用俄语讲显然不行，那就只好用阿塞拜疆语讲了。

　　“你揍我吧”这句话用阿塞拜疆语说是，“乌尔迈尼”。用这几个字的音谐成什么才好呢？编个什么情节呢？噢，等一等，比如有个乌尔迈卡村，在公路的一侧。也许试试看？……

　　“我们总共有33个被包围的红军战士，躲在乌尔迈尼村。这个村子离别尔哥罗德市有26公里。警察始终追着我们不放。我们牺牲了18个人，剩下的想钻进树林。可是就在这时，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队德军。这是摩托化部队，还有一辆轻型坦克护送。接着就交火了。经过就是这样，其余的情况你们已经知道了。”

　　“他想让我们相信，他们有燃烧瓶是完全偶然的，”

　　阿申巴赫对翻译说，“但是摩托车手说，他们有很多弹药。他们不是偶然碰上这支部队的，而是专门在那里等着它的。他们知道同这支部队相遇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设埋伏，因为他们确切地了解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路过这里。让他照实说，让他说从哪里得知…”

　　“我再重复一遍，这纯粹是偶然相遇。我坚持这一点。至于武器嘛，我们只有牺牲的同志留下来的自动步枪和弹药。”

　　“这个说法是要经过仔细核实的。如果证明是撒谎，那我不想提醒他结果将会怎样。让他再考虑考虑吧……如果他真的爱惜自己生命的话。”

　　“军官先生，我还有什么好想的呢？我是一个身陷重围的红军战士。我想，假如情况相反，仗不是在库尔斯克打，而是在汉堡或者法兰克福打，那么您处在我这种地位上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曾经是一名战士，宣过誓。我曾经希望始终不渝地信守誓言。”

　　“把村子的名字再重复一遍。”

　　“乌尔明卡或者是布尔明卡，记不很清楚了。’。

　　“可是，他刚才说的是另一个名字。”文书看了看前一页说。

　　“这么说，他们记得不够准确，请改一下。在核实供词时，这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从头到尾都记得很准确…”

　　“什么人从这里路过，他们带着什么东西，游击队是一清二楚的，”阿申巴赫不耐烦地打断了坎杰拉基。“战斗还在进行时，一部分游击队员巳经开始搜寻将军从汽车里扔出来的公文包了。他们搜寻，这说明他们知道公文包里有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再往下推想，那么可以假设，有人事先把这些情况通知了他们。”

　　“我们指挥员可能真的知道一些情况……虽然我很难相信这一点，因为被包围的部队能同什么人、保持什么样的联系呢？这是第一。其次，即使我们指挥员——他姓西德洛夫——确实知道些情况，他也没有必要告诉每一个战士。我敢说，这个公文包不一定引起了指挥员的注意…如果里面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将军决不会把公文包扔得那么远。好奇心起了作用……俗话说得好，好奇之心，一大恶习。瞧，我也是因为好奇…才有幸同您相识。”

　　坦年鲍姆翻译着，全然不动声色。

　　文书听着，感到十分无聊。

　　阿申巴赫微微转向坦年鲍姆，对他说：“在这里用不着说废话。他干吗要装疯卖傻？”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难道不是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非常明白打败仗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决不想败得更惨。一句话，我想活下去。那张地图上画的东西，我只记住了一点……在沃尔斯克拉河两岸集结了一个坦克集团军……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把这个情况用某种方式传给了别人？传没传？传没传？必须立即准确回答。”

　　“即使我看了整个地图，我能有什么办法传给别人？”

　　坎杰拉基心里想：“我得做点儿什么，让叶夫格拉弗表示出气愤不过。可是，可是我没考虑到：他下不了狠心，不会很自然地揍我的。这步棋就算作罢。让中尉或是他的助手来干这个倒更象样些。好，让我来挑动他们！我必须得告诉叶夫格拉弗，攻势将从右翼开始。从别尔哥罗德地区发起的攻势将从右翼开始。我面对苏联防线坐着。我装作活动活动发肿的右腿，把它伸直。必须给他递个眼色，好让他猜透这个意思。然后再设法激怒这位军官。”

　　坎杰拉基往椅子后背上一靠，伸直了右腿，又看了叶夫格拉弗一眼，接着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向地图。“可是谁能担保叶夫格拉弗理解了这些暗示？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些暗示理解成别的意思呀！怎么想出了一个这么幼稚的办法？为什么他一定得回想起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的那段事儿？”

　　阿申巴赫觉得，他马上就要制服这个俘虏了，可就在这时，坎杰拉基突然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跷起了二郎腿：“先生们，我还不该吃顿饭吗？”

　　“这个玩笑开得不怎么高明。谈完了，会喂饱你的……可是现在……”

　　“那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不给我饭吃，我什么也不会说。”

　　阿申巴赫转身对坎杰拉基说：“不一说？”

　　坎杰拉基抬起头，看了叶夫格拉弗一眼。

　　“喂，狗奴才，你好好地翻给他听；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说。”

　　阿申巴赫向站在墙边的一个大高个儿使了个眼色，大高个儿把俘虏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揍了一拳。

　　坎杰拉基咕咚一声倒在地上，直翻白眼，接着就不动了。

　　“干吗这样？”坦年鲍姆说．“这样对付俄国人不行。”

　　“没事儿，会醒过来的．他装蒜，这个坏蛋。”

　　坦年鲍姆走到俘虏跟前，摸了摸脉搏，又把耳朵贴到他的胸脯上听。俘虏轻轻地呻吟起来：

　　“让你们全完蛋，坏蛋！” 然后又用刚刚能够听得到的声音说道：“从别尔哥罗德发动……右翼。”

　　于尔根·阿申巴赫觉得，坦年鲍姆在审讯时的表现有点儿怪，他一直都很不自在．他竭力想显得自然一些，可是阿申巴赫的眼睛却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有时他感到，坦年鲍姆和俘虏好象彼此早就相识．他不断驱赶着这个念头，以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是由于周围狐疑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浓。

　　但是，阿申巴赫越是想驱散这个荒诞离奇的念头，这个念头就越是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他敢发誓，俘虏打得并不重。这一拳连小孩子也打不倒。的确，这是个伤兵，失了很多血。可是，坦年鲍姆为什么要凑到俘虏跟前去？俘虏肯定对他咕噜了些什么。只是写了几句吗？他能咕噜些什么呢？假如当时屋子里有他的同党，那他就该把在地图上看到的所有东西大声地说出来，这样就会把情报传给同伙而不致引起怀疑。但是，那就会暴露出扎哈罗夫已经得知整个战役的计划，计划就会改变。这样俄国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阿申巴赫中尉出于责任心，想找个人谈谈自己的疑虑。可是找谁呢？也许和乌利里赫·卢克谈谈？就是那个坦年鲍姆的启蒙导师，又使他变成了德国朋友的卢克。是朋友吗？如果在这副假面具下隐藏的是敌人呢？真的，共产党的特工难道不会让自己的人冒充恩斯特·坦年鲍姆的侄子打进来吗？难道父亲真的搞错了？可是，他这一错也会连累到他于尔根·阿申巴赫的。只要一句话说得不当，就会全盘皆吹，必须缜密考虑如何汇报审讯情况。

　　阿申巴赫躺在松软的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明。为了强迫自己入睡，他把两只脚伸到被子外面。可是就连这个平时十分有效的办法也不管用了。脚就是不感到冷，睡意仍然无影无踪。半夜３点钟，他爬起来吸烟。

　　天色微明。阿申巴赫知道，新的一天将是难熬的一天，他不得不笔管条直地站在上司面前汇报审讯情况。为了不说走嘴，他的头脑必须保持清醒。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睡一觉，睡一觉，睡一觉．

　　突然，阿申巴赫想起，有一个人可以解救他。顿时，睡意被赶到九霄云外。

　　他想起一位曾经在符拉索夫军团当过教官的欣策少尉。不久前，他从别尔哥罗德附近来到这里－－总是愁眉苦脸的欣策少尉说，他的连里有个二级下士在捷列扎村住过。这么说，这个下士应该认识坦年鲍姆。

　　欣策还说，下士已经上了几岁年纪，在一次战斗中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一回连长战死了，他立即带领全连端起刺刀冲锋。他虽然负了伤，可还是带着大家冲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壕边。应该请他来，让他认认坦年鲍姆。他如果认得出来，弗朗茨的确是思斯特·坦年鲍姆的侄子，那就万事皆休。为了庆贺老乡相会，还可以拿瓶酒干上几杯。假如不是他的侄子……那事情就复杂多了。

　　天已经大亮了，可是他依然没有睡着。这种日子还要熬多久？应当学会把自己的神经控制得好些。或者至少学会服用安眠药。乌利里赫·卢克说，他不吃药就睡不着。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被折磨得实在太过分了。在前线战事顺利的日子里，就是睡觉也是另一种滋味。可是，还是应该再躺一会儿，哪怕躺１小时也好。然后淋个冷水俗，喝杯浓咖啡，这样精神会好些。明天一早就给欣策挂个电话。找那个从捷列扎村来的下士。

第九章 里帕

　　1929年春；原骑兵司务长伊利亚·里帕到沙姆霍尔民警局投案自首，交待了阿加·基什这股土匪的残部隐藏的地点。两个排包围了躲在沙姆霍尔森林中的土匪，交火不多时，便俘获了土匪头子，还有４个匪徒。

　　在法庭上，阿加·基什满不在乎。辩护人问他是不是悔罪认罪，如果给他留下一条命，是不是打算以生命的代价向工农政权赎罪，他回答说，他只对一点感到遗憾，便默不作声了。

　　“遗憾什么呢？”法官问道。他知道，土匪头子是应该处以极刑的，不管被告说什么也救不了自己的命。他只是随便问一问，人到了这般田地，还悔恨些什么。

　　“法官，这要说好多呢！”

　　“如果长话短说呢？”

　　“如果长话短说，我只后悔布尔什维克杀得太少了。本来我可以杀死更多。”

　　“我剥夺你说话的权利。”

　　守卫逼近了阿加·基什。

　　“你大概以为我怕你，是吧？”阿加·基什用不大的声音问法官。“你知道我多么怕你吗？你看，”

　　阿加·基什解开裤子上剩下的唯—一个纽扣、把裤子和肮脏的衬裤一起脱下，露出阴部给法官看。

　　“现在你给我写上：枪决。”

　　阿加·基什郑重其事地提起裤子，感到自己已经尽了职责，便坐回到原处。

　　站在阿加·基什身边的守卫，看着被告，惊骇得目瞪口呆。他马上被撤换了下来。

　　在全场激愤平息下来之后（审判大会是在纺织厂俱乐部里举行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里帕发言。

　　他的神态说明，他被起诉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对自己一生所犯的罪行痛心至极，他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转变。他嗫 地说：

　　“我明白，我应该受到工农政权的鄙弃和最严厉的惩处。如果给我这样的惩罚，我将作为一个良心发现、追悔莫及的罪人甘受惩处，甘心情愿地接受人民的判决。仇恨和残暴使我瞎了眼，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无法向工农政权赎罪。我不求宽大，只求一死。但是，如果法庭能够理解，能够体会到近来在我内心发生的变化，如果法庭还记得，这伙土匪（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的行踪是我交待的，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为公正的法庭保全我的性命……我发誓，我将毫无保留地把生命奉献给……我发誓……”

　　里帕用手捂住了眼睛，坐了下来，表示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直到里帕说到最后时，阿加·基什才看了他一眼，忍不住吐了口唾沫。

　　里帕的命保住了。他被判了刑，流放到北方去伐木。里帕拼命干活。他算了算，如果能减３年刑，释放时整整50岁，还可以活一阵子。上帝在力气上并没有委屈里帕，最重要的是要会使用它，不要过早地见阎王。

　　起初，流氓小偷闹得人无法生活，行窃偷盗比比皆是。里帕虽然不错眼珠地盯着自己的几件东西，可还是让人偷去了搪瓷茶缸、一只厚袜子和磨保险刀片的工具。只好留胡子了。他原以为胡子可以保暖，可是严冬里，胡子却结上一层叫人讨厌的冰……他连这个也习惯了，何况还少了件麻烦事呢！里帕孤独一人，离群索居。他渐渐地、但是稳步地从劳改营的一名小卒变成了头面人物——他和一个小头目拉上了关系，受益匪浅。

　　1940年年中，里帕被安置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木材联合加工厂里当锯木工。他不愿改变自己学来的、报酬优厚的行当。

　　同他在劳改营里已经习惯的那种工作定额相比，这里的定额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娱乐。此外，自然环境也大不相同，库尔斯克的夜莺在天空中啼鸣不停。他又是受表扬，又是得奖金。

　　人事科十分惊奇：劳动可以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啊！前后竟判若两人。

　　可是，假若人事科的干部能够看到伊利亚·彼得洛维奇的内心深处，他们一定想收回自己的话。

　　所以里帕盼哪，盼望着自己的良辰吉日。他开始注意各种政治新闻，心里默默祈祷上帝，让威震全球的德国军队到俄国来吧，把俄国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出来吧。

　　有人发现里帕对政治感兴趣，便让他当宣传员。他每周读两次报，开导那些孤陋寡闻的伐木工人，对他们咒骂可恶的法西斯，可是他在心里却想道：“你们在德国、英国做什么，那里都很好，土地也不多，你们眼睛不要往那边看，也不要到那边去。”

　　库尔斯克地区的疏散开始后，他到林场最边远的一个守卫室躲了起来。事先，他在那里储藏了许多东西。他有枝短筒枪，是战前花了４００卢布从一个守的人那里买来的，外带50发子弹。他把这些东西部埋在离守卫室不远的地方。德国人到来的第二天，他便找到德军的长官，对他说了两句话：他是谁、从哪儿来，以及他准备效忠于德国，“因为我和那些委员们、同志们有旧帐未了。”

　　德国人来到前３个月，里帕便着手搞区领导的名单，搞得十分详细。

　　里帕本应当个举足轻重的警察局长或是市长，甚至请他到市政管理机关任职，虽然德国人一向启用城里有名望的人就任诸如医生、教师或者出入乘车的前市杜马成员等职务。

　　由于里帕为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甚至打算为他破例。有一天，对他说：“策德拉格先生在等您。”

　　说话人是如此毕恭毕敬地说出这个姓，以致里帕在心中想道：“也许是位将军。”

　　可是，当他一走进办公室，看了主人一眼之后，心里说：“不，比将军还大。地毯、壁画……主人领角上带的领章连看部没看到过。”

　　乌戈·策德拉格溜肩膀，肥胖，看上去有一副善面。他对里帕待如上宾，给予优遇：用伏特加和黑鱼子款待他，还对他提供的名单表示衷心感谢。第德拉格提出几个干净轻闲的职位，任其挑选。里帕闷头喝酒，并不理会主人是不是在陪他，还十分随便地用面包皮从碟子里挑鱼子吃。

　　“我的好先生，就象苏联代表们常说的那样，非常感谢对我的信任。不过，这些职位我都不中意。这样的工作需要性情温和的人去做，他还得没有别的心事。可我的心事多得不得了。我和苏维埃政权的这笔帐要算到底。它欠我的债，可它不会自动偿还的。所以，您不要生我的气，您最好帮帮忙，把我弄到你们军队里去……”

　　“尊敬的里帕先生，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非常高兴满足您的要求。但是。您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完全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叫什么来着？对，这个叫乌戈·策德拉格的，真是个老手。我开的名单当中，他没放过一个。可是，看上去是个那么面善的小胖子……”里帕过后心里想道。

　　在符拉索夫军团，伊利亚·彼得洛夫因为生性孤僻，所以既没找到友谊，也没得到同情。他没怎么张扬过自己过去的那段经历。他尽心尽意地干着排长的差使，他的排在连里算是最凶猛、最可靠的。

　　“如果在布尔什维克劳改营里，我在强迫劳动、吃面包喝凉水的情况下都能向上爬，那么在这里，在殷勤好客、友善相待的环境中，难道我就不能显显目己的本事，达到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假如能交给我一个连，最好一个营，而且我任指挥——你就和共产党干吧，在哪儿干、怎么干，都随你便——那我会让大家看看，我伊利亚·里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勒扎沃科诺波良卡一仗，他带领连里剩下的人冲上前去拼刺刀，在心里对自己说：要么就吃颗子弹，要么就来个连长当当。正当他从一个长着两只大耳朵、满头棕发、还是一副孩子模样的红军小战士胸膛里往外拔刺刀的时候，挨了一颗子弹。

　　里帕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半月。

　　来过一个代表团，给他发奖赏。

　　他在床上微微欠起身，小声说道：“谢谢给我的荣誉，只是奖赏我不能收，因为我不是为了奖赏才打仗的。”

　　瘦高个儿欣策听到俄国人这样回答，便问他是什么地方人，这才知道他是从捷列扎村来的。后来，欣策又把这件事讲给了老相识于尔根·阿申巴赫听。

第十章 在“伯阳”饭店以及远离饭店的地方

　　阿申巴赫本来想先同里帕认识一下，问问他在捷列扎村都和哪些人相识，然后再让他从远处看看坦年鲍姆，问他记得不记得这个人。可是，他想了想，决定换个方式，把他俩带到一个房间里，把坦年鲍姆介绍给里帕，对他说：“这是您的老乡啊，你们应该认识。”这时再看里帕的脸色。他感到自己无权耽误时间，他的推测实在太重要、太有根据了。

　　在初次审讯坎杰拉基之后的第三天，里帕下士迈着狗熊式的方步，目不斜视地走进阿申巴赫的办公室。他暂时还不清楚，为什么请他来。只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对他感兴趣。看来，这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阿申巴赫直截了当地谈起正题：“里帕先生，很高兴同您相识。关于您战前和战争当中的事迹，我听到很多。我对您颇有好感，也很愿意把这一点告诉您。”

　　里帕心里想：“你就是为这个请我来的？你别让我心里起急了，快谈正事吧！真有意思。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我想和您认识，不只是为了对您讲这些。我想，我能做点儿使您和我的同事感到愉快的事。我的同事是位军事翻译，和您是同乡，也是从捷列扎村，就是德国移民村来的。不过，有个小条件，我不告诉您他姓什么，我想看您是不是能认出他来。”

　　“你在要滑头，”

　　里帕想，“你怀疑什么，可又不肯说。有谁这样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呢！你准是想审查什么人，或是我，或是他。可是，我有什么好审查的呢？那就是说，想审查他。那就来吧，讲讲吧，让我们看看你脑袋瓜儿里想的是什么。”

　　“您对看过的人和物，记性怎么样？过目不忘？那好极了。如果您不反对，我还为这次会面准备了一瓶布尔贡酒。好，那就请坐到这边来，在同乡进来时，好看个清楚。请稍等一下，我这就请他来。

　　阿申巴赫兹了一下电钮，对走进来的矮个子二等兵耳语了几句话。

　　门打开了，佩斯科夫斯基走了进来，里帕惊讶得差一点儿没叫出声来，但是，他克制注了，装出一副笑脸，起身迎了上去。

　　儿子长得太象父亲了。

　　“我的上帝呀，”里帕在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呵！难道你也来为法西斯效劳？你不是生在有觉悟的家庭里吗？我不得已才用枪把你爸爸……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而。我的好人儿呀，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啦？是不是当了俘虏？也许是投降了。怕死。嗯，和这种人一起打仗、过活可倒是非常有意思。和革命者的儿子一起反对革命！是啊，生活中常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好极了，”阿申巴赫想道，“没有任何问题，我怀疑错了。他们认识，这是最关紧要的。这出滑稽戏可以收场了。”

　　叶夫格拉弗认出了里帕。他不会认不出。这个人，他在梦里不知见过多少次，他站在马旁，把枪口对准父亲的太阳穴。梦境总是一样的，只是持枪凶手的面孔在记忆中渐渐地模糊起来。响起了一个侦察员的喝令：你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这个人。你必须先使自己确信这一点，然后才能使旁人相信。

　　“坦年鲍姆先生，我很高兴把您的同乡介绍给您。请认识一下，这是里帕先生。”

　　阿申巴赫在说“坦年鲍姆” 这个姓的时候，迅速地瞟了里帕一眼。里帕仔细地端详翻译的面孔，竭力回想或弄清什么。

　　“同乡？真的是从捷列扎村来的？”坦年鲍姆问道。

　　“正是从那儿来的，”里帕不很亲热地答道。阿申巴赫看得很清楚。在里帕那个不常使用的脑袋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真没料到，您大概很早以前就离开家乡了…还是不久以前？”弗朗茨问道。

　　“好久了……谢天谢地。”

　　“你说吧，说吧，我的好人儿，”里帕心里想，“你需要争取时间。坦年鲍姆一家我记得很清楚，你根本不象他们家的人。佩斯科夫斯基一家我也记得很清楚，这才有些相象。看来，是战前打进来的。这些年来，一直冒名顶替。抓住这种家伙算你中尉走运，肯定会高升。也许，这都是我胡思乱想？你也许不是什么间谍，是自愿投到德国这边来的？不管怎么说，两种话你都说得通。不过，我有些不相信。我想；佩斯科夫斯基先生，你的日子长不了了。看来，我肯定要目睹阴险邪恶的佩斯科夫斯基家族如何断后喽！他家再也没有别的男人了，这一支算是完蛋了！”

　　“那我们不认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佩斯科夫斯基打开烟盒，递给里帕。

　　“好多年过去了，他不会记得我。可是，他眼里充满了疑虑。” 里帕在心里说道。

　　“非常感谢，我从来不喜次吸烟卷。这完全是一种雅兴，其实没什么味道。”在劳改营这些年，里帕的口味和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获释之后，他决心不再恢复旧习气：这样随便些，也好些。让他们看看，一个普通百姓来为德国人效劳，这样他们会更信任些。“请允许我……吸两口烟叶子。”里帕掏出烟荷包，不紧不慢地打开，吧哒吧哒地吸着自己卷的烟。

　　阿申巴赫饶有兴味地看着里帕施展计谋。当里帕把自己卷的烟点着，吐出了第一口烟的时候。阿申巴赫走到窗前，推开了两扇窗子。

　　阿申巴赫想，里帕听到‘坦年鲍姆’这个姓一定感到十分惊讶，否则我就不是于尔根·阿申巴赫。‘侄儿’呀，‘侄儿’，你料到我会搞这么一次会晤吗？不过，‘走得慢些，才能走得远些’。要记住这句明智的格言，不可操之过急！

　　“好啊，遇到同乡总是一件快事，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坦年鲍姆快活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庆贺一下呢？比如到“伯阳”饭店。这家饭店的厨子手艺还不错。此外，我有一个专门搜集吉卜赛音乐唱片的熟人，她晚上有时在那里消遣。如果好好地求求她……“伯阳”饭店里还有一架新电唱机……”

　　“现在应该让阿申巴赫和里帕单独谈谈，好交换一下情报，”坦年的姆心中想，“让阿申巴赫好好考虑一下自己该怎么办。我想，他会记得那个搜集唱片的女人以及与她有关的事情。”

　　“很有意思，应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朋友的建议。里帕先生，您以为如何？”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不过我没有空。以后，以后再说吧。反正大家离得不远，”

　　里帕一边说，一边想，什么时候才能和中尉谈谈自己的想法，怎么谈才好。很明显，佩斯科夫斯基现在决不会让他俩单独在一起的，只好再打电话……反正他跑不了。

　　“可是，我应该不应该让他俩单独谈谈呢？”佩斯科夫斯基想。“假如我回来后碰上枪口，命令我：‘不许动！那该怎么办？我不能排除这种假设。阿申巴赫叫里帕来并非偶然，他已经怀疑我了。假如我提起那个搜集唱片的女人不起作用该怎么办？阿申巴赫有极好的机会赎清往日的罪过。我的暴露还会牵连他父亲。但是，小阿申巴赫也许更看重国家的利益。他会怎样决定呢？我必须迅速、准确地权衡利弊。逃走，还是留下？结果会怎样？阿申巴赫肯定觉得我更怕他一些，所以他有可能采取感情用事的行动。我最要防备的正是这一手。让他有几分钟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让他仔细地盘算一下，问问自己，是不是应该贸然从事。我必须让他俩在一起单独谈谈。”

　　佩斯科夫斯基慢条斯理地吸着烟．

　　阿申巴赫的声音好似从远处传来：“我本来很高兴和二位欢聚一下，不过，据说“伯阳”饭店是要预先订座的。全城只有这么唯一的一家餐馆。”

　　“如果查哈罗夫和假坦年鲍姆认识，父亲的遭遇将会如何？”

　　阿申巴赫思索着，“从哪里来了个搜集唱片的女人？她是谁？卢克都了解哪些情况？”

　　“我现在就去订……当然，里帕先生不能光临，实在令人遗憾。不过我想，后会有期。我尽量订到座位……对不起。我这就回来。”

　　佩斯科夫斯基刚一出去，里帕急忙说道：“事情是这么回事……假如我没记错……我的同乡更象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一个布尔什维克委员。我把他干掉了。是不是他的儿子？不过，已经好多年过去了：算起来，有１８年啦…我可能会认错的。”

　　“谢谢您，我的朋友。了解所有的人，了解他们的一切情况，即使是最可靠的、经受过考验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职责。关于这件事，请您不要对任何人讲。用不着再重复了吧？都清楚了？”

　　“是的，”阿申巴赫心里想，“这对卢克来说，简直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如果我现在就采取措施…那对父亲更是一场悲剧。亚历山大·阿申巴赫，当最后弄清楚，您招募的是个布尔什维克间谍时；您会作何感想？假如您不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您会教会他象对父亲那样对待您。”

　　于尔根·阿申巴赫忽然想起了一首古老的小凋：

　　嘿，小枞树，小枞树，

　　你枝叶茂密多清秀！①

　　【 ①原文为德语译音，根据原注释译出。“坦年鲍姆”在德文里有“枞树”的意思。——译者】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枞树哪有什么树叶呀？它没有树叶，只有一根根针。让我们把这些针全部折断！”

　　坦年鲍姆回来了。看他的神气．好象刚刚谈妥了一笔生意。他说：“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的谈话。“伯阳” 饭店没问题，座位订好了，他们等着我们。”

　　“给这个假坦年鲍姆来一枪，”

　　阿申巴赫在心里说道，“事情就完了。不，完不了。毫无疑问，他肯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封写给诺尔特上校的信……信里准会有几行是关于我阿申巴赫中尉的，而这是他安全的证据、保证。”

　　“很高兴。里帕先生，您没改变主意吗？”

　　“多谢了，我没有功夫。我该回去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大家离得不远。”

　　“既然您决定这样，那就算了，”阿申巴赫一边开酒瓶，一边说，并不怎么觉得扫兴。“为同乡相会干杯！”

　　“干杯！我希望里帕先生允许我送他一程？” 坦年鲍姆把空酒杯放在托盘上，问道。

　　“不，那就不用了。真是不敢劳驾。我自己能走到。请不必担心。”

　　“那就请先生自便吧。中尉先生，“伯阳” 饭店见。19点整候您。希特勒万岁！”

　　“万岁！万岁！”里帕高兴地答道。

　　“乌利里赫，我要和你谈谈。我现在剩下的时间很少，可是要告诉你的又很多。来不及全谈清楚。只能说几句话。不过，战争使你懂得的道现，还有你帮我做的事情，都使得你和我早已经准备好做这样一次谈话了。”

　　乌利里赫并没有放下报纸，也没改变姿势，只是看了弗朗茨一眼，表示愿意听他说。可是，他心里却在想：多么不想谈这次话啊，可是又多么希望知道坦年鲍姆要说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立刻，没有很快理解他所听到的话：“你很清楚……战争发展的趋势，它的结局只能有一个……战争结束得越早，牺牲的人就越少……”

　　乌利里赫想：“是的，牺牲的人当然会少些。这是大实话，可以不必说这些。这不是主要的，他想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我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回答？也许，我应该说，我必须考虑一下？当然，凡是重要的事情都值得仔细考虑…”

　　“……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所以你不能止步不前。乌利里赫，我需要你帮忙。”

　　“是的，我懂，你需要我帮忙……否则你……”乌利里赫在心里说。

　　“请你把这合香烟送给别墅路和森林路交叉口的那个烟亭的售货员，他是个一条腿的残疾人。你告诉他，这盒烟受潮了，请他换一盒。你再把他交给你的那盒烟带给我。小心点儿。”

　　“看你说话的口气，好象我巳经同意了似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帮你忙。别墅路和森林路交叉口那个烟亭的售货员原来是个，俄语怎么说来着？晤，总之原来是个骗子，我要他把这盒受潮的烟换成好的。这不费事，何况我有傍晚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的习惯。来，把受潮的烟给我。”

　　“乌利里赫，谢谢你了。不过，你要知道，很可能已经在监视烟亭了。你必须沉着、谨慎。”

　　“既然你时间不多，就不要再耽搁了：那个售货员会停止营业的。晚上没烟抽，那就糟了。”

　　“乌利里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你不忘记什么？……真搞不懂……”分手时，卢克嘟嘟囔囔地说。

　　“记住暗语，” 弗朗茨说了４个字。

　　“搞什么秘密活动呀？……不就是那个一条腿的人吗？好象这还不够清楚似的…”

　　过了一个半小时，乌利里赫回来了，把一盒香烟交给了坦年鲍姆。然后，不声不响地坐到灯下，打开报纸：“你这个售货员可真是个怪人……太多疑了……还好，我记住了你那个，叫什么来着，唔，记住了你那个暗语。不然只好空手而回了。”

　　在柏林，珠宝商店经理室里的电话响了：“我没去，因为有人跟踪我。”

　　“镇静，卡林，要镇静。这会不会只是你的感觉？你在哪里打电话？”

　　“在药房。不，不是感觉，他们已经跟了我３个区。不过，我好象已经甩开了……不，没甩开。他们也到这里了。这么说，医生，您认为应该找搞顺势疗法的医生……好，好，早些去找他不行吗？好，好，非常感谢您的忠告和－－”

　　他非常想小声地告诉她，请求她，命令她：“卡林，我的聪明人，快把电话挂上，立刻挂上！”

　　他满脑子响着一个念头：“她应该挂上电话，这是她的义务。如果她万一不能自制，慌了手脚，我有责任提醒她。那样，无论是谁也休想搞清她和哪个电话通过话。只需说３个字，她会下意识地照办…一个人落网，还不等于整个组织被破坏。”

　　作为一个侦察员，他有责任给她下命令。但是，抛掉一切顾虑，忘记他同自己唯一心爱的女人的一切关系……为此他必须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不是鲁斯塔姆别科夫，哪怕为时不长，哪怕几秒钟。

　　“我在同她告别，”

　　鲁斯塔姆别科夫心里想。“再也看不见她了。我不想在这最后一刻让她听到我说这种话。我好象是为了救自己一命才说这种话的。不，她了解我，她绝不会这么想的。可是，我要这么想。我将作无谓的牺牲。一切都取决于她的一个动作，在没抓住她前，她是不是来得及把电话挂上。我挂不挂电话，这没有任何意义。通过电话局会找到我的，不费吹灰之力。”

　　“卡林，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做一件事……”

　　卡林打断了他。

　　“他们在这儿。他们朝我走过来了！别了！”

　　一个身材矮小、穿着入时的男子不慌不忙地走到电话亭，“哗”地一声拉开了门，用粗大的手一下子抓住了卡林的手腕，大声喝道：“别挂！”

　　卡林恍然大悟，想立即用另一只手按电话插簧，可是已经晚了。她从电话机旁被挤开。

　　挤进亭子的另一个男人撩了一下上衣翻领：“不许动，我是警察局的。”

　　他十分熟练地用手摸了一遍连衣裙，搜寻武器，然后吩咐道：“不要吵，不要引人注意；赫尔穆特，你到药剂师办公室打电话。”

　　几分钟后，电话局通知：药房的电话曾经和珠宝商店通过话。

　　这时，鲁斯塔姆别科夫正在接待一位选购宝石项链的太太。

　　他心里想：“他们可能对编辑部‘前线来信科’的通信联系感兴趣。这就是说，有一条线索同佩斯科夫斯基有关。”

　　“非常抱歉，太太，我的肾结石病急性发作，这些讨厌的结石……我要去打针。我的同事会照顾您的。”

　　鲁斯塔姆别科夫找了一下电纽，对走进来的助手说了几句话。

　　“实在抱歉，太太。”

　　１小时后，鲁斯塔姆别科夫通过公用电话和卡林·帕尔姆家里联系。

　　４个人一直在等候着这个电话。

　　一位瘦骨磷峋、胸脯有些塌陷、双须干瘪、两眼无光的先生事先警告过：“如果有电话来，你就说，你一切都很好。他们认错了人，把你放了。请他来做客。告诉他，你需要同他见面。”

　　帕尔姆拿起话筒。盖世太保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便坐到她面前，这个女人是为搜身而被叫来的。她两眼紧盯着卡林，好象命令她、警告她，多说一个字将会招致什么后果。

　　“我一切都很好。对，是的，我不过有些疲倦，精神恍愧。我在喝茶。假如您能……”准许她继续谈下去，“躲起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已经被捕。正在我家搜查。别了，朋友。”

　　鲁斯塔姆别科夫最后一次发报。他先按惯常那样，把组员们收集到的情报发出去。接着，通知卡林·帕尔姆被捕的消息，提醒藏有佩斯科夫斯基密码的那个侦察员也处在危急之中。

　　还在发报时，鲁斯塔姆别科夫就已经听到载重汽车的嘟嘟声和警犬的嚎叫声。他掏出勃朗宁手枪，把烟碟里的烟灰抢成粉末。

　　“好象已经来抓我了……”这是鲁斯塔姆别科夫上校发出的最后几个字。

　　于尔根·阿申巴赫的耳朵十分肥大，紧紧地贴在脑袋两边。诺尔特上校只要一看见他这两只耳朵，便马上想起于尔根的父亲、自己的同事亚历山大。诺尔特上校的老同事现在就在附近。于尔根曾经到父亲那儿去过两次。

　　他们父子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当激动时，面色变得苍白而神秘莫测，两只耳朵涨得通红通红，简直成了 紫色，额头上布满小汗珠。

　　诺尔特现在敢打赌，中尉准是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问，但十分清楚，肯定出事了。他为什么改变了晚上的计划。请假去饭店？“找女人？”

　　未必。这个诚实的军人对女人不感兴趣。真想看看，是谁在那里等他。

　　于尔根·阿申巴赫大步流星地往市中心走去。“伯阳”饭店就设在原先的公共食堂，专门接待军官先生们和他们的夫人。饭店备有“各色俄式大菜”。

　　中尉陷入令人不快的沉思之中：“搜集唱片的那个女人怎么会到这儿来呢？设下的骗局，他们从来没放松过对我的注意。一直窥伺着我对他们有用的时机。坦年鲍姆，坦年鲍姆，这个俄国间谍，他会要我干什么呢？他会提出什么条件？里帕听到他的姓后，简直慌神了。一个肃反工作者的儿子居然混到德军司令部里来了。我的功名仕途全都捏在他的手心里，但是捏在我手中的却是他的性命。谁的赌注更大些？我那件事是几年前干的？过去几年了……？我今天干脆带上……不，不到时候我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草率从事。一切都要仔细掂量。”

　　坦年鲍姆起身相迎，他亲切地微笑着，握了握手。只有从不自饮自酌的人才会这样欢迎自己的酒友。

　　侍者听到坦年鲍姆打了个榧子，立刻走进内室。

　　几分钟后，一瓶蒙满哈气的伏特加、咸鲱鱼、煮土豆、黄瓜和其他食品便摆到桌上。此外，还有两个白面包。这是原菲力普敦派大主教的仆人亲手烤的。他现在已经成了“伯阳”饭店的股东。

　　坦年鲍姆倒了两杯酒，看了阿申巴赫一眼。

　　阿申巴赫觉得坦年鲍姆在微笑：“您的身体健康和诸事顺遂，中尉先生…”坦年鲍姆略微停顿了一下，想了想，才把话说完：“就是我的身体健康和诸事顺遂。我想，反过来讲，也是正确的。为您的健康干杯。”

　　阿申巴赫把酒杯稍稍举起，一言不发，只抿了一下。

　　他似饮非饮，不称“是”也不道“非”。他既不想谈下去，又不想作罢。

　　“阿申巴赫先生，请仔细听我说。我的同行让我把这张照片交给您……这张照片拍的年头不多．想必您不难认出自己。我希望您还记得……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

　　阿申巴赫撇了撇嘴，轻蔑地一笑。

　　“您过于兴奋了……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才好。据我了解，您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这种谈话中试试自己的本领。

　　阿申巴赫好象顺手拿起照片，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又把它（就象是一件他丝毫不感兴趣的东西）放回到桌子上。不过，背后已经朝上了。

　　“您业余摄影已经很久了吗？现在，大概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把戏。您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必须把眼光放远些，不要光考虑自己的棋步，还要考虑··对方的棋步。我觉得‘对方’这个词最合适不过，今天我们姑且借用一下。假如这个‘对方’从右边的衣袋里掏出哨子，或者只要打个手势给那些等着暗号的人，那会怎样呢？……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出现，对吧？”

　　“毫无疑问，您说得极为正确，中尉先生。我和我的同行曾经多次考虑过这一点。”

　　“你们得出什么结论了呢，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

　　“假如这是秘密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见面了。我们认为，您没有必要……”

　　“对不起，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点。您如何考虑自己，自己！还有，正象您说的那样，您如何考虑自己的同行。您没有失算吗？我完全能够一笔勾销我几年前因为湖涂……因为年轻做下的蠢事。真的，如果我吹声口哨，命令巡逻把您抓起来，您又该如何呢？

　　“阿申巴赫先生，说老实话，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死。因为战争是从莫斯科往柏林打。我非常清楚，战争会怎么结束，所以想活到这一天。现在这一天也不远了。但是，如果需要我……可是，您对这一点却毫无思想准备，您做起来要困难得多。但是，您不得不做，阿申巴赫，不得不做。这并非是讹诈，这是现实情况。我希望您能设想一下，如果在我身上出事，您将会如何。

　　在生命危急关头，一种罕见的全神贯注、坚定、紧张、有力的精神状态，常常象上苍的恩施，降赐给男人们，佩斯科夫斯基此时此对正感受到这一点。

　　惶恐不安消失了，他越来越感到自信。他不仅需要集中自己全部意志力，而且需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迫使他顺从，就象两年前在莱比锡旅馆里迫使同屋房客顺从自己的意志那样……今天是另一种赌注，但是，今天的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在敌人中间度过的两年使他学会了对付、应酬的办法，他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强有力了。现在，他必须证明这一点。不过见证人，评判人只有一个，这就是他自己。

　　“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上该怎么办？……” 阿申巴赫反问道。

　　“您这是让我想入非非。但是，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处在您的地位上，都会权衡一切‘利’和‘弊’，然后－－”

　　“我至今没有暴露您的身分，这难道还不够吗？我本来可以这样做……哪怕借里帕之手。”

　　“您不可能这样做，阿申巴赫。那样的话，赌注就太大了。”

　　佩斯科夫斯基用双手捂住脸，但手指间留了些缝隙。沉默了很长时间。阿申巴赫显得镇静自若，城府高深。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拿起一把叉子，摆弄了一会儿，不知道用它干什么，又放回原处。他神经质地扭了扭双肩，有些坐立不安了，于是便东张西里起来。

　　“阿申巴赫先生，我对您有个请求。不要这么愁眉苦脸地坐着不动，情稍微喝一点儿吧。”

　　“对，对，我们喝一点儿。”

　　……

　　半夜１２点多钟，阿申巴赫终于问道：“请您告诉我，您到底要我干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

　　“您必须把从里帕先生那里听到的一切统统忘掉，把一个小包转交给那个俄国俘虏。”

　　“就这些？”

　　“就这些。”

　　次日清晨，在离城30公里的地方，游击队员们在原林业局所在地等候烟等售货员带来消息。

　　天气暖和，一片恬静。潘捷列耶夫坐在窗台上，窗户大开。他贪婪地呼吸着好象被绿色枝条过滤了似的清新洁净的空气。他极目远眺，注视着空中孤零零的一个点，那点在蓝色空中飘浮不停，不知何处为归宿。

　　窗下也是一幅太平景象。乔班·普里莫什兴致勃勃地劈着木柴，不断把劈柴送到篝火旁。篝火是安努什卡医士刚刚点起来的。安努什卡的志愿助手多得不得了。司机费德尔·班达连柯也很早就起来了，坐在圆木上削土豆。他旁边是滑翔机驾驶员小舒利克。开春时，他驾驶滑翔机给游击队运来了电台和弹药，然后就留在营地不走了。

　　这幅景象使潘捷列耶夫感到那么恬静、亲切、有乡土气息，他不禁想道：“真是活见鬼，就这么坐着削土豆，也是幸福的啊！总之，不打仗，即使干最最普通的活儿也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就好比健康一样，只有生病时才知道要珍惜它。”

　　过几个钟头他就要和普里莫什、班达连柯一起进城，要化名，换服装，换证件。在城里，维罗尼卡将要同他们会合。

　　班达连柯是司机，世界上好象没有什么汽车他对付不了，“开动不起来”。班达连柯将去完成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他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坐在圆木上用粗大的手削土豆，同乔班和医士逗笑儿。不过，他即使知道，也还会是这个样子；班达连柯同志勇猛过人。他还在被俘时便留起了胡子，发誓不亲手杀死20个德国鬼子，决不碰刮胡刀。这个数字早就超过了……可是，老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从不剃须。他是在刻赤负伤被俘的，后来逃了出来，游击队收留了他，把他将养调治好了。在第一次战斗中，他努力向新战友表明，他们没有白白把最后一只小鸡让给他吃。

　　勤务员忽然出现在潘捷列耶夫面前：“队长请您马上去。”

　　德罗兹特说得简单明了：“和你们一起去营救坎杰拉基的还有一个咱们的同志……他在德国人那里当军事翻译。现在，命令我们把他接到咱们队里来。我可以顺便告诉你，这个人是你们的同学。”

　　“佩斯科夫斯基？”

　　“就是他。他已经把锯交给了坎杰拉基。如果一切顺利，乔班用不着再据铁栅栏。23点整，一辆装满汽油的载重汽车开到关厢一街。这条大街的五号楼正好对着监狱。从窗口可以看到监狱大院。伊斯科拉和烟亭售货员就在这幢楼的24号房间等着你们。”

　　佩斯科夫斯基拿到一个不大的定时炸弹，这是维罗尼卡和普里莫什藏在苹果篮子里带进城的，一直藏在香烟仓库里。

　　他把定时炸弹的时计拨到22点50分。像作应该发生在诺尔特通常回家时间的前10分钟，也就是游击队偷袭监狱前的10分钟。从这里隔过一个居民区便是监狱。定时炸弹放在诺尔特上校接待室的衣柜里。

　　然后，坦年鲍姆便悄悄地隐藏起来了。坦年鲍姆这个姓，他大概还要再用６个小时。

　　坎杰拉基被架着站在诺尔特上校面前。推给他一把靠背很高的椅子，他无力地瘫坐在上面。

　　“你说。在参加审讯的几个人里，你和谁认识？我的责任是警告你，你的前途全决定于这一句话。不，不完全是这样。这句话将决定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前途，”上校微微转向翻译，很不客气地说：“讲给他听。”翻译眼中闪着尽守职责的目光。

　　“不用了，大人，我能讲点儿德语，”坎杰拉基说道。

　　坎杰拉基看得很清楚，诺尔特在竭力控制着自己，平心静气地同他谈话。佩斯科夫斯基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今天换了个翻译？既然提出这种问题，可以推断，佩斯科夫斯基己经受到怀疑．如果叶夫格拉弗被拘捕，那么他们做出的牺牲、费的气力便全然付诸东流。他，科泰·坎杰拉基的生命也将白白断送。但是，叶夫格拉弗也许把情报已经转送出去了？他应该有联系人和接头点…也许，佩斯科夫斯基已经躲起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他还可以做点儿事。把敌人引向假线索，帮助叶夫格拉弗再赢得几个小时。

　　“您会讲德语，这太好了。我已经有些猜到了。您到底和准认识？”

　　“我和…”坎杰拉基装作犹豫不决：是不是出卖同伙。

　　“姓名，我要姓名！”上校大声喝道。他认为：既然这个俄国人失掉了自信心，那就不能丧失良机，要迅速，要果断。“姓名，您必须说出姓名…回答！”

　　坎杰拉基用倦怠、绝望的目光看着上校：“如果我说出来，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至于布尔什维克会对我怎样，我心里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使他们的间谍落了网。你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我答应替您说情，给您留下一条命。这总算行了吧？”

　　“我要稍微镇静一下。假如可以的话，请给我一点儿酒喝。”

　　可以用来编造的时间只有几分忡。拿中尉编造一段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他给我送来了锯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迫使他这么做的。不象是反间计，可其中的奥妙何在？是叶夫格拉弗送来的礼物。还要再锯半个小时才行。可不要把我换到另一间牢房去。不，中尉不合适。那就只剩下二等兵了。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编好一段说词。战前我能在什么地方问他见面呢？比如在明斯克。什么时候呢？比如在1940年9月。但是，他们很快就能查明，这个二等兵在９月根本没离开过马格德堡或者莱比锡。这样不行。如果说他是苏联的日耳曼人，早在战前便冒名顶替派遣到德国呢？这是瞎扯。德国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查清任何一个公民5代或6代家谱。必须另想办法。相面的人会认为二等兵的面相如何呢？认真仔细，见钱眼开……他可能真的见钱眼开呢！他先投靠了一个谍报组织。然后又投靠另一个。假如他们把二等兵带进来，我就对他说：“你瞧，我已经坚持到最后，甚至不止于此。现在棋已经输定了，他们答应给我留下一条命。”然后，我再祈求宽恕似的看他一眼。这大概就够了。

　　坎杰拉基把酒杯放在椅子扶手上，说道：

　　“他的姓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叫作‘W－ 7’”

　　“这是谁。”

　　“穿二等兵军服的那个人。”

　　“那好，您准备一下，我们来一次小小的对质。假如您骗我们……您记住对您说过什么了吗？您将不被当作战俘，而作为杀死德国将军的游击队匪徒看待。”

　　两个小时后，身遭毒打、血迹斑斑的坎杰拉基被拖进牢房，然后又往他身上泼了一桶水。天黑了，坎杰拉基强迫自己爬起来。他站到一个凳子上，想试着象早晨那样把身子撑起来。可是，他实在没有力气。铁栅栏最后还是没有锯断。

第十一章 普里莫什和科泰

　　内部通报摘录：

　　“各保安机关：绝密

　　昨夜23点零７分，一组身穿德军军装的俄国间谍（约８至10人）偷袭了我市监狱。偷袭者先悄悄解除了监狱左侧守卫。其中一人攀砖墙直至三楼，锯断囚室铁栅。恐怖分子查哈罗夫（系参与袭击巴季尼克将军的罪犯之一）即囚禁于此。查哈罗夫犯被绳索缚牢降下。当上述匪徒开始降查犯时，当即被值勤班长鲁兰发现。鲁吹哨报警并开火射击。俄匪被击中坠落，但敌匪仍将其带走。交火中，二等兵汉斯·鲁兰身负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终未苏醒。壮烈牺牲。

　　“有根据认为，此次行动系经仔细预谋筹划，诺尔特上校接待室中爆炸一事，实为此行动之一环，意在诱开守卫监狱的部分力量。这种情况使我难于及时阻击俄匪。目前正采取有力措施。俄国间谍同查哈罗夫乘一卡车逃离，卡车（为两个未辨认出相貌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所劫）原属宪兵局，载重量１吨半。有人曾在俾斯麦大街和教堂大街见到这辆车。已派两排摩托手跟踪迫击。有根据认为，部分偷袭者即隐匿于市内。附近各居民区已被封锁，正在进行仔细调查。各保安机关首长将定期收到报告，以了解调查情况。”

　　急急忙忙敷在普里莫什·乔班额头上的纱布已经浸透了鲜血。他的呼吸时断时续。班达连柯沿乡村小路驱车奔向河边，奔向救命的沃尔斯克拉河，对岸便是自己人。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每颠一下，他都紧咬嘴唇。班达连柯一看这个斯洛文尼亚人，脚便不由白主地要去踩刹车闸。但是，如果他们在渡河前被发现，那就不止普里莫什一人丧命。他双眼盯着路，周围一片漆黑。

　　普里莫什·乔班生命垂危了。他的头枕在坎杰拉基的膝盖上，坎杰拉基象弹簧那样上下颤动，竭力不使他的头在颠簸时受到震动。

　　叶夫格拉弗同维罗尼卡和潘捷列耶夫一起坐在车子上，他弯着腰，从车帮把水壶递给坎杰拉基，喊道：“灌他两口酒！”

　　水壶在坎杰拉基于中晃来晃去，酒从普里莫什的唇边成一条细流婉蜒而下，却进不到他的嘴里。

　　“他牙关紧，灌不进去。”

　　“你想点办法，把他的头抬高些。”

　　“普里莫什，你听到我说话吗？你看看我，张开嘴，我求求你。”泪水从坎杰拉基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在1943年一个繁星闪烁、悄然无声的夏夜里，不满26岁的斯洛文尼亚共青团员乔班·普里莫什，在俄罗斯中部高原上与世长辞了。

　　有时候，真正的荣誉多年来寻找着这样的勇士。可是，当它找到时，却只能同勇士的名字一起永垂青史了。

　　在人世间最崇高的义务当中，有一种义务尤其神圣、庄重。这就是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的义务。他们为我们能在前线和敌后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他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你也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乔班！

　　“他死了，班达连柯，你听见没有，他死了，他替我死了，”坎杰拉基泣不成声，泪水纵横，他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我的心脏代替他的心在跳动，你懂吗？我不忍心扶着他…不忍心看他的两只眼睛。他周身变凉了。”

　　“你振作起来！克制住自己。”

　　“你住口，班达连柯，我求求你……”

　　班达连柯故意非常镇静地、一字一板地低声说道：“光说话无济于事……最好还是注意观察车子两边的情况吧！把枪端好，再换上一盘子弹。”

　　“维罗尼卡，你好。”

　　“你好，叶夫格拉弗。”

　　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只是两只手悄悄地拉在一起。在这种时刻拉手，似乎是一种羞事，不该做的事。可是，叶夫格拉弗从拉手中感到，维罗尼卡是怎样热切地等待着他。他自己也是热切地等待着她啊。

　　卡车不住地颠簸着，叶夫格拉弗心疼地搂住了维罗尼卡。“你好哇，亲爱的……”

　　叶夫格拉弗第一次听到她说“亲爱的”这几个字，是在里海岸边，分别的那一天。象那时一样。这几个字在叶夫格拉弗耳边久久绕不绝。

　　“费多尔，问问佩斯科夫斯基，他是不是把情报转走了？” 坎杰拉基问道。

　　班达连柯把手伸到窗外，用粗大的五指敲驾驶室的顶。

　　“佩斯科夫斯基同志，过来一下。”

　　叶夫格拉弗俯身弯过车帮，向驾驶室里看。

　　坎杰拉基仍然珍爱地抱着乔班的遗体。他问叶夫格拉弗：“审讯以后……你是不是把情报转走了？”

　　“全都转走了，干得不错，好样的……”

　　“不止这些，还有细节。”

　　坎杰拉基请班达连柯停一会儿车，把朋友们叫到自己跟前：“谁第一个回到营地…请记住：在托马罗夫卡和博里索夫卡附近是第四坦克集团军和３个坦克军团。还加上一个名叫‘斗争’的作战小组。德国人来必来得及重新部署……地图上标明‘７月５日’。”

　　潘捷列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铅笔匆忙地写了几行字。

　　“再说一遍，以防万一。第四坦克集团军和３个坦克军团，”坎杰拉基说，“再加上一个‘斗争’作战小组——这究竟是个什么组织，我们的人大概会知道。托马罗夫卡和博里索夫卡。7月5日。”

　　沃尔斯克拉河洁净的水缓缓地、庄重地流着。直到俄罗斯中部高原才鼓起劲头，向着第聂伯河奔泻而去。它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便一直朝它奔去，浩浩荡荡—一宽阔而稳重，宛如两岸人民性格的写照。甚至当春天来临、万象更新的时候，它也从不喜欢流露出奔放的热情。看上去，它是那样默默寡言，温柔恭顺。但是，为什么横渡这条河却比横渡性情湍急的激流更加困难呢？它是从哪里得到力量，从怎样的深度生发出来的呢？

　　沃尔斯克拉河，你停一停、静一静，不要再流淌！

　　帮助那些奔向你的人们渡到对岸去吧。船儿在哪里？在芦苇丛中本来藏着一只船，滑翔机手舒利克躲在里面。可是，船儿不见了，等待他们的舒利克也不在了。这里找不见，下游、上游都找不见。

　　月色明如白昼，但却暴露了一切。

　　在草地上发现马踩过的痕迹。

　　德寇巡逻队来过了？德寇侦察队来过了？

　　他们走远了吗？是不是躲在那座小山包的后面了？

　　沃尔斯克拉河，你停一停、静一静，不要再流淌！

　　从驾驶室里把普里莫什抬了出来，小心揭翼地放在草地上。

　　“必须试着游过去，” 潘捷列耶夫提议道。

　　“我们还是再找找船，”坎杰拉基说，“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我要把他葬好。”

　　“我们以后再回来埋他，”潘捷列耶夫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

　　科泰惊奇地看了他一眼：“那就晚了……这你比我更清楚。我要把他葬好。你们找到船再回来。班达连柯，把刀子扔给我。”

　　班达连柯解开皮带，摘下刀子，扔给坎杰拉基。

　　“我们再找一次。上车！”潘捷列耶夫喊道。然后转身对坎杰拉基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坎杰拉基把普里莫什的遗体搬到一处小树林边，用打猎弯刀耕命刨起土来。地十分松软易掘，他把土刨松后，便用两手挖坑。坑愈来愈深。

　　就在这时，坎杰拉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第十二章 情侣

　　柔蓝的天空洁净、深连。万籁俱寂，连枫树上那碧绿、晶莹的叶子也一动不动。

　　只有蟋蟀在吱吱叫个不停，这声音好象可以传到二三十里以外。

　　周围是一片绿色的世界。天边的森林参差叠峰，宛如一堵深绿色的古堡城墙。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的辉映下，紫绿色的参天老树就象一座座睛望塔耸立在古堡之上。灰绿色的垂柳枝叶纤细，娇嫩柔弱，弯向河面。头顶上这株枫树的葱经枝叶简直碧透绿极。

　　除了蟋蟀的叫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声音了。

　　但是，如果仔细听……

　　他们两人注视着森林那边，一种好象丸花蜂发出的嗡嗡声从那边传来，时断时续。天空中还有一个丸花蜂似的小点。这个小点越来越近，象一块磁石吸引着他俩的目光。

　　在离他们大约30米远的地方，一辆带着伪装的卡车歪在一边，身材高大、头发淡黄的司机依然紧握着方向盘，口水从他嘴里流了出来。班达连柯好象因为开车过于疲劳而鼾然入睡了。

　　车子是被爆炸的气浪冲翻的。一块弹皮在班达连柯的头顶上留下了鲜红的血迹。就在翻车前几秒钟，有３个人从疾驰的车上跳了下来。

　　“快，维罗尼卡，快，跟我来！”

　　“我的脚崴了。”

　　“卧倒！” 叶夫格拉弗大声喊道。

　　潘捷列耶夫毫不犹豫，没顾得回头张望，也没脱掉衣服；便纵身跳到河里。

　　叶夫格拉弗和维罗尼卡看见，梅塞施米特式飞机紧贴着地面，向潘捷列耶夫俯冲过去。

　　“扎猛子，扎猛子，” 叶夫格拉弗象念咒语似地喃喃自语。

　　传来机枪的哒哒声。

　　潘捷列耶夫好象听到命令一样，一猛子深深地扎了进去。他游到芦苇丛边，呆住了。飞机刚一消失，他便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游走了。

　　他没有权利呆在这里不动，没有权利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他没有权利返回去帮助朋友们。他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他此刻没有权利想这些。他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把那张写了几个字的小纸片带在身上。这张放在胸前衣袋里的小纸片大概早已湿透，揉搓得不象样了。但是，潘捷列耶夫清楚地记得坎杰拉基说的，以及他自己在黑暗中记下来的每一个字。他是不是能按时把情报送到，这将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存亡，也许还关系到一次战役的胜负。维罗尼卡在那里，叶夫格拉弗也在那里。她处在危难之中，而他，斯塔尼斯位夫，就在一旁，却不能帮助她。可是，他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宁可付出最大的代价，也愿意在此时此刻呆在她身边。假如万恶的梅塞施米特再飞回来，俯冲扫射，他情愿掩护她。

　　对岸越来越近了，脚底已经触到光滑的石子。

　　潘捷列耶夫张开双臂保持平衡，走上河岸。他向四周看了看，用双手从上往下挤水，把衬衣和裤子挤干。在皮鞋上他没去浪费时间。他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便向稀疏的小树林跑去了。

　　还留在右岸的那两个，刚爬到陡峭的岸边便又听到越来越近的飞机轰鸣声。

　　维罗尼卡听到叶夫格拉弗喊：“快到柳树下面去，尽量快点！快爬！”

　　“叶夫格拉弗，我快不了！”

　　“我们最好分开躲起来。万不得已，我还可以把飞机引开……”

　　“不要分开，格拉尼乌什卡！

　　响起了机枪的扫射声。叶夫格拉弗用身体掩护住维罗尼卡，他们两人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飞机在翻倒的车子上空俯冲下来，然后又俯冲了一次，接着便拔高，消失了。

　　他们一动不动。

　　“脚怎么样？让我看看。”

　　“别担心，一切正常。我们等一会儿再游过去。”

　　“你不怕吗？”

　　“不怕。瞧你说的，我游泳技术不坏。”

　　“那脚呢？”

　　“没关系，走路时疼。我能游。”

　　叶夫格拉弗仰泳，两眼紧盯着天空。对岸显得那样远。他头一个登岸，又伸手把维罗尼卡拉了上来。两人一起来到小树林，双双转过身去，背靠背地拧干衣服。维罗尼卡无法止住全身令人讨厌的战抖。

　　“格拉尼乌什卡，亲爱的。那块弹皮也可能落在你头上…或者我头上。你懂吗？这是命运保佑了我们，我们才有现在这一刻……这是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嘉奖。”

　　他头一次近看她的面庞，第一次感觉到她的头发落在自己的面颊上，第一次听到她的呼吸声。

　　忽然，世界上的一切气味、色彩和声响顿时消失殆尽，象部飞机的轰鸣声消失、融化在空中一样。四周是一片洪荒般的寂静……

　　一切声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听见远处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急急忙忙地走着。他肩挎卫生包，右手提着枪，弯腰跑步前进。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受伤，一定就在这附近，”

　　潘捷列耶夫环顾四周；急步走向长在岸边的小树。他爬上一座不大的小土岗，站在岗上，河岸一览无余。他忽然紧紧咬住嘴唇，兔得叫出声来，暴露自己。

　　他怎么一直都那么相信她呢？他怎么能一直都热恋着她呢？

　　原来，这一切全是他的幻觉。原来，她的友爱、她的眷恋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全是他这个26岁的侦察员想象出来的。可是，在此以前，他还一直认为自己能够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性格、嗜好和恋情。原来，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他的听觉能把世界上，切别的声音统统放过，只捉住她的声音。这时，他听到：“格拉尼亚，我亲爱的！”

　　潘捷列耶夫闭上了眼睛，呻吟起来。他好象在同自己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道别，同维罗尼卡、同叶夫格拉弗道别…现在，他要站起身来，不，不用站起来，他要从小土岗上爬下去，使尽全力猛跑。然后，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就会逐渐懂得处事的分寸，还有他以前从未发现过的那些事物。他用手抓着草往下爬，手指上的血染红了土地。他想爬得远远的，远远的，不要再着到，也不要再听到。假如他没遇到悲痛欲绝的坎杰拉基，他宁愿这样爬下去，让双手鲜血淋漓，一直爬到天涯海角，远远离开原来的那个潘捷列耶夫。

　　“祝贺您，叶夫格拉弗·佩斯科夫斯基，”游击队队长对我说道，他紧紧地抱住了我，紧得连我的骨头都咯吱作响了。

　　为庆贺我们归来，队里在有限的范围内举行了宴会。桌上摆着带皮的熟马铃薯、香肠、面包干，还有一大瓶酒。我在营地里要住上几天。

　　……

　　我一连作了好几次梦，都是一模一样的……普里莫什·乔班悬在一条拴在铁栅栏的绳子上，铁栅栏在三层楼，也许是十三层楼上。有一只手从铁栅栏里伸出来。不知是谁想托住乔班，把他拉上去。没有人再向他开枪了。坎杰拉基对我高声叫道：你难道没看见，这就是那个警察吗？这也许不是坎杰拉基在叫，而是别的什么人？我慢慢地瞄准那个吹口哨的卫兵。他双臂一瘫，倒在地上。在梦中，我常常是束手无策，一事无成。可是，这次敌兵却中了我的子弹，应声而倒。这也许不是梦？潘捷列耶夫和班达连柯都端着自动步枪，从房顶上射击。但是，我并不羡慕他们。我的手枪已经使得很习惯了。我又瞄准，第二个也应声而倒！战斗就这样进行着……可是，普里莫什仍然悬在绳子上，睁着两只大大的白眼，望着我。

　　我不想再作这样的梦了。我要稍微休息一下，要习惯过新的生活──在自己人中间生活。逢人开口，不必字斟句酌了。学会重新做原来的佩斯科夫斯基。还有……要学会睡觉。我不需要服安眠药。多想看看妈妈呀。多想到莫斯科去，到1941年11月我曾近在飓尺的莫斯科，在那里哪怕呆上一天呢。在洛勃尼亚附近克鲁格洛耶湖衅的渔夫家里，我哪怕再住上一夜呢。从前，我曾经在这间小屋里住过。瞧，我都想到哪儿去了！

　　我点起小灯读莫斯科出的各种报纸，直到天明。我贪婪地读着，连以前不太注意的社论也读了。

　　我在自己人中间，在自己人中间，在自己人中间！我在游击队营地！维罗尼卡就在我身边！

第十三章 在清晨４点多的时候

　　奥夫钦尼科夫中将走到地图前。图上有两条细带子，一条蓝色，一条红色，用许多小旗子连结起来。两条带子分别表示去年和今年的战线。

　　他十分高兴地不断变换小旗子的位置，眼看着红线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远。有时，当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忍不住用手去量地图上的距离。他知道，大拇指和小拇指之间的长度大约是22厘米……他知道又夺回多少公里的土地。他也大致想象得出，又有多少将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多少孩子失去了父亲，多少儿孙不再出生，l年、10年、20年之后，多少恋女找不到情郎？

　　整个国家已经习惯于在对明天的憧憬之中生活，为了将来，有时甚至为了遥远的将来而牺牲今天。它不仅把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投到战争中去了，甚至提前预支了将来可能得到的东西。国家的命运就押在这张标着小旗子和两条细带的地图上。也许不是押在整个地图上，只押在俄罗斯中部高原的这一地区。在这里，小旗子向西排成弧形。地磁异常的库尔斯克地区象马蹄形磁铁一般吸引着敌人的装甲集团军。敌人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空袭呢？

　　奥夫钦尼科夫从地图旁走开，似平这时才想起来汇报的盖上校。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您看情报局的消息。昨天夜里，瑞典电台广播，盟国不打算在今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他们的无所作为激怒了俄国人，俄国人示威性地召回了大使。但是，这不是主要的。请再听：‘俄国人准备同希特勒谈判，日本天皇也表示同意派自己的弟弟赴莫斯科充当调停人，’我想，这些消息倒是说明些问题，您说呢？”

　　奥夫钦尼科夫今天兴致颇高。上校好久没看到他的笑脸了。可是，将军突然把笑容一收：“不过说起来，瑞典电台的这帮人全是蠢货。谁要同希特勒做交易？您要是愿意，我给您看一本十分有趣的书。真可谓是历史的再现。”

　　书架上摆着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奥夫饮尼科夫把它放在桌上，读出了书名：《俄国今昔（１６１３—1913）》。

　　“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很好嘛！您说对吧？”

　　将军狡黠地眯缝起眼睛。“这本书里讲的俄国历史，就是讲沙皇，好象历史又是那些沙皇创造的。这且不去管它。书本身仍然颇有教益。我劝您读一读。我提起这本书的意思是这样。博罗金诺一战后，拿破仑多次向亚历山大一世提议媾和。多次请和。请听，是怎样答复他的：‘拿破仑闯进的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他迈出勇敢的一步，就会把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吓得魂不附体，从而使他们和军队卑躬屈膝。俄国不惯于俯首听命，不甘为奴，不愿出卖自己的法典、信仰和自由，并且，它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将会拯救沙皇和各公国的独立。’答复得满不错嘛！假如用一些比较合适的词替换‘沙皇和各公国’这几个字，那么这句话就好象是今天写的。不是答复拿破仑，而是答复希特勒。下面接着写道：‘现在，敌人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能使我们中止战斗，也不能削弱我们为祖国报仇雪恨的神圣责任感。’可敬，可佩。俄罗斯就是这样答复的！”

　　这时，一部没有拨码盘的电话响了。

　　将军听到电话铃声，习惯地战颤了一下，神情严肃起来。坐在对面的上校忽然感到，仅仅两年的功夫，奥夫钦尼科夫却变得苍老了许多。

　　“这么说，制造假象的说法已经排除了？还要再研究研究……我看，情报不会不一致。”

　　奥夫钦尼科夫放下听筒，高兴地说：“上校，看来，我们不白吃饭。上天有眼，我们不白吃饭。军事侦察机关抓到两个‘舌头’，正在审讯。根据初步情报判断，德寇进攻的日期和突击方向，也就是我们同志搞来的情报，已经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佩斯科夫斯基大尉……您记得，我们还怀疑过他呢！他干得真不错……总的说来，全组都……还是先不忙着说，再等等……”

　　盖在心里笑了：“奥夫钦尼科夫怎么说‘我们怀疑过他'？为什么说‘我们’？他也许还记得我们头一次的谈话。没什么…首长的小毛病，应该原谅。”

　　“将军同志，我们是一直信任佩斯科夫斯基的。”

　　在敌后所获得的情报，以战时最快的速度从游击队营地送往游击运动司令部，从司令部又转送“中央”。

　　后来，这个情报同目力侦察、仪器侦察、以及秘密侦察所获得的其他许多情报，同“舌头”的口供做了对比。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能够估计出德宏在奥尔洛夫一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动进攻的时间，误差不超过１小时。

　　多年后，德国将军将会在回忆录中追述，类似的侦察行动，任何一个侦察机构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特殊的品格，鲜明的观点，他们都有一颗刚强的心。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为之服务、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沙根·姆纳查卡尼扬就是这样的人，纳季姆·鲁斯塔姆别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那些已经为人熟知和暂时尚未被人知晓的成千上万的战友们，也都是这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没有谁能比捷列扎村的那个自修艺术家说得更好。在肃反工作者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的墓碑上，他用油彩端端正正地写道：“为了祖国天长地久，纵使我们的生命短促。”

　　“叶夫格拉弗，我懂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我要等着你。需要多久，就等多久。亲爱的，你记住，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现在，你的一部分已经和我同在一身。我们一起等待着你，你明白吗，亲爱的！”

　　“我明白，维罗尼卡！上帝保佑你，这次不会太久。”

第四部 第一章 从四层楼上看盟军会师

　　1945年４月底的一天早上，在柏林西面的某个小城镇里，代号为“变幻”的两支队伍的残部来到一座半截倒塌的百货公司里避难。这座百货公司不久前还是中心广场的点缀。他们登上四楼——“日用百货品部”——构筑防栅，把轻机枪放到窗口。

　　他们一共８个人。有的相识已久，有的则初次见面。他们聚到一起是为了集中力量，必要时，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其中有３个人已经50开外，脸上满是刚刚经受过的遭遇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准备冷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有两个人只有16——17岁，他们神色惊慌，极不自然地挺着胸，两颊泛着红晕；其余３个人都十分镇静，虽然他们身穿便装，但很可能不久前都当过兵，早在战火还没烧到德国心脏之前，便已经嗅过火药味儿了。

　　在这３个人中，有一个名叫埃贝哈德·蔡费德。他身材高大，面孔窄长，脸色阴沉（他们刚刚相互认识，因为对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没有把握，所以互相交换了自己亲人的地址）。他挑起指挥这个小组的担子。

　　“先生们，检查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好，谢谢，1、2、3……5个手榴弹，4枝手枪，两门火箭炮。每个人有多少发子弹？好。我本来以为要少得多。我们还有东西来迎接客人。现在…我看，咱们可以加点儿餐，评价一下百货公司负责人的预见性。”

　　最后上楼的几个人，从地下室搬上来一箱莱茵葡萄酒、一圈荷兰干酪和一些杂碎香肠。这是公司老板为自己准备的“应急之需”。蔡费德蹲到酒箱旁边，把细长的小折刀插进软木塞，又轻轻地转了转瓶子，十分灵巧地打开了瓶塞。

　　蔡费德打开了８瓶，然后对一个仪表端庄、溜肩膀、手中总是拿青一只鲨鱼皮公文包的胖子说道：“策德拉格先生，我象对长者那样敬您一杯……请您当主人吧。”

　　“先生们，我唯一能做的……缅怀我们刚刚失去的几个人，这是我们的义务。他们为我们作出了效忠于祖国和元首的榜样。让我们大家起立，祭奠他们的英灵。”

　　全体起立，嘴对着酒瓶扬头喝了起来。

　　……

　　大约一小时前，法西斯卫戍部队同勇猛、无所顾忌地开进城的美军有过一场短促交锋。

　　在窗口放哨的是一个30几岁的人，脸上满是煤烟黑。他向两个不相识的人自我介绍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他看见一辆停在广场中央的卡车，上面挂着用德文写的横幅：“请德军各位官兵先生把武器交到这里，再到拐角的学校去登记”。奥默尔放下望远镜说道：“给这群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来一梭子才好呢；”一群群士兵正慢慢腾腾地从房屋、胡同里走出来，把步枪和自动步枪扔到车子上．站在汽车蹬子上的黑人下士班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十分得意地数着俘虏。

　　佩斯科夫斯基在慢慢地、费劲儿地回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见过这个奥默尔。他心里很窝火。“我难道老了？以前，我是很会记人面孔的……”他不住地看那个放哨的人，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战前的事，很可能是在慕尼黑。他没有引起我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也没有引起什么愉快的回忆。我们只、是碰过一面……但是，她记得他……等等，那是在剧院里，安内玛丽讲过他。这是迷恋安内玛丽的霍茨英格尔的朋友。对，对，这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奥林匹克冠军，美茵河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儿子……就是那个奥默尔，只是变样了，好象不是过了5年，而是过了15年。”

　　……

　　弗里德里希·奥默尔认为，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不要胆怯，万一上天偿他一命，免得日后没脸见人。是的，他杀过人，同时也准备被人杀死…不过，他觉得，在战争只剩下几天、也许几个小时的时候丧命，这未免太不公道、太荒唐了。但是，还有另一种力量，一种高于天生就有的自卫力量，这就是准备至死效忠元首。

　　奥默尔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如果允许，我还想说一句话，”策德拉格说道，“这句话是对您说的，施密特先生（策德拉格转身对佩斯科夫斯基说），您冒生命危险救了我一命。那颗在您袖子上留下痕迹的子弹，本来是要落到我身上的……假如您不冲过来把我按倒在地……我不知道，上天还让我多活几个小时，但是我愿意说，只有品德高尚、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健康’和‘顺利’这些词此时此刻听起来不显得是一种侮辱的话，我本来会十分高兴这样祝愿您的。所以，请允许我象拥抱儿子那样拥抱您。”

　　策德拉格说着，便走到佩斯科夫斯基面前、用右手拥抱他，两眼紧盯着他的肩膀，略微停了一会儿。这时，他的左手仍然没放下那只公文包。

　　施密特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先生们。我们大家都准备接受自己的最后时刻，”他说，”不过，说这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刚才在听策德拉格先生讲话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８个德国男子汉一命呜呼，即使打死几十个敌人，我们的孩子和亲人也不会感到快乐和幸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于德国还有用处。我想提议……这儿一共有15瓶酒，我们是8个人。剩下的7瓶我们来抓阄。谁没抓上，谁就会见美国人。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我以为是这样。”

　　奥默尔转过脸来，轻蔑地瞥了施密特一眼。

　　两星期前，佩斯科夫斯基见到了盖将军。这次会面后，他只好放弃回国的念头，做长期打算。他本来觉得这个理想就要实现。

　　盖住在雷根斯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前一天，他同一名助手竭力不漏一字地收听在瑞士举行的一场象棋比赛广播。苏黎世选手向自己遥远的对手发出了４个马初次交锋的几步棋。棋本来下得很一般。可是下到第九步时，王所在的那半边棋盘上的象忽然出棋不凡，它象马那样一连跳过几个自己的步兵，直插敌后。这时，广播员念了３行４位数字。在农场里，这些数字同样十分仔细地被记录下来。

　　数字被译成文字后，在盖的记事本里，“乌戈·策德拉格”这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下面便是几个城市的名称，有人在这些地方最后看到过他。

　　“我受委托通知你，”盖对佩斯科夫斯基说道，“你要求加入联共（布）的申请，作为例外，在你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已经讨论过了。你已经被接受加入共产党。祝贺你。现在我同你就象同一个共产党员那样谈话。”

　　盖将军要进行的一次谈话，是一次特殊的谈话。

　　战线越来越接近法西斯匪徒的首都，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战士们就要返回故乡，同妻儿、母亲团聚。自天他们被迫面对死神，黑夜不得安歇，但这一切就要成为过去了。差不多３年来，全国日夜盼望的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可是，盖却必须对佩斯科夫斯基说，他的战斗还不能很快结束。

　　“我受委托转交给你的任务，是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而且要冒特殊的风险……因为，完成这项任务同一般对这样一个侦察员的安排是矛盾的，这种侦察员……‘已经暴露了身分’，我们俩在脑子里都闪出这个念头。如果不是现在这种时候，你经过别尔哥罗德侦察行动以后，一定会在后方把你十分牢靠地保护起来．但是，法西斯战线正在崩溃，法西斯匪徒逃向自己的老巢。指挥部相信你有经验和才能，相信你能进入另一个角色。从今天起，你的工作、你的目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做你的猎获对象是一个叫做乌戈·策德拉格的战犯。他曾经在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活动过……有很多人命．他手中有份特工名单……他既怕别人，也怕自己人。根据现有的情报，他企图潜逃到南美洲，那里有人等他。这是个聪明、诡计多端的敌人。你知道，他曾经搞掉过我们两个特工，而这两个人都不是新手。他常常兜圈子，出冷门，把线索搞乱。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个很危险的对手。我们没有权利让他溜掉。找到策德拉格，不要放过他。这是你和找为把法西斯匪徒的残渣余孽从我们的国土上清除干净，而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对孩子们应尽的共同义务。这是给你准备的证件，化名托玛斯·施密特，波罗的海沿岸某地中学教师。对于现在的身分你应该知道些什么……要牢牢记住。”

　　……

　　一小时后，盖掏出烟盒，找到一枝香烟，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这是‘卡菲别克’牌香烟，你的家乡巴库出产的。只是烟嘴是另一种。现在你说说，有什么话要转告妻子和母亲？”

　　“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就转告他们什么吧……维罗尼卡就要临产了……让她不要担心。请允许我……离这不远有一个叫里帕的叛徒。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希望准许我……”

　　“忘记这件事吧，” 将军不客气地说道，“把他交给我们吧。现在，现在要谈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联系的方法。”

　　分手前，盖打开了水壶，把白兰地倒在壶盖里，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说了一句完全不象一个肃反工作者应该说的话：“好吧，上帝保佑你！”

　　……

　　当佩斯科夫斯基说到“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这句话时，他侧目睨视，发现站在机枪旁的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十分激动地转过身来。在奥默尔的眼中，闪着掩饰不住的憎恶的目光。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克制住了。但是，大家把第一瓶酒喝完后，他会怎样呢？

　　“不管怎么说，他从心底里反对我提的建议。出过一次‘风头’的人…习惯于引人注目。我必须小心谨慎。策德拉格先生对我的建议会有什么合法？”佩斯科夫斯基把目光移向策德拉格，可是他已经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很可能跑到那堆锌桶后面去了。佩斯科夫斯基不慌不忙地跟踪而去。可是他刚刚走了５步，策德拉格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中的公文包已经不见了。

　　“噢，您又跟上我了，我的神奇的救命恩人。不过，我有什么值得须受您这般关怀的呢？您已经监视我３天了。现在既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问您，为什么您不向美国人开枪？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在策德拉格的眼中，闪现出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

　　奥默尔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喝完了一瓶后，伸手拿第二瓶，表示他根本不把抓阄的建议放在眼里，他决不会举手去找美国人投降。

　　从大街上传来爆炸声。炮手班把自动炮拖进被砸碎的肉店橱窗里，向对面楼房的第二层开火。对面响起了一阵自动步枪声。美国人不打算费力去强攻，决定用大炮把楼房摧毁。

　　炮的口径不算大，佩斯科夫斯基还没见过这种炮，但是威力惊人！炮手班是在明处打，躲在对面房子里的敌人把他们班长打伤了。于是美国人改变了做法，不再留枪林弹雨显本事了。小钢炮把对面楼房的厚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美国人射击完后，等到了一个不大的间歇，于是便围坐成一个圆圈，让指挥员慢慢恢复知觉。

　　“他们自己要吃一梭子，”奥默尔说，“你们看，多么好的靶子！”

　　“然后怎么办呢？”佩斯科夫斯基问道。

　　“管它呢……好象我们还有什么‘然后’似的。我们有的都是老早已经过去的事了。”

　　“奥默尔先生，您应该记住，您不仅仅为您一个人负责。”

　　“我宁愿记住另一点。记住元首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有人允许您投降了吗？”在奥默尔那张颧骨突出的面显上红一块紫一块。

　　策德拉格象解劝似地走到奥默尔跟前，对他耳语了几句。奥默尔不吭声了，象是在思索刚刚听到的话，装作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样子，重又向窗外瞻望。

　　佩斯科夫斯基心里想：“……不，他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故作英雄姿态……他有信念。这就加倍危险。刚才，他亲眼看见拒不交枪的官兵被打死。他把他们当作英雄，想替他们报仇。策德拉格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他对他有多大权威？策德拉格不希望发生口角吗？可是，为什么当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说‘您在监视我’这样的话？这就是说，他怀疑我……打算搞掉我，又不想自己染指。奥默尔是真的平息下来了，还是装相？”

　　“不，当战争哪怕有十万分之一获胜的希望时，谁也没有准许我投降。现在，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职责是要我们采取措施，保住８条性命。”

　　“施密特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象……”

　　“您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我想，您很清楚，您已经没有权利不把话说完。”

　　“我从来没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

　　奥默尔镇静、高声地答道，完全是一副习惯于让人听他演讲的腔调。“情况迫使我对您说，我指的就是象您这种人，指的就是准备叛卖元首－－还有德国的那些人。”

　　“您过于激动了，您井不清楚自己说的话的含义。”

　　“嘣、嘣、嘣”太阳穴里沉默多时的小锤子又敲了起来。

　　“如果我清楚呢？您真的有本事忘掉刚才您听到的话吗？”

　　“不，我不打算……”

　　大家都装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就没听到这场口角的样子。十分清楚，非得火并不可了，这种话是不能原谅的。但是，谁对、谁错呢？很难评断。生活中，有时事情原本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却说不出孰是孰非来……两人都对，两人都不对，让上帝为他们明断吧！

　　奥默尔难道不对吗？难道不是条顿骑士团骑士的热血在他心中沸腾？德国人难道不是从小就记得这样的话：“我将永远无愧于我的人民，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没有赋予我别的权利！”如果照施密特的话去做，岂不是有这样的权利了？岂不是说，在一个德国成年男子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为了保全性命……可以忘掉一切？不，不应该这样，不能这样！让奥默尔开枪打死这个施密特吧！－－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施密特不象是个胆小鬼。他的话也自有其道理。难道人们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还甘愿一死，那不是太蠢了吗？……他们每个人多少次出生人死，谁知道飞机扔下的炸弹会掉在谁的头上，谁知道地雷躲在那里等着谁？现在去送死，那是大蠢了。施密特没让奥默尔开枪打美国人，就为了这个也应该好好感谢他。否则，大家肯定全完蛋，就象躲在离这不远的那栋楼房里的人一样，那些人大概也发誓不投降。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向谁证明呢？证明德国人会壮烈牺牲？难道这不是声言已为人所知的吗？证明相反的道理，如何光荣地、毫无愧色地保全生命，这倒还新鲜些。虽然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荣辱和有无愧色。军队已经瓦解，柏林不久就要陷落。还好，奥默尔没有开枪。不然８个人的性命全被断送。现在要死只死一个。生活中有时为雪耻必须付出代价，毫无办法。

　　蔡费德说了几句话，但对能不能起作用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也许，你们别逗趣了？我们干吗让敌人高兴，互相仇杀，浪费子弹呢？你们两个都有点儿火气。忘掉刚才说的话吧。奥默尔先生，您应当表示歉意……”

　　“顺便说一句，当我们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俄国人把凡是对胜利失去信心的同胞全部杀掉。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俄国人做得很对，所以他们现在才能兵临柏林城下，就象俄国话说的。他妈……”奥默尔破口大骂起来，他瞪着佩斯科夫斯基，清晰准确地说出了最后一个字。

　　佩斯科夫斯基慢慢地喝着最后几口酒。

　　他喝光了，放下瓶子，对蔡费德说道：“请您量好距离，下令吧。问问奥默尔先生有什么条件。”

　　奥默尔从手枪里把弹夹抽了出来。

　　“我有３粒子弹，我想，足够了。我们站在墙角。拿枪的手下垂，数到‘３’时开枪。如果放完第一枪我们还都站在原地，那就放下手，再等数到‘３’。”

　　佩斯科夫斯基在枪里留了３发子弹，其余几发随手扔到背后。了弹碰到墙壁，在地板上滚了起来。

　　“如果我来挑选裁判员，您不会反对吧？就让蔡费德先生发口令吧。”

　　“同意、”奥默尔沙哑地答道。他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练习，疾速振臂射击。他瞄准在墙上想象出的一个点，连续扣扳机。按照关于决斗的古老的迷信传说，他把粒子弹捏在左手心里暧着，免得卡壳。

　　两个对手之间的距离是13米。５个旁观者都退到墙边，有的人颇不以为然地喝着剩下的几口酒，有的人往窗外张望，看那里的美国人。

　　佩斯科夫斯基心中想：“现在，阿什拉菲老师教的东西全都要用上了。几乎不瞄准地射击迅速移动的目标。你应该设想一下他手的动作：甩起手臂，刹那间天然不动。他为了不让我先下手，绝不会瞄得很准。就是说，有一瞬间，他的手是不动的。我必须抓住这个空当开枪。我能打死他，可是我不把他打死。我把他的枪打掉。”

　　佩斯科夫斯基按照老习惯，把应该做的以及站到规定地方后该如何动作，都预先在心里演习了几遍。他知道自己至少有七分把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裁判员命令道：“准备！”他打量了一下两个对手。“枪放下。左面的光线比右面的好，请你们抓阄。”他捡起一粒叶夫格拉弗扔掉的子弹，那双手藏在背后，问佩斯科夫斯基：“请猜！

　　“子弹在左手。”

　　“猜对了。奥默尔先生，您靠窗户站。请交换位置。”

　　交换位置时，叶夫格拉弗注意到，对手的面色惨白，前额上的赤红瘢痕不见了。“他神经衰弱，手会颤抖的。很可惜，打掉他手中的枪要困难些。”

　　二人分别向两个角落走开，转过身来，相互瞧了一眼，又看看伙伴们，看看裁判员，忽然侧耳倾听起来。

　　街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又听到一阵马达的轰鸣。佩斯科夫斯基朝窗外望去，苏联坦克部队正开进广场。走在队首的军用吉普车上坐着一个宽肩膀的、幸运的年轻军官。人们把鲜花塞到他手里。几个美国士兵——有白人，也有黑人——忽地把他抱起，连连抛到空中。年轻军官束手无策地叫着。

　　裁判员下令了：“请各就各位！准备！1、2、3！”

　　奥默尔一扬胳膊，就在这一刹那，好象有人扯了一根看不见的线，夺掉他手中的枪，把它抛到一边去了。

　　奥默尔抓住自己的手腕，惊讶地看着手掌，他本来以为会看到血，可是并没看到。

　　“这枝枪不能再用了，”蔡费德说道，“手怎么样？”

　　“手不听使唤，挨了一下。我控制不住手。”

　　佩斯科夫斯基走了过来：“奥默尔先生，您还想打死我吗？我并非自找决斗，也不想危害奥林匹克冠军。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如果……”

　　叶夫格拉弗一面说，一面睨视坐在箱子上的策德拉格。

　　策德拉格把手伸到怀里，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用一一块报纸挡着向他瞄准。

　　叶夫格拉弗霍地转身面对策德拉格，就在这一瞬，枪响了，叶夫格拉弗向旁边一闪，子弹擦着太阳穴呼啸而过。

　　叶夫格拉弗开枪了，几乎没有瞄准。策德拉格从箱子上咕咚一声倒了下来。

　　“先生们，这是怎么回事？！”蔡费德惊叫起来。

　　“我不喜欢有人朝我后脑勺开枪，”佩斯科夫斯基说道，同时，在心里向阿里弗·阿什拉菲老师遥致谢意。

　　当天，即1945年4月的一天，傍晚时分，他在箱子堆后面找到了那只鲨鱼皮做的公文包，然后，便悄悄地离开了百货公司。

　　……

　　基洛瓦巴德市人民教育局副局长玛尔塔·佩斯科夫斯卡娅乘火车抵达巴库。她疾步穿过车站广场，向电车站走去。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等车。不能站着没事干。她走过到处布满碎砖头儿的街心公园林荫道，来到电话局大街，然后拐到列宁大街。现在，她可以闭着眼睛走到岸边。海风把里海上空被海水浸泡过的空气吹进城里，不习惯的人吸了这种空气会觉得头昏，而玛尔塔却怎么也呼吸不够。20多年前，她同阿尔谢尼来到巴库。从那时起，她便永远记住了海风的甘美味道……这就是那座灰色大楼，它差不多占了整整半个居民区。阿尔谢尼从这儿进去接受委任，她等着他。那时还没有这条林荫路。大海退出了多远啊！……要走得稍微慢一点儿，让心儿不要跳得那样快。

　　“尊敬的玛尔塔·阿尔贝托芙娜，我们请您来。是想告诉您。叶夫格拉弗一切都好，他很健康，并且问候您。”玛尔塔刚一进门，将军便对她说了这几句话。他笑了，想让母亲立刻明白，一切都好。“我们恭喜您得了一个孙子。”

　　“叶夫格拉弗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玛尔塔·阿尔贝托芙娜，所以请您来，还要告诉您：又让您儿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让这个想法帮助您和维罗尼卡，给你们以新的力量吧……”

　　玛尔塔无力地坐到椅子上，用手帕捂住了眼睛。

　　“请您不要这样。战争就要结束，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不是对所有的人。您还应当知道，我和我的莫斯科同行都为您的儿子感到骄傲，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们信任他。如果需要转告些什么……”

　　“谢谢，请转告他：我一切都好，他的儿子取名叫阿尔谢尼，长得很象爷爷。”

　　“他知道这个，”将军打断说，“他也知道维罗尼卡搬到您那儿住了。”

　　“告诉叶夫格拉弗……让他多保重。”

　　“请允许我把一切都转告给他，只是除了这最后一句话。”将军笑着说道，“不必对他说这个了。老实说，我们也同样十分关心这一点。”

　　……

　　科泰·坎杰拉基在布达佩斯附近负伤，现在已经康复出院，登程还乡。火车好象因为长途跋涉而劳顿不堪，走得非常缓慢，使尽了最后的力气。科泰立在窗口，呼吸着那熟悉的温暖的空气，心中想：“平静一些，什么事也没发生嘛！这就要看见姆塔齐明达山了。怎么搞的，这样的山你看到的还少吗？没什么特别的。怎么，简直胡闹，干吗流眼泪，这可不好。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大尉，也许你把力量都留在医院里了，喂，把头抬高一些！”

　　坎杰拉基悄悄地擦掉泪水。科泰的衣袋里放着普里莫什·乔班的照片。他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夭，他找到朋友的亲人，请他们来，尽力让卢布尔雅那和斯洛文尼亚的人们都知道，普里莫什在什么地方牺牲的，怎样牺牲的。如果生了儿子，科泰一定给他取这个珍贵的名字。

　　……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少校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因为安努什卡·费诺根诺娃给他生了个女儿。

　　在整个战争期间，潘捷列耶夫今晚头一次喝醉了。

　　他很晚才回到宿舍，在桌子上发现了维罗尼卡拍来的贺电。他躺到床上，把两手枕在脑后，久久不能入睡。

　　……

　　伊利亚·里帕和他那个被打散了的连的残部渡过切尔那亚河，他妄想在天黑前甩掉别的部队和自己连队的人。

　　他的命运差一点儿又有了转机，他也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德国人在卡车里让给他一个位子，还允许他带一只箱子。

　　可是，还没走20公里，车就停了下来，让一个没戴军帽的秃头将军搭车。将军身旁是一辆翻了个儿的“奥贝尔”。

　　他们对里帕说了声：“外格！”——再见。

　　他慌了手脚，大声哭诉起来。这时，德国人干净利落地把他抬起来，扔到车外，接着箱子也扔了下来。

　　将军神气地上了车，抖了抖上衣，没向任何人道谢，戴上单眼镜，把车上的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态度十分冷漠。

　　“他使我想起了一个人，”里帕想道，“他很象一个人。”

　　里帕没有料到，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于尔根·阿申巴赫的父亲。

　　自然，里帕也无法猜到，这位戴单眼镜的将军抢了他的位子，然而却使他整整多活了５天。

　　那天傍晚，一架苏联强击机从小树林后面钻出来，跟上了这辆卡车。

　　阿申巴赫张开双臂成十字架状飞出车子，一头栽到地上，慢慢摔下，便再也不动了。只有那只挂在脖子上的单眼镜象钟摆一样摆了一会儿，然后，连它也停了下来。

第二章 归来

　　春天某日，刚刚下过的一阵雨，把莱茵河畔一个整洁的机场冲刷得干干净净，一架客机直冲云端。飞机盘旋一周，掠过教堂上空，微微晃动着双翼，教堂好象躬身作答。飞机向西北飞去。挺直了身的教堂渐渐从地平线上隐没。

　　一位37岁左右的乘客，戴着一副宽边角制眼镜，紧贴着舷窗张望。直到小城市郊在远处变得模糊不清，他才靠在沙发背上。

　　他看了身材矮小、周身圆滚滚的电台记者一眼，想起他刚才差一点儿没从驶向飞机的“大众牌”汽车上摔下去。记者身上缠绕着各种无线电器材的背带，这些器材不住地摇晃着。他用了很长时间手忙脚乱地摆脱这些负担。他终于可以站起身来了，于是便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很大的带套子的仪器；把象巧克力冰棍儿的麦克风放到嘴边，说道：

　　“我从飞往波恩的座机上报道。从签署投降和结束战争决议书①到今天，已经整整10周年了。今天的德国人对战争有什么想法，他们把哪些计划同和平联系起来，我请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历史学教授乌利里赫·卢克谈谈自己的想法。卢克先生，您曾经两次到过苏联：1941年是作为一名士兵，而14年后则是作为一位学者。您对苏德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 ①应为“德国军事投降书”，于1945年5月8日在柏林签署。——译者】

　　“我一贯积极主张大力发展德国同苏联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苏维埃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假如我们再次陷入相互敌对的阵营里，子孙后代绝不会饶恕我们，不，绝不会饶恕。各国人民对‘冷战’已经感到厌倦了。互相谅解，互相帮助……那些曾经经受过这场战争的人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是多么重要。”

　　坐在不远的那个戴角制眼镜的人在心里说道：“卢克先生，我很满意您的回答．只是，我不能走上前去同您握手，实在遗憾。不过，您也许认不出我了，多少年不见了……”

　　这就是托马斯·施密特，一家省报的编辑。他经由波恩飞往伊兹密尔，参加一个国际展览会的开幕式。出差期限为两周。可是次日，他却从索非亚——莫斯科班机的舷梯上走下来。一个身穿灰色胶布雨衣的人走上前来迎接他。

　　“你好，佩斯科夫斯基，祝贺你彻底回来了！”

　　多年来，第一次称他“佩斯科夫斯基”。

第三章 伊兹麦洛沃公园中的林荫路

　　清早，精神烁、双鬓如丝的年轻上校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潘捷列耶夫在他习惯的时刻走出家门，匆忙奔向汽车站。他看见车子开过来，便加快了脚步。可是，他忽然想起自己用不着赶时间，他正在休假，于是便象一个有权随意支配时间和自己的人那样，从容不迫地踱起方步来。

　　早晨７点多钟，莫斯科全城到处都在奔忙。提着重重的书包的大学生，拿着梦幻般轻巧网兜的家庭主妇，面色白皙、前额宽阔的专科学校学生们（他们刚刚开始上路，路上要换乘几次车）、还有那些老成持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在莫斯科繁忙的时刻挤满汽车、无轨电车、电车、地铁的人们都从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身边穿梭而过。他们都在思考着严肃的事情，为一个崇高的目标所激励，并且绝不分散精力，偏离这一目标。

　　“哈，哈，”潘捷列耶夫在心里对自己说，“过去几天了？16天？不，已经17天了。可还是不能习惯。忘记什么是休假了。尊敬的潘捷列耶夫同志，请看看四周吧，院里春意正浓，白桦枝叶茂盛，多美啊！”

　　他想起，在伊兹麦洛沃公园新结识的一位棋友曾经对他说过：“白桦树的叶子长得早，瞧，今年春天暖和。很久没这么早长叶子了。”

　　“这个公园您大概逛了好多年了吧？”

　　“这个公园我已经逛了40几年了。所有的小路我都走遍了，整个公园我了如指掌……”

　　……

　　迎面走过来的一位中尉没有敬礼，潘捷列耶夫感到惊讶，本想教训他一顿，可是，忽然想起自己穿的是便服。

　　早在一个月前，潘捷列耶夫就在考虑即将开始的假期。他想象不出这是万种什么样的生活，想象不出该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因为正他的记忆中，时间总是不够用的。那时，他打算开始写回忆录。经历总还不算少，打过仗，受过奖。安努什卡很赞成这个主意……上周，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买了个带格的厚本子，然后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回忆录”三个字。现在正在构思提纲。

　　潘捷列耶夫一家决定留在城里度假，看戏、参观博物馆、看电影。还有一个原因使他们决定留下来：早就想买架电视机——现在已经登记买“优胜”牌的——安努什夫隔一天就得去看一次。这样，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便和女儿留在家里，整个上半天的时间全部归他支配。

　　他一大早出门，从自己家住的丁香林荫路到伊兹麦洛沃公园漫步３公里。然后再沿着通向池塘的林荫道走二三百步。

　　潘捷列耶夫心里想：“尊敬的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您曾经憧憬过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可是，在这两个月里，我们做些什么呢？怎样利用这个所谓‘时间预算’呢？确定个目标，还是来个静养身心？

　　“那就这样吧，每天用两个、或者三个小时辅导女儿，一小时读报。用两小时看电影，或者用６个小时（包括路上的时间）看戏。可是，戏用不着每天看。写“回忆录”的时间足够了。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写，怎样开头呢？试试写一段战斗故事好不好？自己的见闻很多，记得那些明知送死的志愿者。战士们从不说一句大话，只要一声令下，便挺身赴汤蹈火，哪怕九死一生。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说。他自己就曾经几度身处生死边缘。战争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多少创伤啊！尽管如此，那时他曾经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没有了。那时他知道，人们特别需要他，因为他的镇定、顽强和机智能决定一次战斗行动的胜败，也就是说，能决定许许多多人的死活。一种特别重大的责任感使他生活得十分充实。使他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写一些象鲁斯塔姆别科夫、坎杰拉基、佩斯科夫斯基、姆纳查卡尼扬、普里莫什·乔班、坎达林采夫这样的人……坎达林采夫现在在远东，已经当将军了。多想和他见一面啊，这是一些具有特殊气质，特别英勇的人。可是不能把所有的人和事都写下来。在我们的事业中，有时不是儿辈，而是孙辈才能知道真正的英雄……”

　　潘捷列耶夫就这样沿着小路信步而行，沉浸在回忆之中。突然，在前面不远的一条小路上，他看见一个人，否则他的思潮一定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久久流淌……他心中不觉一惊，这个男人实在太面熟了。不，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他长得实在太象了……跑过去仔细瞧一瞧面孔。

　　可是，他收住了脚步。

　　有多少人习惯于稍微歪着头？可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都姓“佩斯科夫斯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几年以前？很容易忘记一个人的相貌。除此之外，格拉尼亚一向不修边幅，可是这个人好象刚刚从裁缝店出来似的。

　　被潘捷列耶夫认作是佩斯科夫斯基的那个人，拐到旁边一条小路上去了。

　　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潘捷列耶夫在伊兹麦洛沃公园的林荫路上兜了很久。

　　他心里想，假如有一天叶夫格拉弗忽然走到他的面前，很随便地对他说：“你好，斯塔尼斯拉夫，很高兴看到你这么健壮”，那时他该怎样做呢？

　　潘捷列耶夫设想了一下：他们俩象昨天刚刚分手的好朋友那样在林荫路上散步，脚下踩着春雨留下的水洼……两人长时间地沉思着……各人想各人的事。

　　他，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只要维罗尼卡一句话，等了多久啊……他答应忘记一切，愿意做阿尔谢乌什卡的父亲，把他扶养成人。维罗尼卡知道，叶夫格拉弗远在天涯，回来的希望很小。但是，她终日期待着，一心扑在儿子和工作上。现在她在遥远的基洛瓦巴德，和叶夫格拉弗的母亲在一起。近些年来，他们极少见面。

　　他只等一句话，等了那么久，直到把忠贞不二的、和善的安努什卡接到自己的家。那时他想，慢慢会习惯的，也许，会爱上她的。的确，他习惯了。现在

　　如果没有她，他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维罗尼卡终归是留在他心中的一根刺。

　　唉，事情本来可以不弄成这个样子……维罗尼卡不是说过了吗？她不是劝过我了吗？他记得她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能象叶夫格拉弗那样给我这么多。斯塔尼斯拉夫，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一切。”

　　“佩斯科夫斯基会认出我吗？”

　　不久前，他在布满灰尘的相册里找到一张1943年在别尔哥罗德附近拍的照片。照片上望着他的是一个脸庞宽阔、目光炯炯、还没有蓄胡的年轻军官。是啊，连他自己现在也认不出自已了。潘捷列耶夫照了照镜子，拈着胡须，捋了捋斑斑白发，心里又想道：是啊，认不出了。

　　轻风徐徐，枝叶摇籁。潘捷列耶夫不知不觉已经走了１个多小时了。

　　新结识的棋友叫了他一声，指了指对面的空位子。下一盘，又不用排队等候，这的确很吸引人。潘捷列耶夫快走几步，登上凉亭，用心地摆好棋子。

　　上了几岁年纪的棋友侧目斜视，活象一只瞅见虫子的小鸡，从一旁仔细观察着棋局，久久地考虑着每一个棋步。突然，一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不安控制了潘捷列耶夫。他感到有人站在他的背后，紧盯着看他下棋。

　　他已经感觉到这些，想马上回头看看，可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阻止了他。他继续心不在焉地下棋，拱了一个卒子，却没想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阵势。他感到站在背后的人对这一步棋颇不以为然。他还是没有回头。

　　站在背后的人说话了：“斯塔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王后应该退下来。这样您要交棋的！”

　　潘捷列耶夫听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格拉尼亚·佩斯科夫斯基，这是他。他还活着，安然无恙……只是他也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了。

　　“请您不要多嘴。旁观时谁都会说，”棋友不满意地嘟嚷道。“旁观时谁都会支招。”

　　“我在莫斯科只呆两天。我要到基洛瓦巴德去，回家去。我给安努什卡打了电话，她说你在公园里。老头子，看到你真高兴呀。你真是个好样的。”

　　“叶夫格拉弗，你也是呀。走，到我家去！你听我说，我们大家——安努什卡和女儿——一起到基洛瓦巴德，然后再去捷列扎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同意吗？”

　　“当然同意啦！”

　　４天后，在基洛瓦巴德的尼扎米大街上，有辆汽车停在一幢白色的３层楼房旁边。

　　从车里走出来两个男人，身上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司机刚刚关了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忽然转身对司机说：“等一会儿，”然后回头对另一个人说，“叶夫格拉弗，我还是回去吧。今天最好你一个人回家。先替我和安努什卡衷心地问候维罗尼卡。”

　　“喂，等一等，你到哪儿去？”

　　“不，不，今天不去了。”

　　潘捷列耶夫向叶夫格拉弗挥了挥手，对司机说：“回旅馆。”

　　……

　　３楼套间里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正在批改学生作业的维罗尼卡·佩斯科夫斯卡娅不满地嘟哝道：“有意思，谁在那里敲门，为什么不按电铃？阿尔谢乌什卡，去开门。”

　　“叔叔，您找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问道。他把门打开一条缝，看见一个面有窘色的男人，手中拿着许多盒子。

　　“请你告诉我，维罗尼卡·维尼阿米诺芙娜在这儿住吗？”

　　“妈妈，有位叔叔找你！”孩子向屋里喊道。

　　【全文完】